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貿易有限公司取名轉折點怎么取(為什么社會因素能影響大學生創業？)

博弈是一個逐漸改善的動態過程，很難做到一勞永逸，另一方面，文明化進程還遠未結束，需要繼續努力。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德]馬克斯·韋伯著，閻克文譯，世紀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

新京報：你在書里提到促進人類文明發展的幾種“避險”主體，包括家庭、宗族、宗教、市場、國家等。對于未來人類可能面對的更為復雜的風險，基于你的判斷，我們有什么新的應該探索的避險主體？

陳志武：人類到目前為止發明的風險應對手段分成以下幾大類：基于婚約的婚姻，基于血緣的家庭與宗族，基于共同信仰的宗教組織，基于行政權力的國家，基于貨幣交換的市場。鑒于這些機制是人類發展了幾千年的，我還想不出短期內會有新類別的避險主體出現。當然，這不是說不會有應對風險挑戰的創新出現，比如，在市場化避險工具方面、政府應急手段方面、消除戰爭風險的國際組織與協調機制方面等，都可以有很多創新的空間。

逆全球化情緒的增強，

不失為一次反思的機會

新京報：你在書中特別提到了公司力量的增長，這些年甚至有學者如麗貝卡·麥金農等給臉書這樣的超大型平臺企業取名為“臉書斯坦”（Facebookistan），形容其運作邏輯和在經濟、政治方面的影響力已經超越了傳統的“國家-企業”二分框架。但同時，我們也看到了這樣龐大的、尤其是跨國的企業也生產了諸多新的風險，你會如何看待公司在未來扮演的角色？

陳志武：公司的力量的確在過去兩百年上升很多，這也是為什么哥倫比亞大學前經濟系主任瑟里克曼教授說，“股份有限責任公司是過去一千年最重大的發明；如果沒有它，可能連蒸汽機和電氣時代都不會出現”。從歷史上看，人類發明出的能長期存活的社會化組織包括基于血緣的宗族、基于信仰的宗教組織、基于專政工具的國家，到近代才有基于商業利潤的股份有限公司，它是一種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自愿結盟的商業組織。

在這幾種社會化組織中，由于全球化時期的人口高度流動以及價值觀快速趨同，宗族與宗教的影響力和凝聚力總體是逐漸式微的，同時，全球化也在削弱主權國家的邊界的意義，這些都造成商業公司的力量的不斷崛起。實際上，像亞馬遜、谷歌、蘋果這樣的公司所掌握的資源和收入，都遠超世界上大多數主權國家，未來人的生活會更加依賴股份有限公司。但，我也要強調，商業公司跟現代政府不同，政府壟斷了立法權、執法權和行政權，而公司不具有任何這些。

紀錄片《監視資本主義》劇照。

新京報：在此前的采訪中，你提到疫情加劇兩個值得警惕的問題，一個是美國的寬松貨幣政策反而導致了貧富差距擴大，另一個就是全球范圍內民粹主義的抬頭。這兩個因素都非常影響人們對全球化過程的預期，這兩年，講逆全球化趨勢的書也多了起來。你對近未來的全球化過程持什么樣的態度？

陳志武：可能未來10年、20年內逆全球化的勢頭很難扭轉。當然，從更長的歷史看，這不奇怪，因為人類歷史從來是向前走三步、然后倒退兩步。人性就是如此，走順時間太久，我們的非理性就會膨脹，會對現實充滿錯覺，誤以為一切都是自己所致，而忽視外部環境、外來機遇的重要作用。

從這個角度看，逆全球化情緒在增強，也不失為一個反思的機會。就像改革開放之后，中國高速發展了40年，這也讓很多人的心態變得不健康，開始過高估計自己的能力。所以，經濟上的放緩或許能迫使我們回歸理性。

1980年后，全球化和電腦革命給許多國家帶來大增長，但由于所帶來的紅利多被政治、經濟精英攫取，各國國內的貧富差距上升，導致了大范圍的怨氣，包括你說的民粹主義上升、英國脫歐、選特朗普做總統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案例。客觀講，那些怨氣需要以某種方式發泄。很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各國內的怨氣有增無減。

紀錄片《歐洲：他們還是我們》劇照。

新京報：回到中國的語境，在提及“金融大分流”時，你指出中國重視宗族關系而漠視陌生人社會的互信，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中國金融文化的發展，而儒家文化在其中又發揮了不少作用。過去有一個充滿爭議的討論，即“儒家文化”對當時的“亞洲四小龍”國家的經濟騰飛是否有促進作用。現在看來，你會如何評價儒家文化對東亞國家經濟發展的作用？在當下的社會中，儒家傳統是否還會發揮對經濟的影響？

陳志武：“亞洲四小龍”的興起和近年的消沉，充分證明基于儒家血緣網絡的經濟體之局限性。四小龍經濟基本都以家族企業為主，當初創立是依靠親戚融資，即使做成功了在股市上市了，也是依附于某個血緣家族，資本和管理主要控制在血親之手。

由此，一方面這些家族企業照樣難以解決跨代傳承的問題，不愿也不能超越血緣雇傭最有天賦的職業經理人接手，血緣網絡仍然是唯一信得過的圈子，大大制約這些企業的長久生命力；另一方面，風險只能在小范圍內分散，融資量和公司規模終究有限，因為血緣網絡再大，在一夫一妻制下，一般也就幾百族人。儒家基于血緣建構人與人的關系和社會結構，其局限性在全球化的時代尤其得到凸顯。

儒家傳統的優勢在小規模商業企業，小范圍融資，小范圍招聘管理團隊，小范圍傳承。這也是浙江、江蘇、福建、廣東等沿海商業文化的特點。有人會說，今天中國不是有那么多萬億市值、千億市值的公司嗎？可是，這些公司都還在創始人掌控之下，還沒經歷過傳承和時間的挑戰，它們會是曇花一現，還是會成為百年老店、千年大業？按理說，香港是最好的結合了中西的地方，但你看看香港的各主要公司，每個的背后都是一個家族把控，去其中任何一家公司走一下，你會發現，哪怕是公司里的高管，一見到控股家族的血親就點頭哈腰，根本不是你想象的現代公司場景；這也是為什么香港沒有太多有前景的公司。

紀錄片《美國工廠》劇照。

如何抵抗疫情下的社會風險？

新京報：隨著疫情的繼續，這段時間中文媒體上討論最多的可能就是兩個問題，一個是大學生就業難，今年可能真的是史上最難的一年。第二個是社會老齡化的擔憂，而與之相關的就有年輕人生育意愿的問題。國家希望鼓勵年輕人生育，但社會的結構性風險擺在這里，效果很可能就會事與愿違。不知道在你的判斷里，現在的年輕人可能面臨的風險主要有哪些方面？

陳志武：就業的問題永遠是大家最關注的。如果要從根本上解決，就必須回到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上，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尤其是對民營企業、個人創業有更大的支持與保護。很多事情如果違背了市場的原則，會極大地降低人們的積極性。一句話，我們應該順應人性。

新京報：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金融危機史的學者亞當·圖茲認為，當下全球面臨的最大的經濟風險為新冠疫情的反復對醫療系統的持續沖擊。面對新冠疫情依舊肆虐的現實，在你看來，最近幾年，有哪些具體的最值得我們注意的“風險”？

陳志武：主要風險包括經濟脫鉤、地緣政治、各國政府繼續大量放水和發放救濟錢、小微企業倒閉、失業危機。接下來，各國都要面對這些挑戰，所以，我們每個人都要做好避險準備，保住自己的財富，增加生活韌性。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采寫：劉亞光；編輯：青青子；校對：賈寧。題圖出自紀錄片《轉折點：911與反恐戰爭》劇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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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的名人故事

關于誠信的名人故事兩則

誠信往往是商人成功的秘訣之一，誠信的品質會幫助商人在業內樹立起好口碑。下面是我為大家整理的關于誠信的名人故事兩則，歡迎閱讀和參考。

橡膠大王李光前的創業故事

李光前生前是世界十大華人富商之一，尤其是他所創立的橡膠王國，對世界橡膠業有特別重要的影響。李光前為當代新馬、以至整個東南亞地區杰出的華人企業家、教育家和慈善家。李光前曾被授予馬來西亞大學法學博士學位。

1962年，新加坡政府聘請他為新加坡大學首任校長。

1967年6月2日，獅城新加坡沉浸在一片悲哀的氣氛中，似乎失去了所有的神采，同時市民們全部出動，自發為一位老人送行。商界人士驚聞一代巨賈離世，教育界痛悼喪失了一個好的教育家，全世界的華人都為沒有了一位領導者而落淚。新加坡共和國總理李光耀也在唁電中深表哀痛和惋惜。李光前生前引起了特別多的驚訝，聲名遠揚的華人實業家。這位一生熱心于文化教育事業的橡膠大王的逝世，不僅是新加坡工商界的一大損失，也是新加坡華人社會的一大損失。

1893年，李光前出生在福建省南安縣梅山芙蓉鄉，原名李玉昆。在他小時候，他的家境特別的貧寒，但是，難得可貴的是父親對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視，雖然經濟困難，沒有多少錢，但是仍要自己節衣縮食，也要供孩子讀書。

1903年秋天，李光前只有10歲，就跟隨父親從福建出洋，去新加坡謀求生計。開船不久，氣溫變得特別的低。當時船上多是福建人，而且還大多都是來自窮鄉僻壤，去南洋謀生。因此，穿的都比較少衣，凍得直打哆嗦。

陳嘉庚當時也在船上，他是著名的愛國華僑，當他看到大家被凍成那樣，就吩咐倉庫保管員：“你通知全船的人，凡是姓陳的，每人發一條毛毯。”船上旅客不管張三李四都報名說自己姓陳，實在是被凍壞了 ，于是，便先拿一條毛毯御寒再說。

之后，陳嘉庚到各船艙巡視，看到大家都領到毛毯，就放心了。可是當陳嘉庚走到船艙的一個角落時，看到一個小孩子在那里直打哆嗦，覺得很奇怪，就問：“為什么沒去領毛毯。”這個小孩子說：“我不姓陳，不敢冒領。”這個小孩子就是李光前，他這種誠實的舉動，給陳嘉庚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

李光前來到新加坡，就進入了當地英印學堂就讀。他銘記父親的教導，在接受英文教育的同時，還堅持去養正學堂學習中文。

1909年，李光前由于學習勤奮、成績出色，得到當地中華總商會主席吳壽珍資助回國，繼續在暨南學堂學習。兩年后，他考入北京清華學堂(預科)，之后轉到唐山路礦專門學堂。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局非常的動蕩，李光前的學業由此打斷。他只好回到新加坡，不久又考上當地政府辦的測量專科學校，同時攻讀美國一所大學的函授工程課。3年后，因生活所迫，再次中斷學業，開始謀生計。

李光前精通中文、英文，經朋友介紹，他來到愛國華僑莊希泉創辦的中華國貨公司擔任英文文書及涉外工作，由此便開始進入商界。

當時民國初立，中國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分別出版了新型的“共和版”課本和“中華版”教科書，東南亞各地都有許多華僑學校，但采用的仍是清末的舊課本。李光前目光敏銳，感到機不可失，于是與國內出版社聯系，買入大批新教科書轉售給各僑校，為公司贏得了一筆可觀的收入。

1916年的一天，天正下著雨，李光前下班，在街邊大攤檔吃飯。這時，陳嘉庚也冒著雨來買食物。當陳嘉庚買完食物包好后，雨越下越大。陳嘉庚的汽車停在附近，他沒帶雨具，無法去駕車，正在著急，李光前認得陳嘉庚，忙遞去一把雨傘，陳嘉庚性子比較急，拿了雨傘頭也不回說：“明天到我的橡膠公司去取回吧。”

第二天傍晚，李光前下班后，便到陳嘉庚辦公室來取雨傘。陳嘉庚忙招呼他坐下，并感謝他借傘之情。兩人在辦公室內邊喝茶邊聊天，李光前才談起他當年由廈門來新加坡的輪船上，陳嘉庚贈毛毯幫他御寒之事，至今感激不盡。陳嘉庚這才想起來，大笑起來。

閑談之中，陳嘉庚了解李光前熟悉中英文，正好自己的公司目前正處于發展階段，于是他便請李光前到自己的橡膠公司內服務。

李光前來到陳嘉庚的謙益公司，主要負責的是處理中、英文函件及對外聯絡工作，這一次“跳槽”成為他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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