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解決國際貿易沖突的主要途徑政治(中國如何應對當今復雜的國際環境和戰略格局)

為中介的相互理解，寄希望于以可普遍化原則作為先決條件的話語論辯的解放作用。也就是說，哈貝馬斯把“交往行為”的合理化作為社會變革的目標。讓溝通不受限制，使交往行為的交互主體生活在一個美好的、沒有任何外在或內在壓制的生活世界里。哈貝馬斯在解決全球問題上同樣主張以語言為媒介，交往主體通過對話、溝通達成一致和相互理解，從而實現交往的合理化。

如果說，哈貝馬斯的商談倫理在解決全球問題上還有一定的空想性，那么主張超越民族國家，則可以說是哈貝馬斯在20世紀90年代應對全球化所帶來的問題的具體措施。

哈貝馬斯清楚地認識到，飛速發展的資本主義工業化加劇了階級對立和由此而來的社會緊張，為了轉移國內矛盾，西方國家在19世紀與20世紀上半葉利用民族主義的推動力將社會沖突引向對外的帝國主義戰爭。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劇之后，民族主義的整合力已消耗殆盡，西方各國不得不在社會總產值中支配很大份額，實行有力的基礎設施建設、充分就業的政策和完善的社會福利政策，同時促進經濟的活力，保障社會一體化，化解了階級對立，穩定了資本主義。但是，在激烈競爭的全球化的經濟框架中，民族國家要保持其國際競爭力，就不可能再繼續福利國家的政策，而必然要“采取有害于社會團結一致，使社會的民主穩定性面臨嚴峻考驗的削減政策”在哈貝馬斯看來，經濟全球化破壞了一度得以實現的社會福利國家妥協的歷史局面。而社會福利國家妥協即使不是解決資本主義內在問題的理想方案，至少也能夠把它所造成的社會代價維持在可以容忍的限度。

問題還不僅如此。一旦放棄社會福利國家的政策，勢必要造成貧富差距擴大和社會分化;而社會分化又勢必破壞自由的政治文化，喪失民主的基礎。哈貝馬斯認為“只有把民族國家的社會福利國家職能轉讓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適應跨國經濟的政治共同體，才能在迄今的水平上履行這種職能”.再說經濟全球化也必然大大削弱民族國家的能力。也就是說，只有從民族國家過渡到一個超民族國家的政治共同體，才能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繼續原先由民族國家采取的社會福利措施，對抗資本無限擴張的邏輯，保障和進一步擴大民主。他認為只有堅持政治先于經濟，對在全球范圍內橫沖直撞的資本主義加以“政治馴化”，才能使現有的社會長治久安。

經濟全球化使得地球上的人們成為風險共擔的共同體，有著無法回避的集體命運。一方面，市場的擴張遇到了地球幅員的限制，資源開發也遇到了自然界的限制。“日益變小的世界己不允許人們將行為后果外化:無須擔心制裁，而把代價和風險轉嫁給他人一如其他社會部門、其他地區、其他文化或子孫后代—的機會越來越少。這無論在重大技術的跨地區風險上，還是在富裕社會的工業所制造的危害整個地球的有害物質上，都表現得同樣明顯.”單個國家不再能靠自己的力量保護自己的公民免受全球風險。另一方面，生態環境問題、恐怖主義問題、毒品走私、跨國犯罪和軍火貿易，都不是哪一個國家可以單獨解決的;并且，解決這些問題必然也必須對民族國家的主權有所限制。面對上述人類共同的嚴重問題，“各個國家都必須在對內政策上鮮明地被納入一個負有世界義務的國家共同體的有約束力的合作過程”

他一再指出，經濟全球化造成大多數人，尤其是弱勢群體生活水平下降，收入差距日益擴大，而“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導致貧困者和無社會保障者增多，這方面的指數確鑿無疑，社會分化的趨勢同樣也是顯而易見的”“不管從哪個角度看，經濟全球化都破壞了一度得以實現的社會福利國家妥協的歷史局面。”

哈貝馬斯的設想，具體而言，就是把民族國家的社會福利國家職能轉讓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適應跨國經濟的共同體這種共同體之所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適應跨國經濟”，是由于地理的和經濟的基礎擴大而在全球競爭中獲得優勢，加強自己相對于其他國家的地位。他還認為僅將原先民族國家的調控能力轉移給跨國性的政治共同體是不夠的，關鍵是要以政治來克服“橫沖直撞的資本主義”。具體做法是，“要引進世界范圍內的政治意志構成因素，并保證政治決策的約束力”也就是將國內的民主擴大到國際范圍，借助各政治實體的市民社會和政治輿論，形成世界性的強制互助意識。只有當公民要求大力轉變對內政策形成觀念壓力，具有全球行動能力的行動者，包括民族國家在內的各種政治共同體的自我意識才會發生變化，才會日益把自己視為一個只能相互合作和相互兼顧利益的共同體的成員。

（三）哈貝馬斯的方式

1、 以交往理性約束工具理性

哈貝馬斯系統地分析了工具理性的泛濫給現代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嚴重問題，他認為要限制工具理性的擴張，必須確立交往理性。在現在看來，他的這一思想，對我們解決全球問題同樣是適用的。由于工具理性的擴張，使人們片面地認識和對待自然以及對科學的盲目崇拜，就產生了許多全球問題。

哈貝馬斯認為工具理性的實質是:在目標確定的情況下選擇達到這一目標最有效的手段，或在被給定的條件下現實地權衡和制定所要實現的目的。在他看來，工具理性完全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人在生活世界以及彼此間的交往中遵循著一種完全不同于技術規則的特殊規范。這種規范必須通過語言的共識來形成，并以語言的形式而存在。人之所以為人，并不僅僅在于能自覺地進行物質必需品的再生產或工具的使用，而在于能夠使用語言。人的自我意識的發展與語言的發展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對人的行為的分析最終必須落實到語言。以語言形式進行的交往活動主要應歸結為建立在特定觀念和原則的有效性共同理解之上的和諧共處。也就是說，要克服工具理性帶來的弊端，限制工具理性的擴張，必須在主體間建立一種以語言為媒介，通過對話形成共識的交往理性。

哈貝馬斯主張通過交往理性來限制工具理性，就是要求人們，不要只注重目的—手段的合理性。在現實中，就是要正確地認識科學技術的兩面性，人們不能一味追求“工具—目的理性”，不能以工具合理性作為評判一切的標準。雖然科學技術能大大發展生產力，能極大豐富我們的物質生活，但是，我們不能無限度的向自然索取。哈貝馬斯對科學技術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作用雖然作了過分極端的評價，認為科學技術執行意識形態的功能，但是他對濫用科學技術的后果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堅決反對科學主義、技術至上論。對于當前的全球環境和氣候問題，我們不能盲目樂觀，認為科學技術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自然問題說到底還是人的問題，是人如何看待人類自己和自然的關系問題。科學技術本身并沒有錯，關鍵問題是我們如何應用科學技術。我們在改造自然時，也有一個限度問題，不能無限度索取。人類和自然的關系也是相互影響、、相互依存的關系。哈貝馬斯提出用交往理性來約束工具理性，有其合理的一面。

2、 形成普遍的有效規范

針對目前的全球問題，各利益主體也達成了不少協議，但是到目前為止，有些國際公約的執行情況很不令人樂觀，甚至有的協議形同虛設、有的協議事與愿違。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在于規范的制定出現了問題。哈貝馬斯在他的交往理性重建中對規范的作用做了闡述。

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強調以語言為核心的交往活動及其三大有效性要求在社會規范建立過程中起重要作用，將生活世界合理結構的整復定位于交往理性的重建，并將此提升到“話語倫理學”的高度，視其為社會倫理的根本原則，主張依此來約束人的行為、人與人的關系乃至整個社會實踐，使人際關系和社會交往中權力和暴力的使用成為非法，從而建立合理的社會秩序。實質上，“話語倫理學”是哈貝馬斯交往理性在實踐中的運用，即他的“實踐理性”。

哈貝馬斯認為交往關系是人類的基本關系，人們之間必然會發生交往關系和交往行為，于是，人們就必須相互理解，而人們之間要實現相互理解，就必須具有確定性和規范性的準則，這一方面包括共同的語言背景和語言規則，另一方面包括共同的價值準則。他由此得出建立普遍化的規范是對話倫理學的基本原則，但是他認為普遍化的規范的確立，必須排除強制的因素，也就是說對話倫理學的規范原則，必須是人們能夠自愿接受的。

那么，在不同的利益主體之間怎樣才能保證規范為一切人所接受?哈貝馬斯認為共識并不像利奧塔所說，必定會抹殺個性，取消話語的多元性，相反，是建筑在對個性和多元性的承認之上的，但承認多元性和個性決不意味著異質多元的話語可以不遵守任何規則，可以超越語言交往的有效性要求。問題的實質在于，通過何種途徑來達到差異中的同一。真正的共識決不會否定差異，取消多元性，而是要在多元的價值領域內，對對話論證的形式規則達成主體間認識的合理的一致，并將這一前提引入語言交往。因此，它所依據的乃是建筑在邏輯合理性之上的語言規則的統一，目的是使論證的有效性要求在形式和程序上獲得保證。

哈貝馬斯認為，建立普遍承認和遵守的規范是主體間順利展開對話，實現交往合理化的條件之一。規范的本質特征在他看來就是普遍有效性，這是他的對話倫理的一個基本原則，那么，如何確保規范的普遍有效性?這就涉及到另一個原則，即論證原則。他認為真理是由共識形成的，陳述的真理性條件是參與對話的主體的普遍同意，也就是說，一個規范是通過參與對話的主體共同論證的結果，所有具有理性、具有語言能力和行為能力的主體在參與討論的過程中都根據自由意志確定何者為普遍規范。在這一過程中，不是現存的普遍原則決定人們提出的倫理規范是否正確、是否具有普遍性，而是在主體的相互討論中，由共同認同產生普遍的規范。規范既然是各利益主體在平等自由的條件下，經過論證而形成的，那么規范就體現著各主體的共同意志，他們必然會遵守規范。

四、結論與建議

（一）理論指導

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是從不同利益主體通過對話、商談并遵從一定的互相認同的規范而達到合作與協調、尋求共存、互利發展的心理趨向、認知構架與行動取向。哈貝馬斯認為運用著認知構架可以較好地分析顯示社會以及人類歷史上所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和重大變革。總的看來，交往理性概念揭示了在充滿矛盾和沖突的社會生活中人們是如何消除沖突、達成協調和尋求互利發展的。

交往理性的概念的重要之處在于真正突出了社會歷史共在主體的作用，它不再把社會共同主體看作先天地內在同一的普遍化整體，也不再把某一特殊社會群體提升為歷史的唯一主體，而把其他社會成員排斥在歷史主體之外，而是看到各個歷史行動的參與者的內在差異的同時找尋到了社會歷史共同主體的內在同一性的根據及現實途徑。

我們要解決全球問題，除了運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全球問題形成的根源之外，也要借鑒西方思想家特別是哈貝馬斯的理論，積極尋找全球問題的出路。

（二）實踐指導——以貨幣為例

在此基礎上，中國參與國際社會的具體操作層面上，還應采用合作博弈的基本理論，與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各類利益主體進行長期重復進行的合作博弈，在國際范圍內為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爭取能源、資源。

自1972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國際貨幣秩序陷于混亂。金融自由化浪潮又為國際資本流動開放了大門。新興發展中國家在獲得高經濟增長后，由于國內經濟體系內在扭曲，相繼受到國際資本的沖擊，幾十年的奮斗的成果被國際資本吞噬。拉美開始出現“美元化”現象，被認為是全球化消除貨幣民族特征的一個標志。但從交往理性的角度，這明顯不是一個平等的合作。在亞洲范圍內需要一個實力與道德的信任感兼有的國家來承擔亞洲貨幣一體化的火車頭，目前還期待著中國經濟實力的進一步崛起，以及國際交往能力、制定協議能力的增強。

因為，現代國別貨幣(如美元、日元等) 是一種制度工具,它以本國的經濟實力為基礎, 又服務、支持并刺激本國經濟的發展。當一種國別貨幣成為國際貨幣時,這種工具不僅給該貨幣的發行國帶來直接的經濟利益,使發行國無償地、長期地占有他國的部分商品和勞務,也有影響、為難甚至于左右他國經濟的功能,并影響他國的政治、社會生活以至于文化、意識形態等。國別貨幣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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