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貿易保護理論有哪些值得借鑒的觀點(歷史：怎樣對待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文明)

相比 ,雖然晚了幾十年 ,但是沒有根本的區別。從理論上說 ,在西方工業社會中 ,中產階級的出現對于二戰以后社會進步的推動 ,特別是對于國際社會緩和局勢的追求 ,對于冷戰局面的最終結束是有著巨大作用的。從邏輯上說 ,西方工業國家中產階級的表現原則上是可以在東方國家得到重現的。雖然對于東亞各國中產階級在區域化進程中的作用 ,也許還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比如 ,東亞各國的中產階級到底是主要地表現為以保護主義為導向的本土傾向 ,還是表現出以開放態度為主旨的區域合作精神 ,這還是一個比較缺乏實證研究的復雜問題。但是根據筆者在東亞各地的實地觀察 ,根據與日韓及東盟各國專家訪談中所獲得的信息 ,包括從 80年代以來重要歷史變遷中東亞各國的商業和知識精英所表現出來的進取與開拓精神來看 ,可以假設東亞中產階級對于區域合作進程總的來說表現出積極的態度。當我們說到 ,由于東亞各國晚近的幾十年來受益于全球化和區域化進程 ,因而有可能對于繼續推動區域合作持肯定態度的時候 ,主要指的是中產階級的立場與態度。考慮到東亞歷史的特殊性 ,東亞社會傳統上在官、商、 士 (政府官員、 商業階層和知識分子 )之間的相互交融與滲透的緊密關系 ,中產階級的這種外向努力極有可能演化為重要的政治成果。

其三 ,對于東亞地區一體化的動因一直有著不同的看法。比較多的意見認為 ,東亞一體化的動力主要來自于經濟動因。在很多年中 ,這是符合客觀實際的一個判斷。但是應該看到 ,隨著東亞地區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 ,安全因素也越來越突出地成為東亞一體化的動力。東亞金融危機以來 ,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 ,輿論的一般看法是認為東亞地區民族主義傾向嚴重、缺乏地區合作的機制和杠桿、 [4]整個東亞地區的合作也缺乏文化與道義力量的推動。但與此同時 ,東亞地區近年來也正在表現出非常奇妙的雙重現象。一方面是在東亞各國之間由歷史和現實的復雜情況所產生的經濟、 政治和安全問題對于相互間的信任產生了很大的阻隔。到目前為止 ,在東亞地區還留存著許多冷戰時期的陰影。東亞地區冷戰形勢的解凍要比歐洲地區來得早 ,但是冷戰遺留問題卻依然使得較高水平的東亞地區合作難以實現。然而 ,問題的另一方面 ,是東亞地區始終存在著日益高漲的推動地區整合的因素。這種努力不光表現為推動經濟一體化 ,一種新的寬容與和解為主要方向的政治文化也在重新呈現。比如 ,最近一年多來東亞地區兩個最主要大國中國和日本之間政治關系的不斷改善 ,就有可能醞釀著東亞地區合作的新的契機。而最近圍繞著朝鮮半島核問題的六方會談有所突破 ,表明了這種對于地區安全的巨大需求有可能使得區域合作首先從區域集體安全機制領域取得突破 ,從而成為更高層次的準區域合作和區域合作的先聲。

其四 ,從地緣政治、 經濟與文化的角度來觀察和比較中國與歐洲 ,還可以獲得一些令人深省的信息。來自法國、 而又長期在中國工作的高大維教授認為:“ 許多西方人以為 ,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比如日本、 韓國和越南一樣 ,是一個同質性很高的單一民族國家。事實上 ,中國和歐洲的情況類似 ,中國是遠東的‘ 歐洲 ’ 。也就是說 ,中國和歐洲一樣 ,是一個內部高度異質而多樣化的大陸。 ” [5]這種狀況表明 ,中國并不是一個簡單化的單一市場 ,而是在統一體制管理之下多樣復雜的市場 ,是一個在一種主導文化引導之下具有豐富多彩的表現形式的實體。這意味著在亞洲區域整合中起著重要作用的中國 ,重視統一管理模式之下內部多樣性之間的和諧 ,具有協調這種內部的不同發展水平、不同的利益訴求之間矛盾的能力。這樣的一種歷史慣性不光是中國內部保持活力的原因 ,而且顯然將對未來的亞洲多樣化發展背景下的整合提供歷史經驗。

以上探討的是中國所在的東亞地區有沒有可能像歐洲那樣實現區域一體化的問題。總之 ,盡管存在著種種區域特殊性 ,使得東亞地區沒有可能在可見將來在相同水平和相同規模上完全如同歐洲那樣實現區域一體化 ,但是近三四十年來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引導 ,以及中產階級那樣特定的社會階層可能對于區域化進程的推動 ,為了解決區域安全問題所形成對于區域合作的高度需求 ,以及作為亞太地區的重要國家 —— 中國自古以來對于統一體中內部多樣性發展的協調與管理能力 ,所有這些因素都使得東亞地區在今后發展的方向上 ,在政治、 經濟、 安全等特定領域中 ,都有可能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走上區域合作 ,乃至于逐步實現一體化的道路。

三、東亞地區如何學習歐洲一體化的歷史經驗

在如何學習歐洲和學習歐洲哪些經驗的問題上 ,中國所在的東亞區域化過程是如何表現出自己的明顯特色呢 ?

第一 ,東亞的一體化過程始終是一個開放的過程。東亞不太可能出現歐洲一體化歷史上所表現出來的、主要是內向型的經濟合作 ,特別是在貿易領域的區域內向型特點。東亞主要國家的貿易無論是對于美國、 還是歐洲都有很大的依存度 ,各國的安全需求和安全公共產品的提供之間存在巨大落差 ,使得對于外部安全關系的需求甚至于要超過對于內部安全合作的需求。東亞地區的資源狀況也是使得東亞地區不能不對外部和周邊地區開放的一個原因。同時 ,東亞地區的政治發展模式在確保自主性的同時 ,也特別地關注向外部世界的學習 ,從而表現出不同程度上的外向化的趨勢。因此 ,東亞的區域一體化始終不能夠離開美國和歐洲 ,包括俄羅斯這樣一些大國的影響和作用,也離不開例如中東、 非洲等這樣一些地區的資源的吸引力。

第二 ,東亞地區的一體化將是一個逐漸地由次區域的合作向區域合作發展的過程。自上世紀 90年代后半期以來 ,在東亞地區正在出現一個新的變化 ,也即大體上是在中國的周邊地區相繼出現了上海合作組織、 朝鮮六邊會談、 中印俄三邊合作、 1加 10或者 3加 10這樣的次區域合作的熱潮。這種次區域合作的勢頭 ,以切實解決最為緊迫問題的務實態度著手、從互諒互讓的誠信為本的立場出發、 以逐漸積累穩步推進構建地區合作機制的建設性目標為方向 ,已經取得了明顯的進步和不同程度的區域合作框架。這種次區域的合作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成為區域合作的基礎和前提 ,雖然還需要從理論上得到證明。但是 ,正在出現的關于東亞一體化問題的熱烈討論還是可以看作是區域化和次區域化這兩個層面合作可能產生緊密互補性的一個信號。

具體地說 ,東亞區域化進程應該向歐盟學習什么呢 ? 我覺得首先應該學習的是一種精神:將地區合作的目標不光看成是一個直接與日常生活的繁榮富足有關、與增強經濟競爭能力有關、 或者與當前的政治經濟穩定有關的政策安排 ,還要看作是一個與這一地區的人民世世代代的和平與福祉緊密相關的重要保障 ,看作是一個與人本身存在密不可分的必要前提 ,看作是一個需要為之作出長期努力和巨大犧牲的社會理想。歐洲聯合是一個從 18世紀起就從這一角度明確地提出其意義和目的的思想和社會進程 ,無論是對于康德 ,還是對于讓 ·莫內 ,歐洲聯合首先是一個偉大的社會抱負 ,而不止是一個政策目標 ,或者精心設計的戰略 ,歐洲聯合要實現的是“ 永久的和平 ” 。因此 ,無論是從實現社會價值目標 ,還是從加強社會認同的角度來看 ,都有必要在這方面對民眾實行長期持久的教育。

其次 ,歐洲一體化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與時俱進、 適時因變的靈活態度 ,也是值得一體化進程中的后來者關注。如果不具有對于形勢變化的充分感悟 ,不具有對于一體化過程的深刻洞見 ,那么歐洲人就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一結束 ,立即就提出有關煤鋼聯營的區域合作構想 ,從而成為半個多世紀以來區域一體化的堅實基礎;也不可能在冷戰剛一結束就立即簽署《馬斯特里赫特條約》 ,從而對于歐盟要成長為一個新的政治、 經濟和戰略區域合作組織作出如此迅速的反應。同樣 ,當兩年以前歐盟憲法的制訂過程遭遇到重大挫折之后 ,歐盟也能夠合乎時宜地作出調整 ,經過認真討論而作出相應的變動。

第三 ,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對國家內部建設和區域一體化的相互作用的關注 ,也是非常值得我們思考的重要經驗。值得注意的是 ,歐洲最主要大國之一的德國半個世紀以來的由分裂走向統一的歷史就與歐洲的一體化進程有著緊密的關系。如果說國家政治統一問題和區域合作進程是具有高度的內在關聯性的一個過程的話 ,那么歐洲一體化可以留給東亞國家、 特別是東亞尚未統一的國家的歷史經驗就是非常值得關注的。東亞國家如何在推進國家統一的同時兼顧維持地區的和諧與穩定;同時 ,如何運用地區整合的力量來推進國家的統一 ,將這兩個過程辯證地結合起來。顯然 ,這些問題都是中國所在的東亞地區實現區域合作過程中必需而且已經在加以慎重考慮的。

第四 ,東亞與歐洲一體化比較過程中經常被歐洲學界所指出的一個問題是:歐洲一體化過程比較多地關注體制建設 ,而東亞國家較多地關注人際關系;歐洲一體化進程比較注重法治的作用 ,而東亞的區域合作則較多地關注通過合作取得效益。雖然這樣的比較還是難以概括這兩個地區整合進程的全貌 ,但是總體上依然是中肯之言。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還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 ,在自身傳統和區域整合的需要之間尋找契合點。

第五 ,在具體的操作上 ,歐盟國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歐盟無論在區域合作活動的目標設計 ,還是在操作程序的具體安排上都體現了他們所采用的有效方法、豐富經驗和多邊合作的精神。同時 ,歐盟政治精英在一體化進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務實求真的工作態度也值得東亞同行借鑒。以最近歐盟的峰會而論 ,會議工作日程緊湊、 沒有過多的禮儀要求、 會議一開始就直接進入討論主題;與會者不發空論 ,所言及者總是經過充分的準備或深思熟慮的實際問題。與東方傳統中有的時候過于關注禮節、 講究排場的習慣相比 ,歐洲的做法顯然要更有效和更為節儉。

結語:對于東亞一體化前景的一種估計

東亞的一體化近期之內所表現出來的模糊不清的局面 ,應該視為是未來一體化進程將有所加速的準備階段。理由之一是東亞經濟所表現出來的突出進步 ,已經吸引了很多西方學者 ,他們甚至提出了世界政治經濟的重心向東方轉移的問題。理由之二是東亞主要國家所表現出來的合作意向 ,特別是近年來中國和日本政治關系中所表現出的有所緩和的跡象 ,尤其值得人們對于未來的漫長的一體化進程感到由衷的、但還是相當謹慎的樂觀。理由之三是各個次區域合作的歷史性積累。特別是以六方會談為基礎的朝鮮半島事務出現轉機 ,從深層次上看 ,未必不是一次把壞事變好事、 實現初步的區域合作機制的機會。最后 ,中國和其他東亞人民所特有的集體意識和儒家文化中所蘊含的樂天主義精神 ,這種精神以現世關注為重點 ,以和諧、 穩定與合作為目標 ,以化解和疏導而不是暴力壓制為方法 ,這樣的一種傳統精神是能夠為未來的一體化提供幫助的。從這個角度看 ,東亞的整合雖然還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 ,但是這樣的發展趨勢已經一步一步地越來越成為各國的共同意向。[6] 總的看來 ,作為學習過程的東亞一體化進程是能夠從歐洲經驗中獲得靈感和鼓舞的。

凱恩斯對古典巨集觀經濟理論的“革命”集中在哪些方面

凱恩斯對古典巨集觀經濟理論的“革命”集中在哪些方面

凱恩斯革命是指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了革命性的批判，創立了巨集觀經濟學。

凱恩斯革命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經濟學研究的重點應從稀缺資源的配置轉移到怎樣克服資源閑置問題上來。

（2）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經常處在小于充分就業的狀態中。

（3） *** 應采取積極干預經濟的政策，促使充分就業的實現。

凱恩斯巨集觀經濟理論的基本思想

:ke../view/25189.htm

最最最基本的點就是 凱恩斯認為 物價不是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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