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貿易和工貿一體的區別(廠商和企業有區別嗎？)

”、“網絡韓國21世紀”等一系列措施。目前，半導體、液晶顯示器、移動通信終端機已成為韓國的主力出口商品。韓國還計劃在今后5年集中投資開發第四代移動通信、信息保護系統等核心技術，促使信息技術產業繼續成為拉動韓國經濟、創造就業機會的主要動力。

縱觀韓國產業發展史我們可以看到，韓國政府在特定階段采取的都是有選擇、有重點的產業政策。

再次，技術創新為韓國經濟發展提供了不竭的動力，以技術進步為重點的創新驅動型發展模式推動了韓國核心競爭力和產業結構的提升。韓國技術創新經歷了由引進消化吸收到自主創新的歷程。經過多年發展，韓國形成了較為完備的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企業已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韓國政府通過采取制定鼓勵創新的財政金融政策和法規，積極營造創新環境，支持企業、大學及研究機構等創新要素的創新活動，并且由政府出面，資助、協調、解決創新主體力所不能及的難題。

臺灣模式

臺灣在幾十年的經濟發展歷程中，經歷了三次重大的經濟轉型。第一次轉型在1952年至1960年之間，由殖民經濟形態轉為進口替代工業發展階段，初步實現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第二次轉型在1961年至1985年，重點是大力發展出口導向經濟，形成外向型經濟體系。第三次轉型是從1986年以來，著力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到資本技術密集型，建立更加開放的自由經濟體系。20世紀80年代中期臺灣提出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為主導的轉型理念，出臺了一系列推動經濟轉型的政策措施。

臺灣經濟轉型的成功靠的是技術。工業技術研究院、科技園、引進硅谷人才、風險投資及其優惠政策被稱為臺灣經濟轉型的“五駕馬車”。這“五駕馬車”擰成一股繩，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臺灣的經濟轉型。

成立于1973年的工研院，扮演的角色從技術引進、人才培育、信息提供、衍生公司、育成中心、技術服務與技術移轉等過程，對于臺灣中小企業的產業發展歷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臺積電董事長張忠謀、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等風云人物都出自工研院，人稱“臺灣總經理制造機”。

1976年開始籌建的臺灣新竹科技園于1980年正式成立，是臺灣最著名的科技園之一，也是孕育臺灣高技術產業發展的基地，促使臺灣從一個低成本的制造中心成功轉變成為全球創新經濟的高附加值的制造中心。

除了重視本土人才的使用和培養之外，吸引優秀的海外人才回來創業是臺灣科技人才的重要來源。新竹科技園規定允許科技人員用其專利權或專門技術作為股份投資。這一政策對激發科技人員尤其是臺灣在海外的學子來園區創業的積極性具有重大意義。

在臺灣的經濟轉型中，創投基金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早期臺灣沒有引導基金，很多產業無法發展；臺灣相關部門拿出92億元臺幣，撬動240億元臺幣的社會資本，投入到產業發展中去。

另外，臺灣地區的創業投資業之所以能夠在20世紀80年代迅速起步，并于90年代蓬勃發展，得益于當局出臺了稅收激勵政策。按照1983年出臺的《創業投資事業管理規則》及相關稅收政策，經核準設立的創業投資公司，除創業投資公司本身免征資本利得稅之外，對投資創業投資公司滿兩年的股東，按所投資金額的20%抵免其個人或法人的所得稅。所以這項優惠政策也被看成是推動臺灣經濟轉型的“五駕馬車”之一。

香港模式

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香港在1970年以來，從玩具和成衣紡織加工貿易發家，促進整個經濟的繁榮。香港地小人多，但巔峰時期外貿經濟做得風生水起，外向經濟積累的財富數額驚人，成就一批資本大鱷如李嘉誠、霍英東的崛起。1983年起，港英政府啟動聯系匯率制度，并為高度自由的市場體系提供相對清廉的政府服務，引發國際資本紛紛入港，成就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期，香港加工制造業開始應內地改革開放的東風向內地遷移，從1980年代后期開始，一時間造就了南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

很多地方一直在模仿香港模式，但是多以失敗告終，原因在于沒有辦法克隆香港高度開放的自由市場、完善金融機制、最小政府的角色定位，以及在法制、廉政、公共服務等方面的杰出表現。香港的市場經濟體制是經過百年發展和完善，才形成了現在的自由開放型模式。

香港奉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對進出口的商品貨物不設關稅；對商品市場、生產要素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價格形成不加干預；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既不出臺扶持政策也不對企業生產決策施加任何干涉，企業擁有完全自主權。

香港的自由貿易主義吸引和積聚了大量來自東西方商人的資金和人才。高度依賴國際市場，形成了以本產品出口為支柱的工貿一體化發展的外向型經濟結構。

香港收集、整理和傳遞信息的機構及媒體很多，除官方公布的及各種新聞媒體提供的信息外，還可以通過半官方機構、世界各地駐港機構、工商團體、銀行、商業服務機構、公共網絡等獲得。這些信息量大而且全面客觀的信息機構，保證了香港個人和企業能夠及時、準確、迅速而又低廉地獲得市場信息。

香港與其它四小龍成員最大的區別就是奉行政府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政策。香港公有經濟微不足道，香港當局歷來避免對自由經濟的過多介入，但鑒于經濟發展多樣化的需要，在整體經濟運轉方面逐漸增強了指導性功能。一方面，通過增設有關的官方部門和興辦一批半官方機構，不斷擴大非官方工商團體和私人企業之間的聯系，協調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加強財政金融政策對經濟運行進行干預和調節力度，并通過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各種服務和提出一些計劃性建議間接地扶助和影響產業發展。

崛起與儒家文化無關

上世紀70年代歐美經濟不景氣，而亞洲四小龍卻實現了經濟騰飛，創造了“東亞奇跡”。于是一些推崇儒家文化的人開始對亞洲四小龍的崛起追根溯源，并得出了儒家文化成就四小龍崛起的結論。

但事實真的如此嗎？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同屬儒家文化圈的中國內地和越南朝鮮沒有同期崛起？韓國、新加坡、香港、臺灣都在近代有過一定程度的被殖民歷史，它們的儒家文化還是我們理解的儒家文化嗎？它們的文化中歐美文化滲透了多少？

先說香港文化，香港的繁榮得益于殖民地統治下自由貿易港的地位，以及從制度到文化的全面英美化。香港文化也是一個五彩繽紛的綜合體，有本土的華南文化，更有菲律賓文化、英美文化、日本文化、臺灣及韓國文化，所以與其說香港文化是儒家文化，不如說是各種中西文化的嫁接和融合。

再說臺灣文化。臺灣的文化也非單一儒家文化，其原住民文化、閩南文化、客家文化、南洋文化的基礎不容忽視。歷史上臺灣又受荷蘭殖民文化、日本殖民文化和美國占領文化的影響，所以在其經濟崛起的過程中，西方的管理體系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韓國文化與儒家文化根源很深，但是經過長時間的日殖民統治和美國占領后，韓國文化已經走向多元化。韓國西江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副教授李旭淵總結稱，拌飯是韓國文化的象征。韓國文化就是拌飯的文化，就是把很多東西摻合在一起形成的文化。

至于說英語、全盤接受英國法律的新加坡，就更難說是儒家文化一統天下了。

亞洲四小龍經濟發展背后的文化，是多種文化的拼湊和融合，不能說與儒家文化完全無關，但也沒有得到科學論證的必然聯系。儒家文化成就四小龍之說難逃牽強附會之嫌。

很赞哦!（49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