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金沙億圓貿易有限公司(湖南化工企業名錄)

的淘金者建造了住所和家宅，受到美國人的贊譽，「沒有中國人的幫助，這些淘金者很難在加利福尼亞生活下去」。在加利福尼亞等西部金礦區，華工被稱作「可以依賴的唯一的勞動力來源」。一八七三年美國出版的一本書中寫道：「在礦區、農場、工廠以及加利福尼亞的勞工中，雇用華人是最理想的。華人做的大部分工作如果用要求很高的白人工人來做，那將不能持續下去。」華人大多數只是暫居美國，工作一段時間便返回中國，而新來的中國人則替代了他們，使得勞動力不斷更新，始終基本上是青壯年男性。

華人首先是在加利福尼亞的礦山工作。據美國財政局統計，一八六二年加利福尼亞有大約二萬華人礦工。按每人每月交納四美元的開采稅計算，他們一年要向加利福尼亞政府交納近一百萬美元；假如華人每人每天花費三十美分買水，那一年就是二百一十九萬美元。直到一八八○年，加利福尼亞華人的五分之一仍在礦山工作。一八四八至一八八三年，加利福尼亞開采了價值十二億美元的黃金，相當于美國同期黃金總產量的三分之二，其中相當一部分為華人所采挖。這是美國社會所公認的事實。

如前所述，淘金熱帶動了加利福尼亞等地的經濟發展，而在這些發展起來的經濟部門中，華人也發揮出了重大作用。在西部制造業中，華人是主要勞動力，一八七二年，加利福尼亞工廠中百分之五十的工人是華人。當時的一位牧師說道：「沒有華人勞工，加利福尼亞的制造業一天都不能存在下去。」與此同時，華人也是西部農業勞動力的主要來源。在淘金潮的發源地薩克拉門托，華人農業工人占該地農業勞動力的百分之八十六。一八九三年，美國《太平洋鄉村報》評論道：華人農業工人「是專業的采摘者和包裝者，如果沒有華人，我們就難以看到我們每年的水果收獲并運往市場的。」最為壯闊的是在受淘金熱刺激而發展的鐵路修筑中，逐步從金礦轉業而來的華人工人為修建橫貫美國的鐵路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直到一九四三年五月，美國的《基督教世紀》還發表了一位當時的鐵路工程師的文章：「我想提醒你們，不要忘記華工為開發這個國家的西部所做的一切。」美國學者海因茨評價道：「加利福尼亞的華人對加利福尼亞早期經濟的發展作出了與其他任何一個民族至少是同樣的貢獻。在加利福尼亞很多主要行業的形成時期，華人曾經起過強有力、至關重要的作用。」

然而，原本就種族主義意識濃厚的美國白人，并沒有正視華人的貢獻和尊重華人的人格，認為工作勤奮努力和待遇要求不高的華人對他們形成了競爭，對他們的就業構成威脅，造成他們生活水平下降。于是，對華人的排斥、攻擊、侮辱等事件此起彼伏，仇華居然形成一股頗有影響的思潮和勢力。從十九世紀八○年代起，美國政府也不惜動用法律來限制華人入境。在美國社會上，抹殺和貶低華人在美貢獻的事已屢見不鮮，習以為常。在美國的一本歷史教科書中有一幅插圖，描述當時兩條鐵路貫通時的情景，圖上每一個人下面都標注有姓名，唯獨兩個人沒有注明，這兩人都是華人。

請介紹二戰后日本土地改革

富庶的農村是國家穩定的基礎

日中經濟評論家西忠雄認為，“富庶的農村是日本社會長期穩定，經濟不斷發展的最根本原因。”1947年到1950年的日本“農地改革”(土地改革)，讓日本農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在城里人還沒有找到穩定的生活的時候，農民有了地，農產品價格不斷上漲，日本是農民先富了起來。

土地改革的功勛與遺產

二戰剛剛結束，日本就在麥克阿瑟主持之下進行農地改革：由政府將194萬公頃地主的土地強制收購，以非常低廉的價格（有的地方僅相當于一雙靴子或一袋煙錢），賣給420萬戶農民。

鑒于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提高、農業生產的擴大、社會穩定等方面的功勞，日本首相吉田茂曾稱之為“非共產主義世界進行得最徹底的土地改革”。

但是由于土地規模較小，隨著戰后經濟起飛，農業與工業勞動生產率的差距、農民和城市工人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以至于世界

銀行的專家以及日本經濟學界重新反省農地改革，認為它是“占領軍的絕對權威和知識官僚誤解情熱”結合的產物。

農業基本法的初衷和實踐

1961年頒布的農業基本法成為日本農業政策的轉折點。它的初衷是通過土地規模的擴大，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縮小農業和工業間的收入差距，增強日本農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但是實際采取的措施卻使這個目的落了空：他們用保護農產品價格的辦法來提高農民收入。通過關稅和補貼，農產品的價格是上去了。但這樣以來，即便小規模、低效率的農戶也發現，他們自己耕作稻米要比從市場上購買合算。由于他們寧可兼職務農也不愿退出市場，通過規模擴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就只能成為善良的愿望。

保護的結果使農業的地位不是加強了，而是削弱了：日本的食物自給率從1960年的79％，30年后下降到了不足40％。

新農業基本法也成一紙空文

為了扭轉日本農業的“悲慘”局面，1999年日本又通過一部新的食料、農業、農村基本法。從名稱可以看出不僅農業、而且食物和農村也很重要的意味。其中一項明確的指標是希望5年之內將食物自給率提高5個百分點，即從40％提高到45％。但是5年之后，1個百分點也未能提高。

保護最嚴重 競爭力最弱

日本可以說是世界上農產品關稅最高的國家：小麥210％，大米490％，花生500％，一種魔芋竟然高達990％。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日本又是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進口國。按卡路里計算，一度高達66％的食物依賴外國。

在WTO農業領域的談判中，日本因其超高保護經常被人戳脊梁骨；而在近年來同周邊國家FTA或EPA的談判中，屢屢因農業問題影響進度，國內經濟產業界批判的聲音也越來越強。

同時還有消費者不滿：如此保護，既沒效率，也不公平。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亞洲研究所今井健一曾嘲諷日本農業：“再保護下去，就徹底消滅了。”

農業的衰退令人心寒

除糧食自給率由79％降至40％以外，農業對GDP的貢獻率也從1946年的30％，降到1960年的10％，再落到2002年的1％；從業人員從1400萬人降到280萬人，就在這其中，把農業當作副業的占70％，年齡超過65歲的占60％。日本學者戲稱之為“三襁”農業：農村只剩老爺爺、老奶奶和小孩子了。

土地荒廢非常嚴重。這些年荒廢230萬公頃，遠超過土地改革從地主那里解放的190萬公頃。據原日本農林水產省官僚、現產業經濟研究所的山下一仁計算，現在日本的480公頃農地，只有全部用來種土豆，才有可能養活日本人；萬一發生緊急情況，每人每天的口糧要削減三分之二才能應付。恐怕那就是我們過去“勒緊腰帶過日子”的滋味了。

財政和消費者負擔沉重

OECD有一個PSE�生產支持估價�指標，專門用來計算對農業價格支持（內外價格差乘以生產量）中消費者和納稅者的負擔比例。從1986年到2002年，美國消費者的負擔從47％降至38％，歐盟從85％降至57％，而日本一直高達90％。到過日本的人不少都會對其農產品不可思議的高價格感到震驚，而中國人因為反差太大，更容易產生吃面條猶如吃金條的錯覺。

日本農業保護給財政壓上了沉重的負擔。每年因關稅導致的價格支持約5萬億日圓，消費者負擔為5千億日圓。價格支持之中很大一部分被農藥、化肥等企業拿去了，真正變成農家所得的只有四分之一。

日本農業基本法的起草者之一、后來多次參與WTO談判的資深官僚小倉武一有番話，頗能說明日本農業困境：“在國際輿論中留下這么壞的印象，在世界自由貿易中付出了被深深孤立的代價，終日生活在莫名的恐懼之中，生怕輸入稻米農民就將毀滅，主食供應會完全讓渡給外人之手……日本今天的現狀，真令人憂慮。一些人以食物安全保障為借口反對大米輸入，但在自己生產的稻米比國外貴7、8倍的情況下，還有何安全保障可言？”

規模擴大 成本降低

日本的農家規模戰后四十年間僅從0．9公頃擴大為1．2公頃，增長率為36％，如果將面積較大的北海道除外，那么增長只有17％，而與此同時，美國農家的規模擴大10倍，歐洲比如法國也擴大了150％。日本農家規模只有美國的1／127，歐盟的1／20－1／45。

日本國內增強農地流動性、擴大農家規模的呼聲很高。一些專家甚至建議征收農地特別保有稅，促使效率不高的小規模農家退出。據計算，如果未滿3公頃的農地之中有80％流動，那么農家規模就會擴大到15公頃。

規模擴大除了降低成本之外，更重要的效果是可以進行結構改革，把對農業的間接支持變為對農家的直接支持，這樣可以大幅降低財政負擔，提高農業的競爭力。

規制緩和 企業參入

曾任日本農林漁業基本問題調查會會長的東 精一認為：“日本農業的核心問題就在于農民都是單個小業主，因此農業政策必須把農業企業家的培育、鼓勵企業家介入農業當作首要目標。”

這種觀點正在轉化成具體的政策。一度非常嚴格的規制出現緩和的跡象，而一些改革特區、農業特區的出現，預示著農業正在走出改革的禁區。

工商企業對農業的興趣也在增強。以工業機械知名的高科技公司歐姆龍已在農業領域小試牛刀：它的一個玻璃溫室大至7公頃，完全由自己研發計算機設備控制，生產一種特殊的西紅柿；卡高米公司現在的西紅柿產量已達7000噸，占日本的總產量的1％，他們計劃到2007年將產量提高到目前的3倍，達到2萬噸；餐飲連鎖巨頭和民已經把經營鏈條向上延伸至農產品種植養殖；而一家人才派遣公司帕索那竟在有日本華爾街之稱的東京黃金地段大手町搞了一個城市農場，以培養專門農業人才。

轉守為攻 通過競爭走向繁榮

日本傳統農業政策的特征是守：政府通過和農協談判確定米價；提高農產品關稅保護國內市場；不問規模大小、效率高低，大水漫灌對農業進行補貼。

但是現在業界認識到，守下去是死路一條。他們開始調整政策，通過對特色農業、龍頭企業、規模經營的扶持，試圖使日本農產品不僅在國內市場，而且在國際市場具有競爭力。日本的茶葉、水果、精美點心已經出現在香港、臺灣、上海、北京、新加坡等地高級商櫥，憑借其優異品質成為追求生活質量一族的新寵。日本農林水產省也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走出去”計劃。

小倉武一對日本農業的概括，可謂反映了業界的心聲：“日本農村是豐盈了，但代價是農業失去了競爭力。再用溫暖的臂膀保護下去已經不行了。不是一味叫喊反對輸入，而是該認真考慮通過自由競爭鍛造強力農業、從根本上脫胎換骨，走向真正重生的時候了。”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中國和日本經濟發展階段不同：日本是發達國家、后工業社會，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正處于工業化過程中；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位置不同：中國農業2001年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為15％，相當于日本1910年前后的水平，日本現在的比率是1％；勞動力情況也不同：中國農業勞動力占50％，而日本還不到5％。

但中國農業和日本農業又有相似之處：每家每戶土地規模都比較小，日本每戶平均1．2公頃，中國戶均0．3公頃 ；勞動力素質堪憂：日本是“三襁”（爺爺奶奶孫子），中國是“三八六一部隊”（婦女兒童）；農業都是弱質產業，國際競爭力低下：日本農產品是天價，中國部分農產品的價格也已經超過國際市場。

日本當初農業政策目標有兩個，一是縮小農民和工人收入差距；一個是縮小農業與工業效率差距。通過關稅和補貼，第一個目標實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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