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解放前上海外國人的領地(舊中國所受的屈辱資料)

立的“租界”，擁有行政、立法、司法、警察和財政大權，成為完全獨立于中國的行政和法律制度之外的“國中之國”。1885年，外國侵略者甚至在上海法租界公園門口公然豎起“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肆無忌憚地侮辱中國人的人格。

——帝國主義強迫中國簽訂了1100多個不平等條約，對中國的財富進行了大規模的瘋狂掠奪。據統計，近百年來，外國侵略者通過這些不平等條約掠去戰爭賠款和其他款項達白銀1000億兩。其中《南京條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8個不平等條約就勒索賠款19.53億兩白銀，相當于清政府1901年收入的16倍。而日本僅通過《馬關條約》勒索的賠款2.3億兩白銀，就相當于當時日本國家財政四年半的收入。侵略者在戰爭中的破壞和搶劫造成的損失，更是難以估算。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期間(1937—1945年)，中國有930余座城市被占領，直接經濟損失達62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過5000億美元。國家主權喪失，社會財富遭洗劫，使中國人民失去了最起碼的生存條件。

面對國家主權的淪喪和人民生命的浩劫，中國人民為救亡圖存，爭取國家獨立，同外國侵略者進行了一個多世紀不屈撓的斗爭。在這期間，中國爆發了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以及推翻了封建清王朝的辛亥革命。這些革命運動雖然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但終究沒有能使中國擺脫半殖民地的地位。直到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推翻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后，這種狀況才發生根本的變化。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誕生后，就在政治綱領中明確地提出，“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打倒軍閥，統計表中國為真正民主共和國”，并領導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在中國大陸上鏟除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勢力，結束了中國一百多年來任人宰割、受盡欺凌的屈辱歷史和長期戰亂、一盤散少的動蕩局面，實現了人民夢寐以求的國家獨立和統一。占人類總數近四分之一的中華民族再也不是侵略者可以任意屠殺侮辱的民族，中國人民以國家主人的姿態站立起來，第一次真正享有了應有的人格尊嚴，贏得了全世界的尊敬。中國人民的生命安全從此獲得了根本保障。

國家的獨立雖然使中國人民的生命不再遭受外國侵略者的蹂躪，但是，還必須在此基礎上使人民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才能真正解決生存權問題。

吃飽穿暖，這是長期陷于饑寒交迫困境的中國人民的最低要求。舊中國的歷代政府不僅沒有能解決這一問題，反而加重了人民的災難。在舊中國，只占農村人口10%的地主和富農占有70%的土地，而占農村人口70%的貧雇農卻只占有10%的土地；占人口極少數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壟斷著80%的工業資本，操縱著全國的經濟命脈。中國人民遭受著地租、賦稅、高利貸和工商資本的層層盤剝，其所受的剝削和貧困的程度是世界上罕見的。據統計，1932年，僅苛捐雜稅的名目就多達1656種，捐額約占農民收獲量的60%至90%。加上反動政府在政治上腐敗無能，喪權辱國，充當帝國主義的統治工具，大小軍閥割據，長期戰亂不已，使人民災駿深重，生存維艱。據估算，舊中國有80%的人長期處于饑餓、半饑餓狀態，幾乎每年都有幾萬到幾十萬人因饑餓而死。一遇自然災害，更是餓殍遍野。1931年，華東地區水災，造成370多萬人死亡。1943年，僅河南省餓死者就達300萬人，另有1500萬人靠啃草根、吃樹皮度日，瀕臨死亡邊緣。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反動政府發動內戰，榨取民脂民膏，造成經濟全面崩潰。1946年，各地餓死1000萬人。1947年，全國饑民竟達1億多人，占當時全國人口的22%。

1949年新中國建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始終把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作為自己的頭等大事和最緊迫的任務。人民政府領導全國人民用了三年時間，集中精力醫治戰爭創傷，使國民經濟迅速恢復到歷史的最高水平。在此基礎上，中國又不失時機地實現了對農業、手工業烽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根本上消滅了剝削制度，實行了社會主義制度，使中國人民在歷史上第一次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和社會財富的享有者。這就極大地激發了人民群眾建設新中國和新生活的積極性，解放了社會生產力，使社會經濟以中國歷史上空前的速度心。1979年以后，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進一步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心，從而基本解決了11億人口的吃飯、穿衣問題。中國耕地只占世界耕地的7%，人均占有量只有1.3畝，比美國的人均12.16畝和世界平數4.52畝低得多，卻養活了占世界人口22%的人。西方某些政治家曾經斷言：中國沒有一個政府能夠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但是，社會主義中國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了這一歷史難題。40多年來，雖然中國平每年凈增1400多萬人口，但是主要生活消費品人均攫消費量卻有很大提高。根據抽樣調查，中國居民每人每天從食品中攝取的熱量，1952年為2270千卡，1978年為2311千卡左右，1990年達到2630千卡左右，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中國人民的壽命和健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據統計，中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已從解放前的35歲提議到1988年的70歲，超過世界中等收入國家水平。人口死亡率從解放前高達33‰下降到1990年的6.67‰，成為世界上死亡率最低的國家之一。1987年，中國的嬰兒死亡率為31‰，已接近高收入國家水平。中國人口的體質特別是青少年的身體發育狀況，也比舊中國有很大提高。1979年同1937—1941年相比，15歲的男孩身高增加1.8厘米，平均體重增加2.1公斤；15歲的女孩身高增加1.3厘米，體重增加1公斤。從1979年至今，中國人民的體質又有了明顯的提高，徹底甩掉了舊中國“東亞病夫”的帽子。

人民的溫飽問題基本解決了，人民的生存權問題也就基本解決了。這是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在爭取和維護人權方面取得的歷史性的成就。

在中國，維護人民的生存權利，改善人民的生存條件，至今仍然是一個首要問題。雖然中國已取得了獨立，但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國力有限，維護中國的獨立與主權，保證中國不再受到帝國主義的欺凌，仍然是中國人民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雖然中國已經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但是，經濟發展水平還比較低，人民的生活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的差距，人口的壓力和人均資源的相對貧乏還將制約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一旦發生動亂或其他災難，人民的生存權還會受到威脅。所以，保持國家穩定，沿著已取得成功的路線，集中精力發展生產力，堅持改革開放，努力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增強國力，使全國人民的生活在溫飽的基礎上進一步達到小康水平，從而使人民的生存權不致受到威脅，這是中國人民最根本的愿望和要求，也是中國政府一項長期而緊迫的任務。

上海石庫門的特點

最早的石庫門產生產生于19世紀70年代，基于傳統的江南民居，繼承了傳統中國式建筑以中軸線為對稱布局的特點.當時的上海正值列強分據的局面，西方的建筑細部和中國傳統建筑裝飾加以融合，成為上海近代史上一個獨特的時代產物。最早石庫門規模一般在三到五開間，有前后各兩個出入口，正中就是所謂的“石庫門”。后來，受到西方文化影響，石庫門又發展出了新版本。1930年前后，由于新式里弄、花園洋房的發展，石庫門漸漸成為貧民區。1990年前后，上海市政府開始大規模拆遷石庫門。從此石庫門走入歷史。

老式石庫門相比新式石庫門，老式石庫門住宅更有中國風韻，也更類似于北方的四合院建筑。左右廂房圍繞著一個天井，正對面是所謂的客堂間。客堂間面積約12平方，作用類似于現在的客廳。客堂間的兩側是所謂的次間，次間后面的扶梯能夠到達第二層樓，后天井在次間的后面，規模大約是前天井的一半，并有一口水井供一家人用水（后也有裝自來水的）。正對后天井的，是附屋，一般作廚房、廁所和儲藏室。老式石庫門有前后兩門，前立面的中央就是“石庫門”。前后圍墻高度基本一致，形成一個幾乎與外界隔離的包圍圈，形成了一個獨立于外界的領地，有鬧中取靜之感，頗受當時社會上層人士的歡迎。

1910年前后，“新式石庫門”，一種改進版的石庫門誕生。原有的石庫門漸漸被淘汰。新式石庫門的規模比老版的小，規模在單開間到雙開間之間，雙開間的石庫門只“繼承”了一側的前后廂房，單開間則完全拋棄了廂房。除此之外，新式石庫門的特征還包括亭子間和平頂的附屋，以及更傾向西方式的建筑風格。現在上海大多數仍然有人居住的石庫門屬于新式石庫門。

石庫門的衰落1930年代前后，新式里弄和花園洋房開始大規模建設，石庫門漸漸淘汰，變成社會下級階層的聚居區，后來逐漸淪為棚戶區，出現了一棟石庫門中住著幾十家人家的現象（這種現象后來被改編成上海滑稽戲《七十二家房客》）。1990年前后，由于上海發展的需要，當局開始針對石庫門房屋的大規模的拆遷行動。現在，城市中大部分的石庫門建筑已經被拆除，只有在一些中心城區還保留了一些石庫門建筑。

舊中國所受的恥辱和新中國取得的成就詳細內容

一、人民的真正解放

“中國人民真正解放了”是今日中國最流行的口號之一。表面看來，凡是口號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宣傳性。但從歷史觀點看來，這口號是無可否認的、空前的、嶄新的基本事實。從最早有文獻的商代起，國王是世襲的，“國”是“王室”的擴大，國家的土地是國王的“產業”。商部落國家最大多數的成員，即卜辭和《尚書》“盤庚篇”中的“眾”，直接間接都是商王的隸屬，從事生產，擔負勞役兵役。周代疆土擴大了，不得不施行封建，土地和人民都屬于周天子和列國封君；因為列國封君是由周天子所封，所以理論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經過春秋、戰國幾百年的巨變，秦、漢大一統帝國的出現，帝國制度延續到辛亥革命，共兩千一百多年。在這漫長的帝國時期，土地所有和賦役制度，人民在政治、法律、經濟、社會地位，各朝代之間都有些性質及程度上的不同，本文不必細論。但值得注意的是當西漢皇帝制度建立之際，民間稱皇帝為“國家”。以縣吏成天子的劉邦，和以貧農成天子的朱元璋，祭祖時除犧牲菜饌之外，還陳列了賦役圖冊。歷代少數君主，為延續皇朝的生命，保持社會的安定，有時不得不采取些所謂“惠民”的治標措施。但無疑義地，兩千年來人民始終是田賦、勞役、兵役的對象，是被統治者、被剝削者、被鞭策者，決不是國家的主人。文顏博對宋神宗：“殿下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一語道破了兩千年的基本史實。

即使歷代“起義”的領袖們，從秦漢之際的陳涉、吳廣直到晚清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基本政治社會觀念都是陳舊的。其中比較激進的，在起義初期雖多少有些原始均產的號召，但這些起義，或者失敗，或者將要成功時已經變了質。起義成功者，建立新皇朝，人民仍是被統治剝削的對象。太平天國的下級成員雖較富于“革命”思想，但洪秀全和其他主要諸王生活腐敗，“天朝田畝制度”大體都沒有實行。辛亥革命，民國建立以后，直到一九四九年，不斷的內憂外患，軍閥割據下的窮征暴斂，國民政府二十二年當權期間史無前例的自私自利，使得人民的處境較若干前代更為悲慘。國民黨當政以后，出賣了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利用江浙財閥與各省土豪劣紳共治天下，建立了多種近代型的經濟金融機構，以吸取民脂民膏。正因為這些機構是近代型的，所以吸取民脂膏的效率遠遠超過以前任何皇朝。這些基本史實已是中外無政黨背景的人士所一致公認，勿庸多論。

兩千年個個皇朝都“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可是國民黨政權末期，極大多數的新型“士大夫”都被通貨膨帳弄得一貧如洗，朝不保夕了。一個絕對自私不顧一切剝削人民的政權，畢竟自行潰爛了，被人民摒棄了，無形中加速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我這個后知后覺者，當時雖已身在紐約哥倫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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