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貿易對地區發展的影響是什么(國際貿易對中國的作用和意義？)

>（三）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幾種形式。一旦選定某些產業為戰略性產業，政府應該采取什么措施保護這些優選產業的發展呢？克魯格曼和詹姆斯?布蘭德(James Brander)提出了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幾種可能的應用形式。

1.以轉移利潤為目的的補貼。這項戰略性政策涉及到運用補貼來加強在有外國競爭對手的國際市場上的戰略地位，其基本思想是要把利潤從國外廠商轉移給國內廠商。政府補貼可能使本國廠商降低產品成本，從而在有利可圖的國際市場上占有更大份額。由于成本補貼迫使外國競爭對手削減產量，使本國廠商得到額外利潤，這些利潤超過政府的補貼數額，即廠商的受益超過納稅人的損失。這說明出口補貼（或生產補貼）增加了國內經濟福利。

二、新貿易理論在美國興起的深層背景

20世紀80年代初，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在美國興起，不是偶然的。

首先，它與同時代美國經濟形勢發生的深刻變化有著密切聯系。隨著歐洲的復興、日本的崛起，美國逐漸喪失了在世界經濟中的絕對優勢地位。特別是日本作為經濟、科技和金融大國的崛起，成為在國際競爭中對美國具有較大威脅的經濟大國。80年代，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已相當于美國的60%，在高科技方面，日本已在不少領域明顯超過西歐而對美國構成巨大挑戰，日本的對外貿易發展速度驚人，1979年日本的進出口總額較1955年增長了46.5倍，占世界貿易總量的比重隨之從2.3%提高到6.5%，而美國在同期則從14%下降到12%。【注釋】方連慶、劉金質和王炳元主編：《戰后國際關系史（1945-1995）》，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上冊，第524頁。【注尾】當時，美國各界正在為國際競爭力開始下降而擔憂，日本和歐共體國家卻通過政府補貼或保護等手段對高科技產業實行扶持政策，由此，在美國引發了一場關于美國是否也應該對自己的目標產業進行扶持的爭論。歐共體對農產品的長期補貼政策，使得美國有時也考慮運用補貼或其他優惠政策促使其他國家購買美國而非其競爭對手歐共體的農產品。而日本、韓國的汽車和家電業的發展主要得益于政府的產業政策。為了重建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絕對優勢，美國經濟學家開始考慮要么采取對抗性的貿易政策，在政府保護下發展一些支柱產業同日本和歐共體競爭，要么，對日本和韓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施加政治壓力或展開貿易談判，迫使他們降低在經濟領域的國家介入程度。在這種背景下，里根和布什兩屆政府在貿易理論、貿易思想上逐步背離了自由貿易原則，開始轉向所謂公平貿易和管理貿易。

其次，貿易政策在美國經濟政策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直到1960年，美國制造業仍然主要是向國內消費者提供產品，企業的競爭對手基本上局限于來自國內的廠商。此后，貿易的重要性開始上升，據統計，1960至1980年期間，進出口占美國制造業增加值的比重增長了一倍多，這表明國際因素對美國經濟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伴隨著企業競爭由純國內性質的問題轉變為國際性質的問題，貿易政策也不再被視為僅僅是美國的國內政策，而成為對外經濟政策的一部分。美國對國際貿易的依賴性越來越強，提高了國家貿易政策對國內經濟變量的影響力，貿易政策作為達到國內目標和反擊外國企業的不公平貿易的手段也越來越具有吸引力。

第三，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產業內貿易和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發展迅速，以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為基礎的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已難以對此做出合理解釋。主要表現在發達國家間貿易和產業內貿易發展迅速，這對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提出了挑戰，古典理論的比較優勢說和新古典理論所秉持的要素稟賦論的解釋力降低，國際政治經濟學需要發展新的分析框架。羅伯特?吉爾平認為“80年代的種種事態發展，已經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性質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注釋】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楊宇光等譯），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頁。【注尾】克魯格曼說得更明白：“一直可以用來說明1880年甚至1950年的經濟狀況的古典的自由貿易理論，已不適用于解釋1984年的世界經濟”。這在客觀上要求理論界重新思考國際貿易理論，創立新學說，對戰后以來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國際貿易新模式做出科學解釋。

在這種背景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釋戰后發達國家間貿易和產業內貿易迅速增長這一國際貿易領域的新現象，于是出現了國際貿易理論的“新思想”，新思想的“內核”是關于戰略性貿易政策的理論。該理論的核心是賣方寡頭公司在國際貿易和對外投資中的日益重要性，這種公司可能利用越來越多的利潤、實踐經驗和阻礙競爭對手的壁壘加強自己的地位。【注釋】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第201頁。【注尾】 在國際競爭日益加劇的時代，各國政府有可能代表本國公司執行戰略性貿易政策，即通過財政補貼或國內市場保護等手段增強本國公司的國際競爭優勢，使超額利潤從外國廠商轉移給本國廠商。

三、理論特色

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安排了一系列由美國貿易代表的官員和貿易、產業政策專家參加的會議，散發事先準備好的有關當前貿易政策問題的案例材料，希望學者們能提供與這些問題有關的合適的分析框架。不少美國經濟學家開始投身于新貿易政策的理論研究，試圖藉此為美國實施戰略性貿易提供理論依據和政策辯護。新貿易理論成為炙手可熱的研究領域，戰略性貿易政策也成為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討論的熱門話題。

保羅?克魯格曼主編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和新國際經濟學》，匯集了80年代美國學者關于戰略性貿易政策及新貿易理論的主要研究成果。該書有三大特點：

首先，無論是經濟學家們對新理論的探討還是研究成果的結集發表，都反映了美國學術研究的實用傳統。可以說，所有這些研究成果都有著極強的現實針對性，它們試圖解釋戰后國際貿易的三個基本事實：一是戰后60%的貿易是在發達國家之間進行的，“北北”貿易壓倒了“南北”貿易；二是它解釋了產業內貿易迅速擴大的原因；三是它說明，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下，在由賣方寡頭公司相互競爭的經濟中，政府干預有可能改變戰略博弈的基本結構，從而為本國廠商贏得國際競爭優勢，把超額利潤從外國廠商轉移給本國廠商。不少學者將戰后日本在一些重要的經濟部門所取得的成就歸之于日本政府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和產業政策。

第三，該論文集并沒有就新貿易理論和戰略性貿易政策達成共識。從政策建議角度來看，多數學者不贊成美國政府采取戰略性貿易政策，也不贊成政府對任何特定產業進行扶持。美國有著相當發達的資本市場和勞務市場，各種生產要素都是高度流動性的，市場導向仍是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市場在引導資本和勞務向高技術部門轉移過程中仍將發揮重要作用。因此，學者們建議，美國政府應對實行干預主義的產業政策抱慎重態度。部分學者指出，戰略性政策只有在缺乏其他更好的政策時才能應用，而且只能是臨時性的。

盡管戰略性貿易政策難以付諸政策實踐，單從理論上來說，它注重把有關公司和工業組織的理論應用于貿易關系，強調學習曲線、規模經濟和外部性，是對古典和新古典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古典經濟理論把重點放在解釋“南北”貿易上，而新理論著重解釋“北北”貿易；古典理論認為貿易只是在公司之間進行，新理論認為存在著政府與公司合謀以攫取“租”（超額利潤）的可能性；古典理論假定市場是完全競爭的，“租”是不存在的，新理論假定市場競爭是不完全或壟斷的，在某些產業中存在著大量的“租”；古典理論假定資本和勞動是不流動的，比較優勢是靜態的，新理論假定資本和勞務都是流動的，比較優勢是動態的和人為的。

克魯格曼主編的這部《戰略性貿易政策和新國際經濟學》是目前國外關于新貿易理論的權威文獻之一。它正式確立了戰略性貿易政策所倡導的政府干預可使經濟福利最大化的論斷的學術地位，不僅反映了經濟學知識的新進展，而且從實際出發，比較合理地解釋了戰后國際貿易的新模式。

中國區位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近年來，中國的地區經濟差距引起了廣泛關注，伴隨地區經濟差距擴大的同時，中國的金融發展在區域層面上也表現出了明顯的差距（趙偉、馬瑞永，2006）。研究影響區域金融發展的因素，對于解釋和控制區域金融發展差距具有重要意義。本文試圖就解決這個問題做初步嘗試。 傳統的經濟地理學理論中，地區差異化的原因主要是由地區的地理位置（如距離港口的遠近）、自然條件等因素決定的。傳統的經濟地理學并不能解釋一些地理位置不是很優越的地區經濟金融也能發展得很好。

正是這個原因促使了新經濟地理學的崛起，新經濟地理學的關鍵是Krugman(1991)提出的規模收益遞增，核心思想是兩個自然條件和地理位置非常接近的地區，也可能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例如歷史事件)導致產業開始在其中一個地方集聚，從而產生地區差異。同時新經濟地理學開始考慮經濟、歷史、文化和制度及其他一些傳統地理學未涉及的因素對于經濟的影響（Yeung,2003）。但是常常將政策因素和傳統地理因素一樣視為偶然事件來分析，認為它們對于經濟金融起的是間接作用而非直接作用(金煜、陳釗、陸銘，2006)。在中國經濟政策和傳統地理因素往往不是間接影響經濟和金融發展，而是起直接作用。中國的“讓東部地區先富起來”的一系列政策對于東部地區的發展起了不可否認的直接作用。因此，本文的分析框架中納入了經濟政策因素的影響。

在新經濟地理學基礎上發展而來的金融地理學秉承了新經濟地理學超越傳統地理學框架分析問題的特點，并且發展出了更加綜合分析問題的視角，強調跨學科的研究，從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多個角度來研究區域金融的發展。在這個視角下，傳統地理因素、新經濟地理因素和政策因素等都被包括在內。金雪軍、田霖（2004）對這方面的實證研究已經作了初步嘗試，從金融地理學的綜合視角構建了區域金融競爭力評價體系，其指標體系涵蓋了經濟、文化、科技、區位等多個方面。本文試圖從金融地理學的視角出發，構建一個金融地理學分析地區金融發展的框架。在此框架下將地區金融發展的影響因素經濟、科技、歷史等多種因素主要分為三類：經濟地理因素、新經濟地理因素和經濟政策

二、中國區域金融發展描述性分析

我們分別采用金融相關比率（FIR）和金融市場化率(FMR)來衡量地區的金融發展程度。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相關比率（FIR）作為衡量地區金融發展狀況的指標已經被廣泛采用，由于我國的國有金融長期帶有濃厚的行政色彩，為了更好地反映影響我國區域金融發展的因素，我們特地還采用另一指標金融市場化率（FMR）來反映非國有金融發展狀況（周立，2001）。FIR的定義是全部金融資產價值與全部實物資產(即國民財富)價值之比,這是衡量金融上層結構相對規模的最廣義指標。

FMR是非國有金融機構的金融資產與國民財富的比值。如果用S代表存款、L代表貸款，以FIR表示金融相關率,那么計算公式則為：FIR=(S L)/GDP。本文下面也將采用這種方法計算金融相關比率。相對應的金融市場化比率FMR就為非國有銀行的存貸款之和與GDP的比值（周立，2001）。

中國的區域金融發展水平在時間和空間上都存在明顯的變化，表示非國有金融發展水平的FMR的變化相對表示總體金融發展水平的 FIR更加明顯。我們將從金融地理學的視角來分析區域金融發展水平變動的影響因素

三、實證分析

我們采用混同回歸模型和非觀測效應模型來對所獲得的面板數據進行分析。為了更好地說明問題，我們將對區域金融總體發展水平和區域非國有金融的發展水平分別建模分析。

（一）變量和數據 根據前面的分析，把影響區域金融發展的因素分為三類： 1.傳統地理因素。按照地理位置和區域研究的傳統，我們把30個省級行政單位分為東、中、西部三個地區。設立兩個虛擬變量region2、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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