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貿易非效率模型怎么操作(微觀經濟學4道論述題)

未來的趨向和走向，那么它存在概率就會降低；

復制理論 ：創新往往就是在已有經驗、理論、模型基礎上進行遷移，廣泛聯系；借鑒，防范的存在于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

羊群效應： 當頭羊去一個方向時，其他的羊由于不了解全局，都會跟著去做同樣的事情； 就是應用了這樣的原理，他會預測自己的一個行為對人內心的影響，他會拼命買進股票，然后突然賣掉很多，很多不知怎么回事的人就會突然恐懼，然后也開始拋售自己的股票。而中國之所以在亞洲經濟危機的大環境幸免就是看透了這個戰術，大陸準備用全國之力接著，這樣索羅斯必敗，所以索羅斯不再敢對香港出手。這讓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多元思維模型及其相互間的聯合作用。一個表面的事物本身可能極其復雜，把事物想簡單，就會讓我們誤判。

破窗效應： 一個事物在公眾中發生利益趨同行為，如果大家了解并有相同行動力，那這個行為會不斷放大；

馬太效應： 強者越強，弱者越弱；

質量控制： “工程學的質量控制理論對你我這樣的非專業工程師來說也是很重要的核心部分，其基礎恰好是費馬和帕斯卡的基礎數學理論。一項工程的成本這么高，如果你付出這么高的成本，你就不會希望它垮掉。”質量控制的本質其實是精益化管理，使用各種統計學工具，不斷優化迭代，持續的提高質量，減少成本消耗，最后就能達到一個非常高的標準。創業領域的MVP模型也是類似的思想，小步快跑，迅速迭代，持續優化提升產品和服務質量。最經典的莫過于PDCA循環：計劃，執行，檢查，行動。這四個階段有先后、有聯系、頭尾相接，每執行一次為一個循環，稱為PDCA循環，每個循環相對上一循環都有一個提高。

冗余備份系統： 工程學中，典型的工程冗余（rǒng      yú）指的是向系統添加“額外”的關鍵組件，它是利用系統的并聯模型來提高系統可靠性的一種手段，通常使用備份或者自動防故障裝置。從火箭的控制和動力系統，到數據中心大量使用的額外硬盤和備用電源都會使用。也運用于生活和家庭的風險防范，冗余備份是抵御風險的工程學思維模型

斷裂點理論： 工程學里的斷裂點理論也是一種非常強大的思維模型，工程學中會設計一些保護機制，用小的損失去防止大的損失。比如電路系統中的保險絲，汽車的保險杠，爆破帽，壓力系統的爆破片，都是斷裂型的安全保護裝置。斷裂點這個模型理解起來還是比較的容易，就是用一個很小的可以承受的損失去，去避免無法承受的系統性風險的發生。查理·芒格提到的工程學的四個主要思維模型中有三個都是保護系統安全的。冗余備份和安全邊際模型都，但這個斷裂點模型如何應用在實際生活中和投資過程中，用一個可以承受的小的損失來，避免重大的風險和損失。一個人在投資的時候要設定止損點，在必要的時候止損，以防止巨大的損失。股市中也有熔斷機制。在生活中很多時候也需要用到這個思維，適時的“忍痛割愛”是明智的選擇。

前景理論： 前景理論是風險決策的一個重要思維模型，描述和預測人們在面臨風險決策過程中的行為理論。前景理論分析框架：它有三個特征，一是大多數人在面臨獲得時是風險規避的；二是大多數人在面臨損失時是風險偏愛的；三是人們對損失比對獲得更敏感。

具體為：確定效應：二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在確定的收益和“賭一把”之間，多數人會選擇確定的好處，落袋為安心理。反射效應：在確定的損失和“賭一把”之間，做一個抉擇，多數人會選擇“賭一把”。損失規避：白撿的100元所帶來的快樂，難以抵消丟失100元所帶來的痛苦；   迷戀小概率事件：很多人都買過彩票，雖然贏錢可能微乎其微，你的錢99.99%的可能支持福利事業和體育事業了，可還是有人心存僥幸搏小概率事件。5、參照依賴：數人對得失的判斷往往根據參照點決定，舉例來說，在“其他人一年掙6萬元你年收入7萬元”和“其他人年收入為9萬元你一年收入8萬”的選擇題中，大部分人會選擇前者。

護城河理論： 安全邊際率模型主要用于企業分析其經營的安全程度，一般說來，當安全邊際或安全邊際率較大時，企業對市場衰退的承受力也較大，其生產經營的風險程度較小，而當安全邊際或安全邊際率較小時，企業對市場衰退的承受力也較小，其生產經營的風險程度將較大。巴菲特在尋找投資對象時，總是千方百計尋找具有安全邊際的投資對象，看它是否有這樣一條經濟護城河——這條經濟護城河的河面越寬、安全邊際就越大，投資這樣的股票就越安全。投資最重要的就是尋找確定性，只有確定性才能讓投資資金更安全，也只有確定性才能讓投資收益更高。對于價值投資者來說長期持有股票最重要的安全邊際就是確定性，安全邊際也是價值投資者的靈魂。

雞蛋不要放到一個籃子里： 風險均衡理論，兩個未知風險同時發生的概率遠遠小于一個未知事件；

馬斯洛需求層次： 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歸屬與愛、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五個層次。需求是由低到高逐級形成并得到滿足的。人基本上是永不滿足的動物，一個需求被滿足了或快要滿足后，對另一個層次需求的追求欲望隨之而來。理解需求是有層次的，個體之間的需求是有差別的，最高級的“自我實現”是“少有人走的路”，只有那些低級需求真正滿足的人才容易走上自我實現之路。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對我們來說的最大意義就在于，它告訴了我們，人在滿足了基本的需求之后，就要去實現更高的需求和目標。

價值指數思維模型： 一個事物的價值，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其中的一部分會在大多數人反應過來之前，價值呈現指數增長。在呈指數改變前，這樣的事物大多價值是被低估的，它本身的價值由于具體解決問題的獨有性，稀缺性，服務能力的廣泛性而存在，卻因不被理解

規模優勢： 規模優勢理論的本質是，你生產的商品越多，你就能更好地生產這種商品。那是個巨大的優勢。它跟商業的成敗有很大的關系。規模優勢首先會帶來一種信息優勢，也能帶來強大的社會認同，巨大的規模優勢使企業內部能夠進行更為專門的分工，從而在生產產品或服務上具備更大的優勢。

微觀經濟學： 考慮稀缺性是理解價值的根本； 機會成本：人們面臨權衡取舍，某種東西的成本是為了得到它而放棄的東西；激勵至關重要；  經濟學思維是邊際思維，理性人考慮邊際量；獲取信息是有代價的，信息不對稱是一種巨大的優勢；貿易能使每個人狀況更好，隱形之手無處不在

刻意練習： 斷走出自己的舒適區，要在一件事情上反復打磨，堅持。不斷的吸收新的東西，也不斷的堅持幾件最重要的事。

費曼學習法： 把一個東西講給別人聽，會極大的加深你對這個東西的了解。

存量思維 ： 現代互聯網把我們的大腦變成了一個垃圾場。我們一股腦門的接受新的信息、知識，但是缺乏整理和歸納，它永遠不可能回爐重造，最后變成一個完整的機器被我們所利用；它的原理就是：建立專門的知識處理機，當新知識被大腦吸收進來之后，能夠被自動的進行分類、歸納、整理，最后形成一個完整的知識體系；不斷的把新知識填充進去，之后驗證并完善它；一旦你建起了一個最底層的模型，后面你就會在這個領域越來越厲害，對這個領域的理解越來越深，你會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知識體系，一個完美無缺的知識體系

期待的力量 ： 現實＞期待＝幸福，現實＜期待＝失落；期待本質是欲望，生存和繁衍的需要成了欲望的原罪。在歷經了無數代的自然選擇之后，我們的生化系統不斷適應變化。為的是增加生存和繁衍的機會，而不是幸福快樂的機會。只要是有利于生存和繁衍的行為，生化系統就會用愉悅的感覺來回應。但這不過是一時的營銷伎倆；但商業就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則就是商業的原動力；

自由貿易過時了嗎

如果經濟學家教條存在，它一定包括“我理解比較優勢原理”“我提倡自由貿易”這樣的觀點。在過去的一百七十年間，正確評價無論國際貿易公平與否都會使國家受益的觀點已成為檢驗經濟學專業水平的標準。比較優勢不只是簡單并且意義深遠的概念，而且與頑固的流行偏見和強大的利益集團直接沖突。這種結合使得大家像擁護經濟學領域中任何神圣的觀點一樣保護自由貿易。 然而，自從1817年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原理》發表以來，自由貿易從未像現在這樣令人感到懷疑。這不是因為它受到出于保護的政治壓力，盡管過去在不撼動比較優勢理論的基礎上取得了勝利。而是因為國際貿易自身帶來的改變。盡管國際貿易理論新的發展并沒有充分被經濟學家所接受，但這些新的發展確實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過去的十年間，傳統的固定報酬完全競爭的國際貿易模型被強調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的新模型補充、替代。這些新模型引發了人們的疑問：比較優勢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釋國際貿易？它們也表明在某些情況下政府通過進口限制、出口補貼等措施干預貿易也許對國家是有利的。 結論導視：自由貿易雖未過時，也是個已無法挽回的失掉了其純真性的概念，它的地位已經從從最優移至尚稱合理的經驗法則。確有事項上，自由貿易仍然是好的政策，在現實政治中也仍然是有用的目標，不過把它視為經濟理論所告訴我們的一貫正確原則的政策卻不再可能了。 對國際貿易理論的重新思考 從19世紀早期到1970年代末，基于比較優勢的國際貿易理論一直處于領導地位，這種理論可簡單描述成國家之間利用彼此差異進行貿易活動。傳統模型的假定條件是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在這種假定下，只有國家在偏好、技術、要素稟賦上的差異達到一定程度貿易才能產生。傳統的李嘉圖模型強調技術差異作為貿易的原因；赫克歇爾-俄林-薩繆爾森模型則強調要素稟賦的差異。其他的模型是基于產品和要素數量變化的假定，如限制技術等等。這些非傳統模型在重要的方面有不同的含義；例如，李嘉圖模型中沒有考慮收入分配效應，赫克歇爾-俄林-薩繆爾森模型也是如此。然而，傳統貿易模型中根本的共性是，幾年以前，國際貿易理論認識經濟學里最統一的領域之一。 有創見的國際經濟學家一直知道比較優勢不能單獨支撐國際貿易理論，報酬遞增也會成為國際分工與貿易的另一個因素。俄林自己就重復強調這點。而且，至少從1950年代實證工人和業余觀察者就已不再滿足國家貿易理論，因此在國際貿易研究中形成一種反文化，產生了一套強調傳統貿易模型未能表現出來的貿易原因的非形式論證。當許多作者在討論除比較優勢外規模經濟作為貿易原因的可能性時，像斯蒂芬·林德和雷蒙德·弗農開始強調內生技術變遷。只有少部分文章在報酬遞增條件下嘗試傳統模型。然而，這些文章都被模擬市場結構問題所困擾著。除了在看起來不可思議的假設條件下，即規模經濟對公司完全是外部的，報酬遞增必然導致不完全競爭。直至1970年代晚期，一直沒有普遍接受的方法模擬一般均衡下的不完全競爭。由于主流貿易理論在傳統一般均衡條件下占有主導地位，非傳統觀點只能呆在腳注。早在1980年，許多教科書，甚至關于國際貿易理論的調研文章，不再提及除了在偏好、技術、要素稟賦等外在差異的原因下產生貿易的可能性。 在1970年代，產業組織的研究員開始研究承認缺乏普遍性，但易于應用的不完全競爭模型。其中比較突出的是由像A·邁克·斯賓塞、阿維納什·迪克西特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這樣的作者在構建效用最大化和一般均衡框架下得出的Chamberlinian一般競爭模型。貿易理論學家很快就認識到了這些新模型為傳統模型提供了把報酬遞增作為國際貿易原因的必要框架。同時并分別地，阿維納什·迪克西特和維克托·諾曼（1980）、凱爾文·蘭開斯特（1980），和保羅·克魯德曼（1979）都發表過規模經濟會導致國家間壟斷競爭產業下產品的任意特化。這些模型很快就形成了觀念，即國家分工和貿易不只因為國家之間存在根本

差異，還因為報酬遞增導致了每種產品生產的地理集中性。實際上，從邏輯上講，報酬遞增和比較優勢同樣構成國際貿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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