02 茶馬貿易和朝貢的關系(茶馬古道的歷史意義是什么？)

四川“茶引”為五萬道，其中二萬六千道為“腹引”，二萬四千道為“邊引”。所謂“腹引”，即行銷內地茶的憑證；所謂“邊引”，即只能在邊地少數民族地區銷售的茶證。行銷打箭爐一帶的稱“南路邊引”，也就是后來的所謂“西康邊茶”。以灌縣為制造中心，行銷理、茂一帶的茶稱“西路邊引”。當時還規定每引配茶一擔（一百斤左右），納課稅一兩二錢，后來根據民族地區的交通運輸情況，改訂引茶五包納課稅一兩二錢。《雅州府志》記載：清雍正八年（1730年）“南路邊引”情況為，雅安二萬七千八百六十引，名出一千八百二十引，榮經二萬三千三百一十四引，天全三萬一千一百二十引，邛崍二萬零三百引。合計茶引十萬零四千多張，銷售地均在打箭爐。可見，自明代以來僅官府規定的茶馬交易已有相當的發展。

朝廷明確規定，商人認引以后，按引納稅。雖然茶引可以轉讓，但非到人亡產絕，不能注銷。明朝廷之所以如此控制茶葉的銷售，其目的是利用茶馬交易，控制少數民族，鞏固其統治。盡管如此，漢藏民族人民之間的貿易關系始終不斷，藏族人民經常以馬匹、氆氌等物，到內地換取鹽、茶葉和布匹。甘孜藏族地區的藏族人民“專務貿販碉門烏茶，蜀之細布，博易羌貨，以贍其生”。當時雅安、打箭爐等地，已成為藏漢人民互市的場所，甚至有的漢人還跋山涉水，深入到更遠的藏區，從事貿易活動。隨著藏漢兩族民間貿易的頻繁往來，官府茶馬交易出現了十分蕭條的景象。正如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敕右軍都督府曰：……邇因私茶出境，馬之入互市者少，于是彼馬日貴……茶日賤”，各地土司對引岸制度的束縛表示不滿。明永樂十三年（1415年）二月，“四川長河西、魚通、寧遠等處軍民宣慰司言：西方無他土產，惟以馬易茶為業。近年禁約之后，生理甚艱，乞仍開市，庶幾民有所養”。足見明朝制定的茶葉引岸制度實際上阻礙著漢藏貿易的發展，官府組織的茶馬司也越來越不能滿足漢藏民族間日益增長的茶馬交易需求。因此，民間的往來貿易通過各種途徑得到發展。

除了民間的貿易和官方組織的茶馬交易之外，藏區諸土司的上層喇嘛還以朝貢的方式至內地貿易。他們朝貢的人數多則數千，少則數百。貢使帶來的貨物有馬、氆氌、珊瑚、犀角……等等，貨物琳瑯滿目，而朝廷也照例給以綢緞、茶、鈔等優厚的回賜。這種貢賜關系實際起著交流貨物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對貢使帶來貨物，官方都要給價，并準予開市貿易，途中往來可免費乘馬，沿途受到地方招待，至京又獲厚賞。所以藏區的土司及上層喇嘛爭相前往，甚至出現冒名頂替的情況。

明代茶馬交易的興盛，促進了漢藏兩地的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據文獻記載：明嘉靖年間，漢區的雅安、邛崍、天全、滎經、名山等地隨著茶馬貿易的發展，茶號商人達八十余家。與此同時，邊茶的主要銷售地打箭爐，明以前這里幾乎是一片荒涼的牧場，僅有元代留下的碉房和紅教寺院，而明代以后隨著邊茶在此集散，四十八家“鍋莊”先后形成，日漸繁榮起來。“鍋莊”實際上是明代以來的漢藏通商貿易的產物。

到了清代，尤其是乾隆以后，“茶馬古道”更加暢通，但“茶馬互市”作為一種重要制度逐漸從歷史的地平線上消失，取而代之，出現了“邊茶貿易”制度。由于交通和經濟的發展以及漢藏交流為中心的各民族之間的來往增加，進入“茶馬古道”沿線的商品種類大幅增加。雖然藏族對內地茶葉的需求有增無減，但同時對其他產品如絲綢、布料、鐵器以及生產和生活資料等商品的需求增加。而內地對藏區的馬需求明顯減少，對藏區皮革、黃金以及蟲草、貝母等珍貴藥材的需求大幅增加，漢藏之間的貿易范圍更加廣泛。在這種情況下，清朝把“榷茶”制度改為“引岸”制度。在經營上改宮茶為商茶，更加促進了“茶馬古道”沿線的各民族之間的民間貿易的繁榮和發展。從此，從東部的康定開始經甘孜、德格到昌都或經理塘、巴塘、芒康到昌都，再從昌都到拉薩，由康藏地區大寺院、大土司、大商人組織的商隊馬幫絡繹不絕。騾鈴聲聲，馬蹄陣陣，“茶馬古道”翻開了新的一頁。曾經一段時期內，英帝國主義拉攏漢族茶工到錫金種植茶樹，發展茶業，企圖爭奪對藏區的貿易市場，進而達到削弱和破壞漢藏關系之目的，然而藏族人民仍舊千里迢迢來內地換購他們喜愛的“邊茶”。1941年統計，僅康定出關的茶葉達50萬包，其中運到拉薩一帶的有20萬包。

“茶馬古道”作為一條連接內地與西藏的古代交通大動脈，歷經唐、宋、元、明、清，雖然最后從歷史的地平線上消失，但其歷史作用和現實意義不可低估：

1）茶馬互市的發展和“茶馬古道”的繁榮，促進了川藏和滇藏沿線高原城鎮化的發展。如滬定、康定、德格、甘孜、巴塘、中甸、昌都等比較著名的高原城鎮就是隨著“茶馬古道”的開通、繁榮而相繼出現的。其中康定作為“茶馬古道”上的交通咽喉，在唐、宋時只是一個架設帳篷的臨時露天市場。“明以前這里幾乎是一片荒涼的牧場，僅有元代留下的碉房和紅教寺院，而明代以后隨著邊茶在此集散，48家鍋莊先后形成日漸繁榮起來。‘鍋莊’實際上是明代以來的漢藏通商貿易的產物。”（見拙著《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話》），隨著茶馬貿易，以“鍋莊”形式的固定貨棧紛紛興起，于是市場勃興，人口遞增，成了康藏地區的商品重鎮。在它最興盛之時：“爐城嚴如國都，各方土酋納貢之使，應差之役，與部落茶商，四時幡湊，騾馬絡繹，珍寶薈萃，凡其大臣所居，即為馱商集息之所，稱為鍋莊，共有四十八卜家，最大有11家，稱八大鍋莊。有瓦斯碉者，鍋莊之巨擘也，碉在水會流處，建筑之麗，積蓄之富，并推爐城第一。康藏巨商成集于此，此則番夷團結之中心也……全市基礎，建于商業，市民十分之八九為商賈。”（《西康圖經.西域篇》），由此可見一斑。

2）“茶馬古道”也是各民族交往和融合之道。近千年來，隨著“茶馬互市”的發展和“茶馬古道”的開通，漢、藏等各民族常年往來其間，尤其元代以后，漢族居民一批接著一批源源不斷地涌進康藏地區，形成了一首山歌中所唱的“山上住的是藏人，山下住的是漢人，雖然住處各是各，每天生活在一起”（見拙著《甘孜藏族自治州史法》），漢族居民沿著“茶馬古道”移居康藏高原，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他們和藏族人民一道從事各種生產，促進了康藏地區的經濟發展、市場繁榮、民族團結和社會進步。

3）最重要的是歷代中央王朝通過“茶馬互市”和“茶馬古道”，實現了“羈縻”政策，從而更加鞏固了西南邊疆，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因此，“茶馬古道”與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絲綢之路和唐蕃古道一樣，在促進西南地區，尤其是康藏地區各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方面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可以說“茶馬古道”不僅是經貿之道、文化之道，也是重要的政治之道。在治藏安康方面產生過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

4）2002年6月，西藏自治區昌都地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聯合主辦了規模宏大的“茶馬古道”綜合科學實地考察活動。我應邀作為這次考察和研討活動的總顧問、總領隊，與來自全國十多個科研單位、大專院校的專家學者和十余家新聞媒體的記者、編輯人員，共同乘車走完了從成都到拉薩的幾千公里川藏一線的“茶馬古道”。經過實地考察和反復研討，大家認為“茶馬古道”雖然今天已成為著名的古歷史文化遺產，但在當前中國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和西部大開發的條件下，如果對它進行深入的挖掘、精美的包裝、大力的宣傳，研究和開發“茶馬古道”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

第一，“茶馬古道”與“絲綢之路”和“唐蕃古道”等一樣，曾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著名的西部國際貿易古通道之一，在古代中國對外經濟文化交流和古文明傳播中起過重要的歷史作用；也是歷史上中國藏區連接祖國內地，并外延至南亞和中亞的紐帶；是中國西南各民族自古以來相互交往、融合的走廊；是歷史上西藏各族人民和中華各族人民同生共存、團結和睦的橋梁和象征；也是藏漢民族不斷交融和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的歷史見證。

第二，“茶馬古道”沿線所經過的藏、川、顛都是少數民族地區，又是地勢差異最復雜、中緯度海洋性冰川最發育、地表作用最活躍的高原，擁有眾多而又獨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觀，完全具備成為世界級精品乃至極品旅游熱線的可能。如果國家把“茶馬古道”納入西部開發的重大項目，川、顛、藏三省區連手合作，把開發這條“世界屋脊”上的黃金旅游線作為帶動地區社會經濟跨越式發展的突破口，我們相信它將能帶動川、顛、藏最貧困地區百萬各族人民脫貧致富。由此也可以達到我國藏區社會長治久安，經濟快速發展的雙贏目的。

第三，“茶馬古道”穿越我國著名的橫斷山脈，沿線獨特的高山峽谷，景色壯麗，森林茂密，民族文化豐富多采，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和民族文化多樣性。由于歷史的原因，許多地方迄今仍然是一塊凈土，具備走經濟、文化、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可持續發展的最佳條件。

第四，在“茶馬古道”學術研討會上，專家們一致認為：“茶馬古道”無論在自然資源還是文化資源上都是一條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古道，它的旅游品牌效應具有不可復制性，擁有巨大的國際旅游市場潛力，對國內外游客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互市有哪些別稱？

互市貿易是歷代中原王朝與邊疆民族進行經濟交流的一種重要形式。所謂“互市”，也稱“關市”，即中原王朝在緣邊地區開辟交易市場，保護官府或私人與邊疆民族進行互通有無的交換活動，尤其是讓邊疆民族以買賣、交換的方式獲得所需的生活、生產必需品，以減少其對邊境地區的襲擾。

與邊疆民族進行互市貿易的主張最早是由漢朝的賈誼提出的。賈誼認為，可以利用匈奴“樂關市，嗜漢財物”的心理，通過貿易交流，互通有無，從而以漢族高度發達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去感召和影響匈奴。這一主張得到朝廷的重視。漢文帝時，開始出現了由政府主辦的互市制度，內地人員可以在指定地點與匈奴進行以物易物的貿易。因為這—制度滿足了雙方的需要，結果漢、匈雙方的關市貿易發展很快，同時，“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長久以來邊境的緊張狀態也得以緩和。于是，漢朝又將這一制度推行于其他邊疆地區，如漢朝對割據嶺南的趙佗政權以及西域各國，都采取了允許互市的政策。

漢代以后，歷代中原王朝基本上都將互市貿易作為安定邊疆的一個有效手段，而且商業貿易的規模也越來越大。如隋煬帝時，隋朝政府就對西域各國采取了積極的通商政策。前來朝貢、經商的大致有30余國。宋朝時，除在河北等地設“榷場”供宋、遼兩國百姓交易之外，還在西北、西南邊疆地區設立“市易務”——官營經商機構，“置坊列肆，使蕃漢官私兩利”。當然，在發展互市貿易方面，最為著名、影響最大的還要算唐宋以后實施近700年的“茶馬貿易”，以及明代的“馬市”。

歷史上，我國北方、西北和西南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食肉飲酪”，對中原王朝的茶葉和糧食需求極大，有所謂“一日無茶則滯，三日無茶則病”之說。當然，需求是雙向的，施惠與受益成正比。對中原王朝來說，邊疆地區的馬匹也必不可少。即使日常生活可以沒有畜產品，但軍隊卻不能沒有戰馬，因為在冷兵器時代，戰場的主要突擊力量是騎兵，所謂“國家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馬”，而多數產馬區恰恰就在邊疆地區。因此，以茶葉和糧食來交換邊疆民族地區戰馬的“茶馬交易”，就成為雙方互市貿易的主要內容。

據歷史記載，唐肅宗時，唐朝政府曾出于籠絡邊疆民族以及軍事需要，開始與回紇族進行以茶易馬的貿易，從而開“茶馬貿易”之先河。宋神宗熙寧六年(公元1074年)，宋朝政府采納大臣王韶的建議，正式設立“提舉茶馬司”，負責茶葉的收購和買馬的工作，并在陜、甘、川多處設置“賣茶場”和“買馬場”。雖然宋朝用茶換來的馬，絕大多數都是短小瘦弱的馬，難以用于戰爭。但“茶馬貿易”的實施，增加了邊民的收入，對穩定邊疆還是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后明、清兩朝，“茶馬貿易”或稱“茶馬互市”綿延不絕。

明朝的“馬市”則是中原王朝與邊疆進行互市貿易的另一種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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