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貢賜貿易和朝貢貿易一樣嗎(古代中國的附屬國向中國進貢，中國需要按貢品的價值，翻倍奉還嗎？)

明朝建國后，國內外環境十分嚴峻，除了北方還存在元朝殘余勢力的威脅外，周邊國家因曾受元朝武力征討而心有余悸，對剛成立的明朝充滿警覺，而中日關系尤其緊張。

此前百年間，中日基本處于敵對狀態。在滅了南宋之后，忽必烈先后于1274年和1281年兩次對日本海上用兵，使自隋唐以來一直密切友好的兩國關系由此交惡，日本對中國的態度由先前的敬仰崇拜轉為敵視。蒙古入侵也間接引發了日本國內的危機，隨著鐮倉幕府滅亡，大量武士淪為浪人，其中一大部分成為倭寇，勾結中國海盜和不法商人流竄到東南沿海劫掠作亂，成為明代東南海上一大禍害。朱元璋即位后迫切與日本恢復邦交，一大原因也是希望兩國攜手消除“倭亂”，維護東亞海域的和平與穩定。

明朝地圖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派楊載攜詔書出使日本，通告洪武登基的消息，同時譴責倭寇騷擾我東南沿海，命日方嚴加取締并早來稱臣朝貢，否則將出師討伐云云，口氣相當強硬。由于對當時日本國情缺乏了解，此次遣使遭遇重大挫折。

楊載一行按照傳統的赴日航線，從寧波出發后在日本九州上岸，本應送到京都天皇朝廷的詔書，卻落入九州懷良親王手中。此時，正值日本南北朝時期。九州是南朝的勢力范圍，由后醍醐天皇之子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掌控。由于長期戰亂，日本對中國發生的政權更替同樣不明所以。朱元璋充滿威脅意味的詔諭喚起了日本人的同仇敵愾，以為又是一次“元寇襲來”的前奏。執掌九州十年之久軍勢方熾的懷良親王對朱元璋的詔諭嗤之以鼻，囚禁了楊載、吳文華等使臣，斬殺了5名隨員。

首次外交受挫，并沒有使朱元璋放棄進一步的努力。洪武三年（1370年），他再次遣使日本。此行明朝做了較為扎實的準備，特地選派山東萊州同知趙秩出任使節——因山東沿海是倭亂重災區，以趙秩為正使可以勝任對日交涉禁倭事宜，而且詔諭上也多了委婉之語。這次出使相對順利，懷良親王對明朝的態度有所轉變，其后派遣僧人祖來赴明奉表稱臣，進貢馬匹和方物，并送還被倭寇擄掠的浙江沿海百姓70人。

日本來朝，使朱元璋大為欣慰，但邦交并沒有由此確立，因為明使沒有見到正牌的“日本國王”，兩次三番打交道的懷良親王只是地方首腦，并不能代表日本朝廷。而正在經受南北戰亂的日本也根本無力制止愈演愈烈的倭寇活動，這也令明朝大失所望。此后雙方為打開外交僵局做了種種嘗試，但最終都沒有實質性的突破。

1387年10月，寧波衛所指揮林賢被捕，經審查他與六年前因謀反案被誅殺的胡惟庸有交集，連帶牽扯出前日本使者瑤藏主有資助胡、林謀反的嫌疑，這使朱元璋對日本更加嫌惡，斷然中止一切往來，并全力實行海禁。原本舉步維艱的中日關系雪上加霜。

最終稱臣納貢：中日外交的新局面

朱元璋去世后，朱允文即位，是為建文帝，以此為契機日本又試探性地向明朝發出建交信息。

1401年室町幕府向南京派出遣明使，意外獲得明朝的積極響應，可謂是兩國修好的破冰之旅。據日本室町時代外交文書集《善鄰國寶記》記載，這次日本派出的使團，以名僧祖阿和博多海商肥富為正副使，攜帶日本國書和厚禮出使南京稱臣朝貢。國書寫道：“日本準三后某（義滿），上書大明皇帝陛下：日本國開辟以來，無不通聘問于上邦，某幸秉國均，海內無虞，特遵往古之規法，而使肥富相副祖阿通好，獻方物。”貢品有“黃金千兩，馬十匹，薄樣千帖，扇面百本，屏風三雙，鎧一領，筒丸一領，劍十腰，刀一柄，硯筥一盒，同文臺一個”，此外還送還了被倭寇所虜的百姓若干人。翌年，年輕的建文帝頒賜大統歷并派遣禪僧道彝天倫和教僧一庵一如與日本的遣明使一同返回日本，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滿親自到兵庫（神戶）港口迎接，并在京都北山金閣寺舉行隆重的接詔儀式，承認日本是明朝的屬國。

積極主導日明邦交的足利義滿將軍

1403年，朱棣登基。足利義滿派遣天龍寺高僧堅中圭密攜帶國書和貢物前往慶賀。在國書中，義滿自稱“日本國王臣源”，進獻方物有馬匹、硫磺和瑪瑙。次年明朝派遣趙居仁等送遣明使歸國，受到足利義滿的隆重接待。據《善鄰國寶記》載，朱棣給日方賜了一枚“日本國王”龜形金印。而幕府則當著遣明使的面，將捕獲的20多個倭寇頭子處以“蒸殺”的極刑。明朝贊賞日本的誠意，“嘉其勤誠，賜王九章”，并簽訂了《勘合貿易條約》（即《永樂條約》）。在日本稱臣納貢的前提下，明朝對其開放貿易大門，規定十年一貢，限船兩艘，每船人數限二百，在寧波貿易，給予日方勘合符一百道。

所謂勘合，就是由明朝官方發行的木制貿易憑證，上面寫有文字和簽章，居中分割成兩半，中日各執一半，按編號每次日方來航雙方進行對合，吻合與否作為驗明正身的標準。勘合貿易對日本帶來的利益相當巨大，這從寶德年間的遣明使楠葉西忍的日記可見一斑。比如在寧波購買的250文的生絲，到日本轉手出售5貫（5000文），獲利20倍；銅是日本出口明朝的大宗貨物，一坨采購價10貫的銅塊，明朝以40-50貫收購。室町幕府除了收取出口稅，更有極為可觀的進口關稅，這占中國進口的貨物在日本出售總額的一成，每條船可獲得40000貫的稅收。

巨額利益吸引日本頻繁派遣商船前來勘合貿易，雖說明朝對日本的貢期、船艘及人員都有嚴格規定，但日方往往突破條規，從1401年室町幕府第一次向明朝派遣使節算起，一直到1547年大內義隆派出最后一次遣明使為止，近一個半世紀幾乎每年都有日本的商船前來勘合貿易。此間，日本官方總共向明朝派遣十九次使團，是自唐代以降中日往來的又一高峰。

明朝與日本的貿易關系，由于倭寇的騷擾，顯得異常復雜。明初幾位皇帝曾寄希望于通過外交途徑來抑制倭寇的侵擾，故對日本實行過羈縻政策，頒賜給勘合，準許他們入明朝貢。但是，因雙方對“朝貢”的理解不一樣，明朝方面企圖以此作為“羈縻”手段，以消除“釁隙”；而日本卻將其看作是營利之機，甚至把某些資金的籌集都寄托在朝貢之上。因此，日本各大名、寺社往往因爭取入明朝貢而激烈地競爭著，終于在寧波釀成了拼殺事件——“爭貢之役”。此后，明朝則改變對日貿易的政策，罷市舶，中斷與日本的貿易關系，結果在東南沿海一帶全面遭到倭寇騷擾，也就是所謂的“嘉靖倭患”。當倭患基本被平定后，明朝雖然在漳州月港宣布開海貿易，但對日本仍實行嚴禁政策，且終明之世，兩國未再恢復過正常的貿易關系。

一

明太祖立國之初，鑒于倭寇入寇山東海濱郡縣，掠民男女而去，于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派楊載出使日本，賜日本國王璽書，要求各安其土。其書寫道:“……間者山東來奏，倭兵數寇海邊，生離人妻子，損傷物命。故修書特報正統之事，兼諭倭兵越海之由。詔書到日，如臣，奉表來庭；不臣，則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應天休。”但是，當時日本正處于南北戰爭時期，南朝的懷良親王不僅不接受明朝的和解倡議．反而殺了使者中的5人，把楊載、吳文華2人拘留了三個月才放回。而當時明太祖對日本的國情并不是很了解，錯把征西將軍懷良當成是日本國王。在倭寇騷擾越來越嚴重，從山東轉掠至溫州、臺州、明州，甚至福建沿海郡縣時，于洪武三年(1370年)三月再遣萊州府同知趙秩出使日本，持詔諭懷良親王。懷良開始時誤認為明朝使者是蒙古所派，后經趙秩一再解釋，則同意派僧人祖來隨之入明朝貢，且送還明州、臺州被虜男女70余口。明太祖對此大加贊賞，詔賜祖來等人文綺、帛及僧衣等物。待辭行時，又派僧人祖闡、克勤等8人護送還國，并賜懷良《大統歷》及文綺、紗羅等。從此開始了中日兩國之間的外交往來。

明太祖為了了解日本的真實國情，據說曾在奉天殿召見當時正掛餳于金陵天界寺的日本僧人椿庭海壽，詢問其日本國情。從中了解到與之打交道的懷良親王并非日本國王，而博多、太宰府亦非日本之京城。當祖來人貢至金陵時，太祖亦詢及日本情況，并知在京都另有朝廷和天皇。因此，到祖來返國時，則派嘉興府天寧禪寺住持仲猷祖闡和金陵瓦官寺住持無逸克勤為使，以與京都之天皇往來。同時，太祖也因誤與懷良打交道，而對自己原先計劃通過外交途徑敦促日本抑制倭寇侵擾的做法感到懷疑，他說道:“幼君在位，臣擅國權，傲慢無禮，致使骨肉并吞，島民為盜，內損良善，外掠無辜，此招禍之由，天災難免。”從此對一切非日本朝廷派來的貢使一概拒絕接受，其中如洪武七年(1374年)，日本肥后菊池武政派來的僧人宣聞溪等、日本大隅守護島津氏久派來的僧人道幸等；洪武十四年(1381年)，懷良親王派來的僧人如瑤等；洪武十九年(1386年)，懷良親王派來的僧人宗嗣亮等，均下命卻其貢。不過，明太祖對這些海外國家還是堅持其羈縻政策，洪武四年(1371年)，他在奉天門告諭各省、府、臺大臣說:“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于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為后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他把朝鮮、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臘、暹羅、占城、蘇門答臘、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齊、勃泥等15國列為“不征諸夷”，并載諸《祖訓》，以防“后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

二

明成祖繼位后，遵循明太祖的遺緒，對海外諸國仍實行羈縻政策，鼓勵他們派遣使者入明朝貢。明成祖告諭禮部大臣說:“太祖高皇帝時，諸番國遣使來朝，一皆遇之以誠。其以土物來市易者，悉聽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誤干憲條，皆寬宥之，以懷遠人。今四海一家，正當廣示無外，諸國有輸誠來貢者聽。爾其諭之，使明知朕意。”此時在日本，室町將軍義滿已成功解決了南北朝合并問題，辭去征夷大將軍職務，升任太政大臣；而后再辭去太政大臣，退出公職，基本完成了九州地區的征霸事業，實際上已成為最高的政治權力人物。他正急于尋求建立與明朝的朝貢貿易關系，以解決國內財源枯竭的問題。據說在建文三年(1401年)，義滿就在博多一位名叫肥富的商人的勸說下，派遣該商人和自己的親信僧人祖阿為使者，攜帶國書和貢品，入明進行過朝貢。永樂元年(1403年)，義滿又遣天龍寺僧人堅中圭密為使入明朝貢。與此同時，明成祖亦命左通政趙居任、行人張洪、僧錄司右闡教道成出使日本。于是趙居任等人就偕同堅中圭密一起到日本，賜予義滿龜鈕金印及勘合百道，從此兩國重新恢復了朝貢貿易關系。

明成祖所賜的勘合，為一種朝貢貿易憑證。它始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太祖為防止假冒使者入貢，則命禮部頒發勘合文冊，賜給暹羅、占城、真臘諸國，規定凡至中國使者，必驗勘合相同，否則以假冒逮之。據《明會典》記載，當時獲得勘合的有暹羅、日本、占城、爪哇、滿刺加、真臘、蘇祿國東王、西王、峒王、柯支、勃泥、錫蘭山、古里、蘇門答臘、古麻刺等15國。⒅由趙居任帶去日本頒賜的勘合百道，系由日字號勘合100道和本字號勘合100道，以及日字號勘合底簿2冊和本字號勘合底簿2冊組成。日字號勘合100道、日字號與本字號勘合底簿各一冊存于明朝禮部；本字號底簿一冊置于福建布政司。而本字號勘合100道、日字號勘合底簿一冊則送至日本。由日本人明朝貢的船只，每船需帶勘合一道，與福建布政司存放的底簿核對無誤后，始護送至京，再與置于禮部的底簿核對。由明朝派往日本的船只，亦需帶禮部的日字號勘合，與日本的日字號底簿核對無誤后，才準予入口貿易。每逢朝廷改元時，即將新勘合和底簿送到日本，把未用完的舊勘合和底簿收回。據說終明之世，共頒賜給日本的勘合有永樂、宣德、景泰、成化、弘治、正德6種。

其實，明成祖之所以恢復與日本的朝貢貿易關系，目的也是要求他們協助捕捉擾邊的倭寇。在這方面義滿做得比較好，他于永樂三年(1405年)十一月，派遣使者源通賢等入貢時，并獻所俘獲的擾邊倭寇，受到明成祖的嘉獎。永樂四年(1406年)正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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