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隋唐時期對外貿易(中國古代西漢，隋唐，兩宋，元朝對外貿易發展概況。)

原因是“安息欲以漢繒彩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安息想繼續牟取漢朝和羅馬中轉貿易的利益

>時期，西北絲路的交通和貿易繼續發展

曹魏和西晉是漢武帝和東漢班超經營西域后絲路貿易又一個較大發展的時期

曹魏恢復戊己校尉和西域長史，加強了與西域的聯系，西晉時聯系進一步得到鞏固，使“西域人入貢，財貨流動”

《志》卷30《魏書》稱：“魏興，西域雖不能盡至，其大國龜茲、于闐、康居、烏孫、疏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貢，略如漢氏故事

”西域諸國與中原的交往仍然很頻繁

而且此時，內地通往西域的道路進一步擴展，由漢代的南北兩道發展為三道：“從敦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

從玉門關西出，經羌輔西，越蔥嶺，經懸度，入大月氏，為南道

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蔥嶺，為中道

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為新道

”三道往西接天竺、大夏、條支、大秦等

即使在東晉最紛亂的時期絲路貿易也未中斷，不僅北方的政權與西域保持著經濟文化交流，西域直達南方的商路也是暢通的

而且遠達羅馬的中國絲綢有增無減：公元380年前后，羅馬“服用絲綢，從前只限于貴族，現在已推廣到各階級，不分貴賤，甚至于最低層”

南北朝時期，北方戰亂漸少，絲路貿易再次繁榮

《洛陽伽藍記》卷3形容道：“自蔥嶺以西，至于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

”因樂中國風土而定居于洛陽的萬有余家，洛陽城中“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

>隋唐統一以后，西北絲路進入鼎盛時期

《隋書》卷67載裴矩《西域圖記序》稱當時“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

即分別從伊吾（哈密）、高昌、鄯善達于西海（地中海）的三條商道

裴矩為隋煬帝籌辦了在張掖接見西域二十七國首領的大朝會，和在洛陽市中大宴外國商人和使節的龍須宴，與會者數千人

這當然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但也推動了絲路貿易的發展

絲路貿易更盛于往古

從陸路來到長安的西域胡人數以萬計

向達先生《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一文已有敘述，下至街頭賣胡餅的小販，上至資產以億萬計的大商，通過絲路來華的商人們長期定居于長安

紀宗安先生論述了唐代絲路貿易的發展和路線的變化

她指出，由于西突厥興起后積極介入絲綢貿易，控制了善于貿易的粟特人，并聯合拜占庭打擊波斯，與拜占庭展開直接貿易，貿易路線逐步北移到西突厥控制的中亞北部

貿易規模繼續發展

西突厥本身是絲綢的巨大消費者，汗王和身邊的人都服用絲綢，其帳篷也用絲綢裝飾

西突厥還將大量絲綢遠銷西亞、南歐和北非，將絲綢貿易推向了高峰

*** 建立的大食帝國在8世紀初征服中亞，大力發展對外貿易，成為最重要的貿易對象

在西域地區，8世紀中葉，回鶻的絹馬將絲路貿易再一次推想 ***

而絹馬貿易所代表的已是絲路貿易最后的輝煌，8世紀后期，海上貿易不斷發展，已顯示了后來居上的勢頭

>2

漢唐五代海上貿易的發展 >《漢書·地理志》第一次明確記載了中國到東南亞和印度的航線：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出發，經都元國、邑盧沒國、諶離國、夫甘都盧國到黃支國，由黃支船行可到皮宗、已程不國

這條航線從雷州半島出發，沿著東南亞中南半島，抵達印度東海岸，回程時則取道錫蘭和蘇門答臘

據《漢書》記載，這條航線自漢武帝到時期一直暢通，從而通過海路將中國與西方的貿易圈聯系起來

上文已論及，在這一時期，羅馬商人也通過海路到達漢朝的交趾，“后漢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

這條航線已展現出雙向的交流

但是，這條航線充滿了艱辛，首先，往還時間漫長，從徐聞到黃支，不計中途的耽誤，單程需要12個月，“不者數年來還”，從其漫長可見航行主要是循岸而行、依靠地表目標和牽星術導航；其次，航程中充滿蠻夷剽殺人、風波溺死等危險；第三，需要不斷更換向導和船只，即“蠻夷賈船，轉送致之”

這條航線上流動的商品主要是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與黃金雜繒的交換，是以奢侈品為主的貿易

海路的貿易同樣面臨著陸路的旅程漫長、充滿危險等等艱難，貿易的規模和效率與陸路相比未見任何優勢，反而在僻處一隅、遠離經濟和政治中心的徐聞和交趾展開，貿易自然無法與長安、洛陽的貿易相提并論

>魏晉南北朝時期，海上交通成為南方政權對外交往的主要渠道，海上貿易有了較大發展

顯著的變化表現在幾個方面：一是貿易的港口從徐聞、合浦轉移到經濟條件更好的交州和廣州，貿易條件得到改善，來華貿易的外國商人明顯增長

孫吳黃武五年（226），“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趾，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權，權問方土謠俗，論具以事對”

而且稱大秦國“國人行賈，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

南北朝時期交、廣的貿易有更大發展：“商舶遠屆，委輸南州，故交、廣富實，積王府”

當時的交州“舟舶繼路，商使交屬”、“外接南夷，寶貨所出，山海珍怪，莫與為比”

廣州也“常有高涼生口及海舶，每歲數至，外國賈人以通貨易”，“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可見貿易之繁盛

>二是出現了新的航線

《漢書·地理志》所載航線還是自海南島以西循岸而行，航線曲折遙遠，往還時間也很漫長

至遲在東晉時期已經出現從東南亞經過海南島以東直達廣州的航線

東晉法顯《佛國記》記載：法顯自蘇門答臘乘商船回國，目的地是廣州，“商人議言，常行時正可五十日便到廣州爾”，故出發時每人“赍五十日糧”

從時間而言，已不是如漢代那樣循岸而行，而是從深海直達廣州

商人對航程的描述和所作準備說明這已是一條成熟的航線

常駿出使赤土出發時大約也是走這一航線，從廣州出發，通過林邑以東的深海，大約五十余日達到赤土國國都

法顯是四月從東南亞北上，常駿是十月自廣州南下，都是利用季風航行

>三是通過海路來華的外國商人和使節更多了

《南史》卷78記載的國家有林邑國、扶南國、訶羅國、天竺國、師子國等十余國，皆與中國有使節或商貿往來

這些國家推動了中國與海外的聯系

如當時稱雄東南亞的扶南國就很重視貿易

孫吳政權曾派遣朱應、康泰出使南海諸國，“其所經過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寫有《扶南記》等諸國見聞

扶南是當時東南亞的強國，“東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市”，“珍物寶貨，無所不有”，“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余人”

強盛的扶南國成為中國和東南亞及以西地區貿易的橋梁

法顯《佛國記》載，他所搭乘來中國貿易的船只共有商人約二百人，大致反映當時的貿易規模

很赞哦!（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