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葡萄牙海外島嶼(葡萄牙為什么占據澳門)

家的殖民地就完全消失了，地球上還有大量的島嶼、土地掌握在殖民地手中，至今依然沒有改變。

例如，英國還有安圭拉、百慕大群島、直布羅陀等13個海外領地；法國有法屬圭亞那等11個海外領地；美國有馬里亞納群島、中途島等太平洋的多個島嶼；葡萄牙還占據著馬德拉群島和亞速爾群島；西班牙占據著休達和梅利利亞；丹麥擁有世界最大的島嶼——格陵蘭；尼德蘭有阿魯巴、庫拉索、荷屬圣馬丁等。可能還需要第四次民族解放運動才能改變以上的現象。

二，繼承者的海外領地

除了以上的傳統的殖民國家之外，還有一些從殖民國家獨立而來的國家也擁有一定的海外領地。這些領地要么是從宗主國那里繼承而來，要么是獨立之后擴張而來。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智利、阿根廷等都有一定的海外領地。

澳大利亞的海外領地主要是圣誕島、諾福克島、麥夸里島、赫德島、科科斯群島，新西蘭的主要是托克勞群島。兩者都是從宗主國英國手中繼承而來的。

而印度的尼科巴—安達曼群島也是從英國繼承而來，而這些島嶼在地理上屬于東南亞，劃給緬甸才是最合適的。印度得到尼科巴—安達曼群島后，就有了封鎖馬六甲海峽，稱霸印度洋，對中國的海上生命線產生了嚴重的威脅。

當今四大洋，到處都是英、法、美等國的島嶼，反觀我們中國，在海外沒有一寸的領地。在海外擁有一塊領地，并非只是一塊土地這么簡單。首先經濟上來看，擁有一個小島，就擁有了周邊12海里的領海，200海里內的專屬經濟區，甚至可以擴大到了350海里。這也就是為什么法國的陸地面積如此之小，但是海域面積卻位居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而中國的領海面積只位居世界第十，還少于新西蘭。

從軍事上來說，海外領地可以成為一國在海外的軍事基地，扼守交通要道，擴大國家的影響力。例如，英國占據著直布羅陀，可以扼守大西洋到地中海的航運線路；印度占據尼科巴—安達曼群島，扼守著馬六甲海峽；美國占據著馬里亞納群島，建設有關島軍事基地，對亞太地區形成了強大的威懾；法國在南美洲的圭亞那，成為法國接入南美洲事務的中介。

三，中國為何沒有海外領地？

縱觀中國歷史，中國的古代王朝基本不在海上擴張，而西方國家從腓尼基。希臘、羅馬時代就熱衷于在海外建立殖民據點。這其實是兩種不同的文明決定的。中國是農耕文明國家，主要的擴張方向是農耕地區或者半農半牧地區，而西方國家是海洋文明，因而總是會占據海上咽喉，以獲得更大的商業利益。中國封閉自守、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限制了我們在海上的擴張步伐。

當然，我們也并非是對海上一點也不感興趣。古代的百越民族就習慣于水上生活，他們曾經活動于海南島、臺灣島，是開發兩島的早期居民。隨后，漢朝跟著南越人的腳步登上了海南島，從此海南島納入了中國版圖。而臺灣島離大陸比海南島要遠一點，我們直到清朝才將之正式納入版圖，設置臺灣府、臺灣省。

在元朝時期，蒙古人無論在陸地上還是海上都展現了雄心壯志。忽必烈曾經遠征日本，南征緬甸、交趾、占城、爪哇，是中國第一次在海上大規模用兵。明朝永樂年間，派遣鄭和下西洋，開始將勢力范圍南移到了馬六甲海峽一帶。但是明朝只滿足于東南亞各國的稱臣納貢，耀武揚威，并未想在西洋建立據點。當鄭和的船隊在馬六甲海峽擊敗海盜陳祖義之后，就冊封了當地華人施進卿為舊港宣慰司，停留在名義上的冊封上，并未派遣軍隊駐守。

而當時正是西方殖民運動興起的時代。1440年，舊港被滿者伯夷吞并，而明朝方面似乎一點也不關心，畢竟這時候的明朝還在推行嚴格的海禁政策。1511年，葡萄牙開始侵入馬六甲，到1528年正式滅馬六甲王國。此后，東西方貿易被西方人壟斷，明朝對于此事并不知情。隨后，澳門也被葡萄牙占據，臺灣被荷蘭占據，明朝似乎也漠不關心。中國在海上走得最遠的時代，也是中國人遠離海洋的時代。

清朝時期，中國依然只滿足于周邊各國的朝貢。乾隆時代，東南亞的華人在加里曼丹島建立了蘭芳共和國，該國制度上學習西方，文化上保留中國的傳統。為了與荷蘭等國抗衡，蘭芳共和國向清朝稱臣，試圖得到中國的保護。然而乾隆認為他們就是海上流寇，因而拒絕他們的要求。最終，孤立無援的蘭芳共和國被荷蘭所滅。中國人再一次錯過了海外擴張的機會。

鴉片戰爭后，西方不斷入侵中國，中國的國土不斷淪陷，連自保都顯得困難，更別說在海上擴張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亞洲的國家又紛紛獨立，和中國建立了平等的外交關系。他們還要反過來爭奪我們的島嶼，如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在南海上瘋狂圈地，導致我們損失慘重。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絕不會對外擴張，但我希望我們能夠拿回屬于自己的土地。

葡萄牙為什么占據澳門

1553年－－明朝

西方殖民主義者侵入中國，是從葡萄牙占據澳門開始的。關于葡人入居澳門的緣由，歷來有種種說法。本文試圖通過討論這些說法，對葡萄牙殖民者以什么方式以及為何能占據澳門作一探討。

葡萄牙人是怎么占據澳門的呢？國內外有各種不同意見，歸納起來，主要有四種說法。

一是“借地說”。1602年刊印的《廣東通志》曰：“嘉靖三十二年，舶夷趨濠鏡者，托言舟觸風濤縫裂，水濕貢物，愿借地晾曬。海道副使汪柏徇賄許之，僅蓬累數十間。后工商牟利者，始漸運磚瓦木石為屋，若聚落然。自是諸澳俱廢，濠鏡為舶簸矣。”（注：轉引自《中國近代對外關系史資料選輯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在清人任光印、張汝霖所著的《澳門記略》中也有同樣記載。這種說法已被我國學術界普遍認可，以作為葡人居澳的由來。張維華先生在《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中引用《澳門記略》，并認為：“葡商寄居澳門之始，原於假地暴貨，揆諸當時情況，蓋為可信。”（注：見張維華《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8頁。）

但是，如果查對《明史·佛郎機傳》、《明實錄》以及其它史料，問題就來了。據記載，正德十五年，明朝當權者鑒于佛郎機侵奪鄰邦擾亂內地而“絕其朝貢”。正德十六年，佛郎機以接濟朝使為詞來粵求市，禮部明文指出“佛郎機非朝貢之國，又侵奪鄰封，獷悍違法，挾貨通市”，“且夷情叵測，屯駐日久，疑有窺伺”，下令“鎮巡等官亟逐之，毋令入境”。嘉靖二年，發生新會西草灣抗擊佛郎機的戰役。嘉靖八年，巡撫林富奏請通市舶，也仍然不許佛郎機入境。嘉靖二十六年，朱紈為巡撫，嚴禁通番，佛郎機先后侵犯漳州、詔安，遭痛擊。朱紈死后，海禁復弛，但明朝當權者并未允許佛郎機“入貢”。有事實為證：嘉靖四十四年，葡萄牙人“偽稱滿剌加入貢，已改稱蒲都麗家”，結果，“守臣以聞，下部議，言必佛郎機假托，乃卻之。”據此，自正德末嘉靖初起，明朝當權者對佛郎機一直有所警惕。那么，在嘉靖三十二年，作為非朝貢國的佛郎機想以“舟觸風濤縫裂，水濕貢物，愿借地晾曬”為借口，公開進入澳門，顯然是不可能的。那么，又該如何看待《廣東通志》的記載呢？筆者認為，《廣東通志》所說的舶夷，當是泛指所有外國船只，全段記載旨在說明澳門成為夷商聚居地的由來。把它簡單地套在佛郎機身上，恐怕有失妥當。

從上面所引《廣東通志》的記載中可知：政府官員的貪污受賄，是葡人能夠混入澳門的重要原因。關于這一點，在中外史料中均可找到證據。至于“托言”的事，筆者認為，雖然有可能發生，但是，如果說夷商借口舟觸風濤便是以入居澳門，則未免把事情簡單化了。

我們知道，嘉靖四十三年，也就是在葡人入澳約10年的時候，龐尚鵬在《區畫濠鏡保安隅疏》中提到：“每年夏秋之間，夷舶乘風而至，止二三艘而止，近增至二十余艘，或又倍焉。往年俱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惡，難于久駐，守澳官權令搭蓬棲息，殆舶出洋即撤去之。近數年來，始入濠鏡澳筑室居住，不逾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以上。”這段話表明了一個重要事實，即：夷商入濠鏡澳筑室之前，已得到守澳官的許可，在外島搭蓬棲息。至于沒有在島上久駐，主要原因在于夷舶乘季風往返，船的數量少，停泊的島嶼水土差，故而回帆撤去。隨著夷舶的大量增加，那種在外島上季節性進行貿易的方法，顯然已滿足不了海上貿易，尤其是殖民主義者對華擴張的需要。葡萄牙人在1521年被逐出屯門后，很可能曾在雙嶼形成“宏偉而富庶的居留地”，（注：參閱龍思泰著《早期澳門史》，東方出版社，1997年。）當這個居留地被當作“賊巢”夷為廢墟后，葡人先后在泉州、漳州、上川島、屯門、浪白澳等地活動，并有住所。葡萄牙作為殖民主義國家，冒險來到南亞和遠東的目的是為了“發現”，即開拓殖民地。葡人一旦有機會涉足濠鏡，那么“筑室居住”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了。

對此，明朝的當權者是缺乏足夠認識的。雖然佛郎機以巨炮利兵橫行海上，已暴露出殖民者的面孔，但是，在一些人眼中，佛郎機畢竟有別于“夷狄”和“山海二寇”。這一點，從嘉靖二十八年朱紈被劾的事件中，得到充分反映。朱紈任浙江巡撫，曾采取嚴厲措施禁止通番，驅逐在浙閩沿海活動的葡萄牙殖民者，但遭到朝廷內外的反對，以至于被革職后飲藥自盡。反對朱紈的一個重要理由，正如閩人林希元在《與翁見愚別駕書》中所申述的：“佛郎機之來，皆以其地胡椒，蘇木，象牙，蘇油，沉、束、檀、乳諸香，與邊民交易，其價尤平，其日用飲食之資于吾民者，如米面豬雞之數，其價皆倍於常，故邊民樂與為市，未嘗侵累我邊疆，殺戮我人民，劫掠我財物。”還不僅如此，據林希元說，佛郎機初來時，“慮群盜剽掠累己”，曾驅逐“橫行海上，官府不能治”的強盜林剪，“據此則佛郎機未嘗為盜，且為御盜，未嘗害吾民，且有利于吾民也。”林希元也承認，佛郎機收買華人子女有罪，但在他看來，“罪未至於強盜。邊民略誘賣與，尤為可惡，其罪不專在彼”。林希元的觀點，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它反映了當時地方權貴對葡萄牙殖民主義本質缺乏認識。正由于朝廷內外有這么一股姑息佛郎機的勢力，葡萄牙殖民擴張活動才能夠得逞。

另一方面，中國是一個疆域廣闊、民族眾多的國家。早在西漢時期，京師長安城內便有“蠻夷邸”專供外人居住。北魏時的洛陽，則有“四夷館”。到了唐代，不僅在京城長安，而且在對外貿易口岸，都形成過外人聚居的“蕃坊”。唐朝末年，蕃坊一度衰落，到了宋代又重新復興，一直沿習到元代。如果考慮到中國封建王朝歷來奉行所謂“懷柔”政策，允許外人在領土上聚居，而當時明朝當權者通過開放濠鏡澳可以用合法（抽稅）或非法（受賄）的手段得到經濟上的好處，那么，可以設想，夷商從島上“搭蓬棲息”到入澳門“筑室居住”，并非是件難事。筆者認為，在海外貿易的稅收已成為地方政府官員收入來源的情況下，夷舶無需“舟觸風濤”的借口，只要舍得花錢，并服從抽分，那么，要求進入澳門“互市”，是不會遭到拒絕的。

關于葡人居澳的另一說法，是“混入說”，見《明史·佛郎機傳》：“先是，暹羅、占城、爪哇、琉球、浡泥諸國互市，俱在廣州，設市舶司領之。正德時，移于高州之電白縣。嘉靖十四年，指揮黃慶納賄，請于上官，移之濠鏡，歲輸課二萬金，佛郎機遂得混入。高棟飛甍，櫛比相望，閩、粵商人趨之若鶩。久之，其來益眾。諸國人畏而避之，遂專為所據。”（注：轉引自《中國近代對外關系史資料選輯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關于《明史·佛郎機傳》這一段記載，按戴裔煊先生考證，出自《天啟實錄》編者的按語。戴氏在《關于葡人入據澳門的年代問題》一文中指出，《天啟實錄》的按語本身是有種種錯誤的，明代廣東市舶提舉司并沒有移于電白，在當時，廣東封建統治的上層人物都一致反對的情況下，準許佛郎機僑寓濠鏡，是不能令人置信的事情，至于納賄而請于上官的“黃慶”，極可能是萬歷五年（1577年）以后移鎮澳門的王綽。由此，戴氏斷定：“認為葡萄牙殖民者從嘉靖十四年開始混入澳門，這種說法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不足為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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