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談談你對二戰后國際石油貿易的認識(你怎樣認識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你認為應該怎樣應對國際金融危機/)

年10月國家外匯儲備達到8800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一。目前的國家外匯儲備超過了1.9萬億美元。根據“克魯格曼三角原理”（Krugman Triangle Theorem），在資本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實行固定匯率，必然使貨幣政策失去了獨立性。為了收購這么多的外匯，中國人民銀行大致發行了15萬億元人民幣的基礎貨幣，形成了70萬億元人民幣的購買力。雖然人民銀行采取了一些措施去對沖，但是很難把它沖完。由于貨幣超發和流動性泛濫，使中國的金融體系中也形成了大量虛擬資產泡沫。股市和房市價格雙雙飆升。2007年11月，中國股票市場的靜態市盈率（P/E）上升到60－70倍，股票總市值33.62萬億元（現在只剩下9—10萬億元）。

第三，金融海嘯加重了中國的經濟困難。

其實，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對中國經濟造成的損害，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就已經暴露出來了。1995年中共中央全會要求在1996－2000年的第九個五年計劃期間實現從投資拉動的增長方式到效率拉動的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但是一直沒有轉變過來。21世紀最初幾年，資源瓶頸和環境瓶頸已經完全收緊，粗放經濟發展方式無法再續下去了。2003年以后，出口需求驅動造成的種種問題也日益顯現。等到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后，各種矛盾都同時暴露出來，就使中國當前的經濟形勢顯得更加復雜和難于處理。

金融海嘯對中國經濟形成的沖擊，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第一，在中國金融體系中存在大量泡沫的情況下。金融海嘯一爆發，美元資產減值，或美國公司回救母公司使美元回流，都會使中國金融體系中的虛擬資產突然消失，使流動性過剩轉眼間變成流動性短缺。南方地區有些企業前幾天還經營得好好的，資金鏈突然中斷。

第二，我國經濟的出口依存度高達35％，當其他國家特別是占我國出口20%左右的美國市場出現衰退，出口企業就會受到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做過一個分析，他們認為美國的增長率如果下降1%，中國的出口就會下降4個百分點。

既然金融海嘯會對我們的金融體系造成這些直接、間接的各種各樣的沖擊，應該把這個困難估計得大一些，及時采取有效的對策。

第四，可以考慮的對策。

我們可以從短期和長期兩個角度去分析應當采取的對策。

短期對策

從國內看，可以考慮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的運用，努力保持市場不至于崩潰。由于虛擬財富的大量消失，資產市場崩盤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股價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中下降了70％以上，逐步釋放了泡沫中的空氣。現在更值得關心的是房地產市場。怎么防止突然崩盤，實現安全著陸，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需要審慎對待。

從宏觀經濟政策來說，我的看法是在貨幣政策方面不宜于大幅度放松。當然，在流動性極度短缺的情況下為防止金融系統崩潰適當放松可能是必要的。但是也要防止過度放松。

在貨幣政策不宜于太松的情況下，可以考慮用松的財政政策來跟它搭配。此外還應該用一些不需要注入貨幣和增加市場需求的辦法來活躍經濟和防止中小企業大批歇業、倒閉。1998年面對東亞金融危機沖擊的時候，中國政府除了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如1800億的國債投資以外，還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扶植中小企業：要求經貿委建立中小企業司，統籌扶持小企業的事務；同時，要求各專業銀行建立中小企業貸款的專門機構；決定銀行對中小企業貸款利率可以上浮10個百分點；經貿委和財政部還幫助各地建立中小企業信貸擔保公司。這一系列的措施不需要花多少錢，但對支持中國經濟抵御東亞金融危機的沖擊起了非常好的作用。最近期間國務院頒布的《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對解除勞動合同各種情形所作的歸納說明、浙江把“地下錢莊”的借貸活動“翻明”、“轉正”等等，我認為都是很正確的措施。

另外，從對外政策上說，現在也有各種各樣的議論。比如說是不是應該趁此機會用人民幣去取代美元，或者是前一段時間有些國家提出來要與美元脫鉤，我們是不是也應該采取這樣的辦法，或者說是不是應該拋售美國國債。我同意一些學者的意見，覆巢之下無完卵。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各國在穩定世界經濟上有共同的利益。因此，我贊成中國政府公開表明的態度。這就是加強與世界各國之間的通力協作，同舟共濟，共度時艱。

長期對策

從長期來看，對國內經濟根本的任務還是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因為這是造成中國經濟內外失衡的根本原因。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經濟中的一些由資源過度耗費造成的問題，對于環境造成的問題，由于投資率過高、消費不足所造成的問題，以至于金融體系的問題都解決不了。我在討論“十一五”的時候寫過一本書《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抉擇》，以前出過兩版，最近根據金融海嘯以后的情況加寫了一章，把2003年以來經濟學界對這一問題的認識，特別是50人經濟論壇在2006年7月的田橫島會議上就這個問題提出的意見作了概括。

對于世界金融體系，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如何改變“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崩潰后形成的由不受約束的美元所主導的金融體系，建立一個有利于各國經濟穩定發展的新的世界貨幣金融體系，有的人把它叫做 “新布雷頓森林體系”。中國應當發揮自己的作用，努力促其實現。對于應當建立一個什么樣的新體系的問題，目前有各種各樣的意見。比如說國際儲備貨幣的多元化，形成地區的儲備貨幣體系等等。有關國家應當對這些方案的利弊得失做深入的研究，進行討論和協商。我想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要給美元的發行套上籠頭，置于某種國際監管之下，而不能沒有約束。

第五，根本問題在于推進經濟和政治改革，建立能夠保證持續、穩定、協調發展的體制。

前面講到，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但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問題已經提出很久了。1995年制定“九五計劃”的時候就提出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但是十幾年過去了，這個目標至今沒有能夠實現轉變。“十一五”在這方面提出的變革方向、要求采取的實際措施是正確的，可是轉變進行得并不是很順利。主要的問題在于實現這一轉變存在體制性的障礙，其中最重要的障礙，就是各級政府仍然掌握了過大的資源配置權利，使政府官員能夠運用這種配置權力，投入大量土地、資本等資源來營造所謂“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等政績目標。

為了實現產業提升，一方面需要對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行業和企業進行某些限制，另一方面應當加快新的、具有較高附加價值的產業和企業的發展，現在看來它們的發展遠遠跟不上需要。現在對于新增長點發展緩慢的主要原因，有種種不同的說法。有人說中國技術人才不足，中國人創新能力差，不具備這方面的比較優勢，產業提升還不現實。我不贊成這種消極悲觀的估計。雖然中國技術人員總人口中的比例還不高，但是因為中國人口基數大，改革開放以來教育事業有了很大量上的擴張，因而受過高等教育的科研和技術人員的絕對數早已超過美國，占世界第一位。2007年研發經費也已經超過日本，占世界第二位。我們在全國各地的考察表明，目前我國技術人員自主的發明為數不少，其中有些已經走到了前沿。但是這些發明的產業化，創造我們自己有國際競爭力的拳頭產業，卻步履維艱。障礙在目前這種政企不分的體制。在許多重要的領域握有壟斷權的企業壓制創新，阻礙新技術的產業化。這方面的事例所在多有，報刊上也有一些報道。不改變這種體制狀況，新技術、新工藝、新產品就很難破土而出，得到應用和發展，產業提升也很難實現。

按照“十一五”規劃，產業提升有兩條主要的路徑：一個是制造業的服務化，即從簡單加工向研發（ R & D ）、設計、品牌銷售、售后服務等服務業務的方向延伸；另外一個是發展知識含量高的現代服務業。但是為什么服務業的發展緩慢呢？正如耶魯大學的陳志武教授所說，重要的原因是服務業較之加工制造業對制度環境的要求高得多，而我們的制度環境不夠好，首先是法治沒有很好地建立，使中國服務業的交易成本過高。

總之，中國要轉變自己的經濟發展方式，有賴于改革的推進。經濟改革、民主法治建立等改革的成敗決定了經濟發展方式根本轉變的前景。

如何認識西方國家的近代化

現代化就是“西化”，中國要建立“現代國家”、實現現代化只能走西方資本主義的道路，并認為西方“現代國家”的建立是依靠“妥協”實現的。本文認為，西方“現代國家”的建立不是依靠“妥協”，其發展更不是因為“妥協”。它們的“現代化”道路實際上就是一條對內不妥協地剝削壓迫勞動人民，對外不妥協地侵略掠奪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建立霸權國家和殖民體系的道路。資本主義制度不是永恒的，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中國不可能也不能走西方的“現代化”道路，而是必須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和平發展”道路。

近期，麥天樞在一篇訪談中，將西方文明為主導的所謂現代社會發展道路，抬高到了人類社會發展一般道路的高度。他說：“這個片子首先一個價值應該是，讓中國公眾建立一種基礎的人類現代社會的歷史理性。這個歷史理性就是，現代社會從哪里來，現代社會的起源和走向是什么。對這個事實的認識和尊重，是我們今天面對改革的一個知識基礎和理性基礎。”那么，他認為現代社會從哪里來，又將走向何處呢？麥天樞說：“現代化是從西方國家的歷史中內生出來的。這樣一種生存方式由于科學技術的背景和現代制度的背景導致了強大的物質獲取能力，這種能力在民族國家競爭條件下是以強大和支配力為特征的。因此我們現在只能承認這套規則。”他又說：“社會發展的方向是什么，這個方向不是你自己確定的，而是西方文明確定的。西方這種文明帶來了工業革命，帶來了以科學技術為背景的物質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會伴隨著政治制度的要求，市場經濟、民主化，它們本質上是同一回事。當這個社會方向確定以后，我們用一個中性的詞，叫做現代化。現代化這個方向，不是我們文明的內需，而是外部世界給我們提出的要求。”“我們走到今天，中國社會的目標已經不是自己的歷史目標。自己歷史規定的方向已經不是這個社會的方向。”

對于中國如何才能建立所謂的“現代國家”、實現現代化，麥天樞強調必須使中國人學會兩個字——“妥協”。他說：“我非常渴望讓公眾理解‘妥協’這兩個字的社會價值和理性價值。西方這些現代國家的建立，其標志就是以理性的方式、妥協合作的方式，來探尋一種新制度，探尋社會利益分配的一種新形式”。“我對這個片子沒有別的要求，將來播了以后，中國觀眾只要能領會和學會兩個字，我們就功德圓滿了，那就是“妥協”。在他看來，“妥協”是解決一切重大社會問題的萬應靈丹，是西方國家現代化的根本經驗。

很顯然，麥天樞認為“社會發展的方向”是“西方文明確定的”，中國要現代化只能遵循“外部世界給我們提出的要求”，包括“政治制度的要求”。也就是說，現代化就是“西化”，中國要現代化，只能走西方資本主義的道路。如此，必然涉及中國社會發展道路選擇的重大問題：我國的現代化建設要不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麥天樞還認為，西方現代國家建立的標志，就是以“妥協合作的方式，來探尋一種新制度”，我們只須學習和領會“妥協”兩個字就行了。如此說來，社會歷史的發展靠的就是“妥協”嗎？

一

麥天樞認為，西方現代國家的建立就是因為它們在國內外尤其是在國內以“理性的方式”實行“妥協合作”的結果。這種說法是極其片面的。西方“現代國家”的建立及其發展，首先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社會制度具有優越于封建制度的歷史進步性，但是，其發展不可能離開資產階級毫不妥協地對內剝削壓迫、對外侵略掠奪，這是由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的本性決定的。因此，從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西方大國的形成與發展，沒有一個是靠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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