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論述國際文化貿易的影響因素400字以上(自考《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習題誰有啊？簡答題和選擇題都要)

參加政治、經濟聯盟與否，屬于何種社會經濟制度，哪個政黨、集團執政，誰來掌權等，均會非常明顯地影響社會、經濟和貿易。1945 年，德日意法西斯被打垮，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以后，全世界出現 了和平環境，這就為世界各國、各地區的經濟貿易的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 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速度迅速，有的甚至超過 10％，成為世 界國民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時期，國際貿易也突飛猛進，出現了空前繁榮局 面。地區經濟一體化是戰后經濟發展的重要特征之一。西歐國家為了抗衡美 國和前蘇聯，于 1958 年成立了歐洲經濟共同體，加強了相互間的專業化和合 作化建設，協調了其間的內部貿易關系，并實施關稅同盟和共同的農業政策、對外貿易政策，使他們之間的貿易比重直線上升，而對美國的貿易日益減少， 開始擺脫對美國經濟的依賴。20 世紀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世界性經濟危 機襲來，全球經濟形勢嚴峻，為了擺脫困境，歐洲共同體采取了一系列靈活 政策，如擴大陣營（從起始的 6 國，發展到目前的 11 國），不斷擴大與發展 中國家、前蘇聯的貿易往來等，到 80 年代中后期，歐洲共同體的國際貿易額 超過了美國，躍居世界首位，使世界范圍內的國際貿易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 變化。此外，東南亞國家于 1967 年成立了區域性合作組織——東南亞國家聯 盟（簡稱“東盟”），政治上堅持相互協調，經濟上加強聯系協作，使各國 經濟和貿易，獲得了較快的發展。世界許多重要石油生產國家，為了使石油 生產與銷售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確保石油利益，發起成立了石油輸出國 組織——歐佩克，逐步統一石油生產數量、銷售數量和出口價格等，不僅實 現了他們的初衷，而且為穩定世界石油市場起了積極作用。這些都清楚地表 明，地區經濟組織對發展各國、各地區經濟，促進對外貿易，改變進出口貿 易結構等，都有重要影響作用。我國的對外政策亦直接影響經濟貿易活動。1950～1960 年，我國傾向前 蘇聯，前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成為我國主要貿易伙伴。60 年代以后，由于前 蘇聯政府政策的突變，雙方關系全面緊張，兩國間的貿易中斷。總觀 80 年代 以前，我國基本上實行的是“閉國鎖關”政策，對外的經貿活動很少，我國 國際貿易僅占世界貿易總額的 1％。1978 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和 國家實行了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對內搞活，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積極 利用外資，努力引進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與管理經驗，使國計民生和社會經 濟得到很大發展，國際貿易亦出現了蓬勃開展的大好局面，我國很快成為世 界新的國際市場，隨之在世界貿易中的位次也極迅速地上升到第 14 位，令世 界各國刮目相看。無論是地區性的局部戰爭，還是全球范圍的大戰，對于各國乃至世界經濟均會產生嚴重影響。西亞地區的伊朗和伊拉克，爆發了歷時 8 年有余的“兩 伊戰爭”，由于戰事的嚴重摧殘，兩國經濟都遭到嚴重破壞，不只使兩國間 的貿易活動中止和石油出口劇減，而且導致國力衰敗，資金短缺，進口商品 大減，國際間的貿易，無形中也受到很大沖擊。尤其是伊拉克，海灣戰爭以 來，受到世界大部分國家的禁運與經濟封鎖，油井遭到很大破壞，整個國家 的經濟瀕于崩潰邊緣，石油生產陷于癱瘓，從西亞地區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 最重要的石油生產國與出口國，一下子變成“無油國”。按樂觀的預測，其 石油經濟起碼要經過數年的努力才能得到恢復。這種狀況，除對伊拉克本身 產生深遠影響外，就是對世界經濟，特別是世界的石油經貿活動，亦將產生很重大影響。

外國學者對中國歷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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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海通以還，新學漸興，域外學術書籍譯介遂成近代中國“輸入學理，再造文明”（胡適語）之重要途徑；而對外國學者中國史研究著述的譯介，不僅有益于學術的繁榮發展，更有助于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國外中國史研究林林總總，洋洋大觀，幾十年來（特別是近20年）對其譯介雖多，終也只能是“取一瓢飲”，因此這種譯介的態度和選擇標準本身小而言之實際又是學術變遷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說是時代、社會變化的一種折射，成為值得研究的對象。本文不擬對50年來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譯介的豐碩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論，更非具體的書評書介，僅想對這種譯介在不同時期的主要特點、對國內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響和意義等試作初步研究概述，難免掛一漏萬，誠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并不僅僅是一種政權的更迭，而是從經濟基礎、社會結構到上層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變，馬克思列寧主義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上層建筑反過來又會影響經濟基礎，因此一種全面的社會變動要求一種全新的意識形態與之相應。“學術”屬上層建筑．所以對舊有的學術進行“改造”就“勢所必至”了。由于對中國近代歷史的認識與中國革命關系重大，所以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在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革命戰爭年代就已相對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識分子中，這一時期占統治地位的一直是種種非馬克思主義學派。這樣，以前者改造后者，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進行批判，自然成為這一領域的中心任務，對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譯介，自然也不可能離開這一中心任務。

對此意圖，當時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譯介幾乎都有明確的說明。《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的“中譯本序言”談到之所以翻譯此書一是因為該書的資料“有不小的利用價值”，但更重要的一個理由”是因為它“一向被中外資產階級學者奉為圭臬之作”，現在“不要忘記這些謬論在很長的一個時期中，曾經嚴重地毒害了中國的思想界。應該說在殖民主義理論的作品中，這部書是占著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對殖民主義者所應該注意閱讀的東西”。①丹涅特著《美國人在東亞》、萊特著《中國關稅沿革史》、約瑟夫著《列強對華外交》、威羅貝著《外人在華特權和利益》、伯爾考維茨著《中國通與英國外交部》的譯者“前言”或“后記”，都毫無例外地鄭重聲明了這一點。

在當時百廢俱興的歷史條件下，就數量而言，翻譯出版的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并不算多。但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組織選譯的絕大多數著作的確代表了國外有關學術研究的一流水平，選書之精當與譯品質量之高至今仍令人欽佩，此皆說明選譯者眼光的不凡、學識的深厚與態度的嚴肅認真。例如，直到現在《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仍是被國內中外關系研究者引征最頻的著作之一；《外人在華特權和利益》一書在整體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義的是，當時代環境發生變化后，這些譯著的學術性便立即顯示出來，為一些相關學科在新時期的迅速發展打下一定基礎。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對蘇“一邊倒”，各學科都在自身建設方面競相翻譯出版“蘇聯老大哥”的有關著作作為“教科書”，并奉為“典范”時，有關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著作卻翻譯出版極少，更無被視為“典范”之作。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在中國近代史學科中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學派當時即已相對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框架和方法，無需像其他不少學科那樣匆忙照搬蘇聯的“教科書”。

隨著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和發展，“階級斗爭”愈演愈烈，對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分析、批判言辭也日趨激烈，這種“譯介”更明確被提到“了解敵情”、“興無滅資”、“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國資產階級是怎樣看待中國歷史的——資本主義國家反動學者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論著選譯》（第1、2卷）和《外國資產階級對于中國現代史的看法》近120萬字，選譯了從19世紀末葉以來，尤其是近幾十年來仍有影響的英、美、法、德、日等國數十位資產階級學者對中國近代社會性質、近代經濟及文化問題、中外關系、農民戰爭、邊疆危機、中國革命、國共斗爭……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論述。在長達萬言的“序言”中，選編者對近百年來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中國研究狀況進行了高度的概括，對各種觀點進行了嚴厲的政治批判，并進一步申明了編譯的目的：“我們選譯這些資料，即是為了了解敵情和提供反面教材進行興無滅資的斗爭。我們從這些資料里可以進一步認清學術思想領域內，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真面目，認識帝國主義通過文化侵略毒化中國人民的罪惡活動，借以激發我們民族自尊心和愛國主義思想，積極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現代修上主義的斗爭，并且從斗爭中清除資產階級歷史學在中國史學界的流毒和影響，壯大歷史科學隊伍，團結一切愛國的歷史科學工作者，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新文化。”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關系在1971年開始解凍，費正清的名著《美國與中國》也在“供有關部門研究中美關系時批判和參考之用”的名義下，由商務印書館組織翻譯出版。

（二）

“文革”結束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的開始，沉寂已久的學術開始復蘇，由于較長時期的自我封閉，學界對國外學術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這種形勢，為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譯介的繁榮發展提供了客觀條件，而開風氣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則為中的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國門初啟的1980年創辦的不定期刊物《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

該刊編者在創刊號中明確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時介紹外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情況，了解外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動態，溝通中外學術交流”。承認“近年來，在中國近代史這個學術領域內，國外的研究工作發展較快”，“一些我們還未涉及的問題，國外也有了較深入的研究；國外還不時對我國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觀點提出不同意見，進行商榷或爭論。凡此種種，都需要我們及時了解，以改變閉目塞聽的狀況，活躍學術空氣，促進研究工作的發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觀點、新資料，或新進展，至于內容與觀點正確與否，則不一定要求”。④從“了解敵情”、“反面教材”……到“溝通中外學術交流”、彼此平等地“進行商榷或爭論”，承認自己多有不足、曾經“閉目塞聽”……這種轉變是巨大的、根本性的。這篇“編者的話”雖只短短400多字，但卻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新時代的新精神，亦說明所謂新時期確非虛言泛論，而是實實在在地發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變化。后人或許很難想象，這種平實如常的語言所說的本是最“平常下過”的道理、然而實際卻是那樣地“不平常”，因為它是那樣地來之不易。這種態度，可說是新時期譯介的代表。從1980年創刊到1995年終刊，《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15年來共出版27輯，發表了40O余篇近80O萬字的譯作。其中有國外學術期刊的論文翻譯，也有著作摘譯，文種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諸多語種，以較快的速度、較為全面地向國內學術界介紹了外部世界的有關信息，對學術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對學術發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卻因種種原因不得個于幾年前停刊，學界至今仍咸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辦的《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從1990年創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國外有關學術發展的一個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關譯介越來越多，越來越快，其中影響較大的譯叢有：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從1987年起出版“中國近代史研究譯叢”，陸續出版的有美國學者魏斐德著《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孔飛力著《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從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費維愷著《中國早期工業化——盛宣懷（1844―1916）和官督商辦企業》、陳錦江著《清末現代企業與官商關系》、施堅雅著《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英國學者楊國倫著《英國對華政策（1895―1902）》、日本學者濱下武志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

江蘇人民出版社從1988年起陸續出版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中與近代中國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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