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道中華買粉絲的文章是核心嗎(美國人的核心價值觀是什么？)

進行專業知識的傳播，提高社會專業化的水平；而且職業教育在技能供給上具有規模優勢，能夠更好地滿足工業化大生產的技能需求。所以，盡管在技能匹配上，職業教育技能供給會滯后于產業和企業的技能需求，但職業教育不可或缺，而提高技能培訓的質量、強化有效技能供給，無疑是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義。

當前，從技能形成的角度來看，中國職業教育的技能供給面臨著諸多質疑：一方面，大量企業抱怨職業學生無法適應技能崗位的要求，往往需要經過二次培訓方能上崗。另一方面，在宏觀層面上，中國已經是全球職業教育規模最大的國家。依據教育部公布的數據，截止到2018年，中國共有各類職業學校1.17萬所，年招生數量達928.24萬人，在校學生2685.54萬人，近20年畢業生數量超過1.3億。但與此同時，另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勞動力市場長久存在的“技工荒”現象并沒有隨著職業教育的“規模繁榮”而得到有效緩解。2017年發布的《制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預測了未來十大重點領域的人才需求，至2025年人才缺口超過400萬的有四個領域：新一代信息技術、電子裝備、高檔數控機床和新材料，缺口分別達到950萬、909萬、450萬和400萬。此外，中國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統計數據顯示，近年來我國技能勞動者的求人倍率（崗位數與求職人數的比）一直保持在1.5以上，其中，高級技工、高級工程師、高級技師的求人倍率甚至達到2以上的水平。這客觀上說明，職業教育的有效技能供給與產業、企業技能需求之間依然存在著較大距離。針對這種現象，有學者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的職業教育特別是中等職業教育對于中國人力資本積累的作用不但無效，甚至是消極的。

從社會地位獲致角度來看，眾所周知，人力資本是社會個體社會地位獲得、實現階層流動的重要依憑。但在現實中，即便是依據柯林斯所言（職業）教育只是提供文憑通貨，中國職業教育也屬于一種“二等教育”。相較于高等教育體系，職業教育體系提供的文憑證書在社會認可乃至社會流動分層上的功能價值較低。從1994年開始，職業教育的投資回報不斷下降，近些年中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中教育的回報幾乎沒有差異。一些學者的研究發現，職業資格證書雖然能增加勞動者收入，但存在著明顯的體制內外分隔的現象。在體制內單位，職業資格證書對工資待遇提高的作用達到13.8%，但在體制外其作用不顯著，甚至是負相關。需要注意的是，職業教育的畢業生體制外就業的比重高達96.4%。據此可以說，職業資格證書在勞動力技能價格上存在著信號失靈的情況。就流動性更強的產業工人群體而言，技能型產業工人在入黨、落戶、收入、基本公共服務獲取等方面，與白領工人存在較大差距，作為中國產業工人主體的農民工通過職業教育獲取技能資格證書的動機并不強烈。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應否認正式職業教育所提供的文憑證書在社會分層流動上的功能。正如帕金所言，技術證書制度與財產制度同等重要，是資本主義社會分層的兩大基本制度，它決定著個人獲得的職位以及在社會分層中的地位。在中國職業教育發展過程中，技能供給與文憑供給之間的張力也一直存在，這種張力既形塑著職業教育學校的行動選擇，也對職業教育體系建設中的諸多政策行動產生影響。近些年來，中國職業教育界為了調和技能供給與文憑供給之間的張力做出了大量的探索：一是不斷革新技能人才培育方式，比如校企合作、產教融合等方面的改革，通過打造多元主體參與的制度機制，以提高職業教育體系的有效技能供給能力；二是強化職業教育學科體系建設，比如推進中等職業教育和高等職業教育的多層次貫通發展，強化職業教育在學科體系上的類型定位，提升職業教育文憑證書的效力，以增強職業教育的社會吸引力。

▍“大職業教育主義“與中國職業教育的未來

現實中，形塑制度變遷演化軌跡的除了理性的效率邏輯外，合法性機制和權力機制也是其中的重要力量，一項具體制度的變遷通常是在現實問題解決過程中而逐步深入推進的。這個制度變遷的原理同樣適用于中國職業教育體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職業教育界的努力和探索，是對當下中國職業教育核心議題做出的思考和回應，屬于中國職業教育體系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重要經驗。不過，資本主義多樣性研究中的技能形成理論和柯林斯的文憑主義理論告訴我們，職業教育體系嵌入在社會系統之中，職業教育的發展除了教育體系自身的制度革新外，相關匹配制度的建設也同樣重要。比如，一般認為，校企合作是職業教育實現有效技能供給的重要方式，德國雙元式的職業教育體系是其中的成功范例。不過，如果梳理德國職業教育體系的發展歷史會發現，其在技能供給方面也經歷了一個由“無效”到“有效”的轉變，直到20世紀初，才基本確立了當下德國雙元式職業教育體系的基礎架構。而雙元式職業教育體系之所以能夠在德國立足，并成為其重要比較制度優勢，與德國悠久的國家主義傳統密切相關，德國廣泛施行的勞動共同體機制與去商品化的社會保護機制為其奠定了制度環境。這提醒我們，在思考中國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時，也需要將其置于相對宏觀的國家經濟社會治理架構中來考量，依據中國本土的歷史傳統和當下現實推進匹配制度的革新與建設，方能“切實增強職業教育適應性”。

近些年，筆者一直倡導建立中國職業教育發展的命運共同體以推進系統性制度改革。當前，中國已經踏上以實體經濟為基礎的高質量發展征程，對于中國而言，職業教育不僅僅是一種生計教育、就業教育，更應該成為我們國家競爭力養成的制度基礎。只有對中國職業教育如此戰略定位，才能更好地推進職業教育體系現代化建設，也才能更有效地回應中國實體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技能需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職業教育發展亟須重建黃炎培先生提出的“大職業教育主義”觀。中國職業教育體系現代化建設除了涉及教育制度改革外，還與勞資關系制度、社會保護制度乃至宏觀產業政策的改革密切相關。因此，多部門合作搭建政策體系以及更高層級的頂層制度安排尤為重要。正如黃炎培先生所指出的，“職業教育，直接求百業的進步，間接關系民生國計大問題”。但“只從職業學校做功夫，不能發達職業教育；只從教育界做功夫，不能發達職業教育；只從農工商界做功夫，不能發達職業教育”。發展職業教育需要“內外兼修”，除了解決職業教育內部的問題，還是需要“分一部分精神，參加全社會的運動”，因為“社會是整個的”。黃炎培先生還特別注重研究職業教育與現代社會專業化分工之間的關系，他一直強調“職業教育須向職業社會里去設施”，從而“以求與社會一致融洽”。

20世紀上半葉，黃炎培之所以在中國大力倡導職業教育，除了公共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外，更直接的動力源自他切實的田野觀察。他認為中國工業之落后，重要原因在于“雖有善良之職工，無所施其技”。江恒源先生也持類似觀點，認為“理實分隔”是傳統教育無力解決社會生計之困的根源，“我以為今日社會所以致病的總原因，則由于教育不知注重行動。不注重行動，于是工作者不能用腦、用腦者不能做工”，所以“中國社會問題之解決，在于養成各人制造能力”。所以在那個動蕩的年代，兩位先生發出“勞工神圣”的呼吁，號召全社會重視職業教育。

寫一篇反映家鄉與祖國的變化的文章

——改革開放三十年有感

“1979年那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神話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跡般聚起座座金山。”

一首大家耳熟能詳的歌曲，每當耳邊響起這句歌詞時，我總是感到異常的親切與莫名的興奮。

說起親切，大概是因為歌詞中的年份，對我來說有一份特殊的意義，因為那一年我出生了。說起興奮，是因為1979年，我們偉大的祖國母親邁入了對外開放的嶄新旅程，開始了那輝煌的改革之路！

改革開放30年，彈指一揮間，我從一個牙牙學語的嬰兒成長為一名人民教師。這30年，我是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而成長的；這30年，我是緊跟著改革開放的速度而前進的。

細數這30年的歷程：

中國經濟迅速崛起，蓬勃發展：幢幢高樓拔地而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1978年到2006年間，中國經濟總量迅速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從3645億元增長至21，0871億元，增長近60倍！宏觀地講，這是偉大祖國的滄桑巨變。

細數這30年的歷程：

小時候，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回頭看看自己的成長歷程，現在有幸成為了一名人民教師，再看看現在孩子的成長環境。微觀的講，這又何嘗不是我們每個人的成長巨變呢？

◆ 變化中的對比：我們的出生年代

聽媽媽講他們小時候，什么都是限量供應，什么都要憑“票”購買：食油要“票”、雞蛋要“票”、 禽肉要“票”、買布也要“票”，竟然連火柴、肥皂都要“票”。在那個票證滿天飛的年代里，也是我們物質短缺的時代。媽媽說，那時候，只有在過春節的時候，人們才能憑票購買一只雞，過過癮。

70年代末，我出生了，我出生的那年，正是市場逐漸開放的年代，市場上的各類商品開始逐步敞開了，出現了“議價”商品。媽媽說，那時候，我吃雞蛋就不用再看“票子”的臉色了。

再看看現在我們孩子們的出生：母嬰病房、媽媽沙龍，光是尿片、奶粉，那就不下千種阿。還有滿大街、滿熒屏的嬰兒用品廣告，鋪天蓋地，那才真正稱得上是應有盡有！

◆ 變化中的對比：我們的童年時光

爸爸媽媽的童年是在弄堂、鄉野中度過的，打彈珠、香煙片、跳房子……，他們手中所謂的玩具都是一些就地取材的物品，茭白殼、木棍、粉筆等等，有個布娃娃，就是很奢侈的玩具了。

我小時候，那可不一樣了，雖然是80年代的改革開放初期，但商店里的玩具就已經開始豐富了，什么布娃娃，那時都換成黃頭發、藍眼睛的洋娃娃了，還記得我有一套模擬醫生的聽診玩具，現在我還完整的保留著呢。

再看看改革開放30年后的今天，別說洋娃娃，單是一個芭比就何止成千上萬，還有那層出不窮的各式電子游戲、智力玩具，孩子們個個都是玩具高手、電子強人。他們的童年是與世界同步的高科技時代。

◆ 變化中的對比：我們的求學征程

進入求學時代，媽媽們遇到了插隊落戶、上山下鄉，大好的求學時光被他們那不熟練的耕種動作所替代了。

到了我們這批獨生子女時代，是改革開放后的幸運一代，高考不再是獨木橋，多元化的求學之路為我們打開了一條陽關大道。

而到了2008年的今天，改革開放后的30年，小到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到高校、海外留學，多層次、多方位的學校選擇，簡直讓我們挑花了眼。

◆ 變化中的對比：我們的工作歲月

工作了，爸爸媽媽們那時的工作都是國家分配的，沒有喜不喜歡，沒有擅不擅長，分配你上哪，就得去哪。

新世紀初，我們大學畢業那會，已經是改革開放發展的蓬勃時期了，完全開始了自主擇業，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特長選擇適合自己的職業了。

2008年的今天，不但擇業需要競爭，我們所在的每一個崗位上，不論職員還是領導都引入了競聘制，就是把最適合的人留在最適合的位置上，也就是把每個人的優勢、長處都最大程度的發揮出來。

這就是我們年輕一代籍著改革開放春風的人生之路、成長巨變。

總之，30年的改革開放是我們祖國的滄桑巨變，也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成長巨變。我們正在崛起，這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的事實。30年的征程，中華民族以嶄新的姿態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30年的光輝，鑄就了一個民族近百年的夢想！我們堅信，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必將出現一個又一個輝煌的30年！中華民族的崛起，必將讓世界為我們自豪！

中國在過去30年間，那些政府能力弱而政策不佳的國家，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長率僅為0.5%，那些具有良好的機構能力和良好政策的國家，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長率達到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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