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霸權國家往往支持自由貿易(什么是“結構霸權”)

共目標的實現。進而，愛德華·卡爾指出，解釋個人行為的這些原則也被用于國家。沿著這條思考線索可以看出，自由貿易的迅猛發展，促使國家在議事日程和規則的制定方面要考慮普遍利益的重要性，因而國家利益的國際意義有了明顯提高。

在一個日趨開放的時代，國際貿易活動密切了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依存，各國對合作利益的維護開始成為國家利益的應有之義。一國的經濟發展不再以其他國家受損或落后為前提，而是以雙方的共同發展作為基礎。每一個國家在注重自身利益同時，也需要兼顧其他國家的實際利益和正當關切，立足從自身利益與其他國家利益的結合中，有效地制定對外政策，靈活地處理國際事務。即使是實力超群的大國，也難以無視中小國家的利益，而愈來愈需要國家之間的合作。一國只有實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才能更好地為該國的發展戰略服務，其利益才能得到更大限度地增長。

國際貿易規則的H趨統一客觀上要求國家之間不斷擴大共同利益的匯合點。二戰后，雙邊貿易政策的協調，區域性的政策協調，尤其是致力于國際貿易體制的多邊貿易政策的協調，使各國貿易政策趨于統一，體現了全球經濟關系的秩序化，給各參加國帶來了巨大的利益。國際貿易規則的加強，突出了國際貿易環境對國家利益的制約作用，對“主權讓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主權國家融入自由貿易進程需主動(而不是被動)接受外部限制，自覺將自身利益與其他國家利益有機結合起來。如果一國未能清晰地理解和掌握國際貿易的規則以及自身所處的國際地位，那么有時就無法準確地判斷自身的利益需求。

自由貿易的發展影響了國家利益與國際義務之間的關系。多邊(或雙邊)貿易體系的形成，對一個國家利益的認證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國家利益的實際范圍要與國際義務的履行情況盡可能保持一定比例。正如約瑟夫·奈所指出的那樣，“國家利益的重新定義實際上是由國際通用的規范和價值決定的。這些規范和價值構成國際生活并賦予其意義。簡言之，國際體系的制度化和普遍化給國家帶來了新的利益層面。”在自由貿易時代，如果一個國家不重視本國利益的合法性，甚至偏離通用的國際貿易規則，那么就很容易走向兩種極端：一是，過分偏愛本國利益而不顧及他國利益的“激進民族主義”；二是，把自己的國家利益追求看作世界普遍利益而對他國橫加干涉的“霸權主義”。

自由貿易的發展凸顯了全球利益的重要性。自由貿易在給相關國家帶來普遍利益的同時，也引發了一些負面效應。可以說，與自由貿易的快速發展相聯系，人口、糧食、能源、水資源、生態環境等一些全球性經濟問題日益突出，成為影響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障礙。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世界各國共同努力、密切協調，將國家利益的訴求和維護上升到全球層面。

總之，如何認識國家利益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間的復雜關系，如何處理好相對收益與絕對收益之間的復雜關系，成為自由貿易時代界定國家利益的重要課題。

2.國家利益的內外界線日趨模糊

傳統國家利益觀認為，國家利益是處理國家間關系的準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決不容許他人占有、分享和侵害。但是，隨著自由貿易的發展，國家管理市場的權力日益受到侵蝕，尤其受到金融貨幣市場的反常行為的侵蝕。全球問題、跨國公司和國際組織等正在對傳統的國家利益觀造成沖擊，使國家利益的內外界線日趨模糊。

一些市場自由主義者指出，國家疆界對經濟活動的行為和組織顯得越來越不重要。他們關注自由貿易的增長，關注通過跨國合作擺脫政治規則和國家權限的能力，并且關注資本免除國家和領土的限制。激烈的國際競爭使利潤的平均化進程大大加快，導致微利時代的到來，空間層次的國際貿易利益逐步縮小，時間層次、產業鏈層次的貿易利益成為貿易商追逐的主要目標。當然，這種觀點自然會引起國家主義者的強烈反對。在國家主義者看來，國家利益幾乎不可能被界定為一種連接網絡，以此可以將國家的不同部分與世界范圍內地理和文化上。截然不同的地方連在一起。

由此可見，自由貿易的迅猛發展，對理解國家利益的空間范圍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3.國家利益的基本構成發生明顯變化

當今時代，自由貿易打破了許多傳統界限(國際與國內的界限、政治與經濟的界限等)，導致國家利益的基本構成更具變動性。可以說，經濟利益與政治利益的交叉、安全利益與發展利益的融合、軟實力層面的利益對其他利益的整合，較為具體地反映了國家利益的基本構成在自由貿易條件下的變化。

自由貿易使經濟利益在國家利益中的地位得以提升。為了在當前和未來的國際競爭中占據有利位置，世界各國都在自覺、主動地調整自己的經濟結構和經濟政策。一般而言，自由貿易突出了經濟利益在國家利益中的重要地位，主要表現在：經濟利益的維護成為各國對外政策的主導因素；經濟安全開始納入國家安全戰略之中；經濟手段成為解決國際政治問題的重要途徑；經濟外交成為當前各國外交工作的重要內容。發展經濟貿易關系成為各國經濟發展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也是世界各國對外關系中的重要目標之一。許多國家紛紛以地緣、民族、宗教關系為紐帶，積極開展經濟交流與合作，尋求和開辟經濟貿易關系的途徑。

自由貿易凸顯了科技因素對國家利益的影響。20世紀90年代以來，貿易自由化不斷朝著信息化和網絡化的方向發展。對于貿易參與國而言，國際信息網絡能夠降低貿易成本，減少進入市場的壁壘。隨著科技與經濟的結合越來越緊密，科學技術在綜合國力中的地位不斷提高。為此，各國競相調整科技戰略和政策，旨在適應知識經濟的發展，增強國家實力，從而使科學技術成為一國維護自身利益的先導。

自由貿易增強了國內利益群體相互博弈對于國家利益的影響。自由貿易給國內各利益群體帶來的利潤不盡相同，直接影響著它們對國家整體利益的認知程度，進而影響它們對國際貿易政策的傾向性。相對而言，從國際貿易中獲益較多的群體往往支持自由貿易，獲益較少或者利益受損的群體則往往支持保護貿易。上述兩種利益群體之間的博弈，使國家利益更加趨于綜合化。因此，在自由貿易時代，國內利益群體的相互博弈對國家利益的整合作用越來越明顯。

4.無條件的自由貿易損害國家利益

在2·2(兩個國家、兩種產品)模型中，要求相互貿易的兩個國家分別專門生產具有絕對優勢或比較優勢的一種產品，放棄另一種不具有優勢產品的生產。

按照這種貿易理論進行國際分工，其結果必然導致各國的經濟部門都是殘缺不全的。如果這個部門、這個行業恰恰是該國的命脈，就會危及其國家安全。如果實行完全的自由貿易，一個國家的劣勢行業將受到嚴重損害，甚至摧毀一個經濟部門和一個行業。

在2·2·2·2(兩個國家、兩種產品、兩種資源、兩種貨幣)模型中，要求相互貿易的兩個國家實行自由的貨幣兌換制度，以適應自由貿易。而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化伴隨而來的貨幣自由兌換需要健全的金融體系。

如果一個國家金融體系很脆弱，無條件的自由貿易很可能引發金融危機，甚至造成嚴重的經濟危機。

實際上，自由貿易理論未能準確地解釋自由貿易發生和運轉規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片面夸大了自由貿易為參與國帶來的利益的統一性，而沒有重視自由貿易條件下的國家利益之間的差異，沒有充分意識到無條件的自由貿易對國家利益的損害。貿易條件能夠直接影響貿易收益在不同國家之間的分配，進而有可能導致國家間的利益沖突。無條件的自由貿易會對一國的產業、能源、環境和金融等領域的安全利益構成威脅、埋下隱患。

自由主義的政黨立場

3.1 政治立場的概觀

今天“自由主義”一詞在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用法。當中以美國與歐洲大陸間對這一詞的用法差異最大。在美國，自由主義通常被人用以稱呼現代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為對比。美國自由主義主張對商業進行大量的管制、實行福利國家政策、支持對種族與信仰的寬容，因此相當樂意支持多元文化政策，并支持平等權利法（Affirmative action，鼓勵錄用女性和少數族群、弱勢族群的政策）。在歐洲，自由主義不只被作為保守主義與基督教民主主義的對比，也被與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作對比。在一些歐洲國家，自由主義也與基督教民主主義有一些同樣的立場。

大多數自稱為自由主義的政黨都主張個人權利和自我負責的概念、在開放的競爭過程里選擇的自由、自由市場、以及由國家保證并保護個人的自由。對自由主義政黨的批評則傾向以不同的形式來批評自由主義政策。經濟自由主義者被批評會造成嚴重的不平等。言論自由被批評會導致淫穢、褻瀆或叛逆的言論。以國家促長公民自由的主張則被批評會與保護公民的主張相抵觸。

法治以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是自由主義的基本概念。政府只能經由事先確立的法律程序才能行使其權力。另一項對于法治的看法是堅持司法的獨立，在政治獨立的立場下保衛個人免于政府的專制統治。法治的概念包括了無罪推定原則、一罪不受兩次審理的原則、以及人身保護令原則。法治被自由主義者視為是抵擋專制政治和限制政府權力的守衛。在刑罰制度上，自由主義者通常反對在他們看來視為非人道的懲罰，包括死刑在內。

種族主義是自由主義不容的。在歐洲，自由主義者通常反對政府為了促進雇員的平等而對雇主進行任何強迫的法律規范。但在美國，許多自由主義者卻會支持鼓勵錄用女性和少數族群、弱勢族群的平等權利法。自由主義通常支持機會的均等，但卻不一定支持平等的結果。許多歐洲的自由主義者并不支持以規定職位配額的手段來解決性別和種族的歧視。但無論如何所有的自由主義者都會同意，基于種族或性別的歧視在道德上是錯誤的。

在今天，經濟自由主義者強調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重要性，并希望減少政府對國內經濟及國外貿易的干涉。現代自由主義通常也同意自由貿易的原則，但卻對其抱持著懷疑態度，認為無限制的貿易會導致跨國企業的增長，和造成富裕及權力被集中于少數人手上的后果。在戰后歐洲普遍傾向福利國家政策，自由主義者支持政府在維持市場體制的同時，也對醫療保健、教育、和救濟貧窮負起責任。自由主義者也贊同應該向所有公民提供高品質的醫療照顧和教育，不過在政府應該對此作出多少支援的問題上卻產生分歧。由于貧窮是對個人自由的威脅，自由主義者試圖在個人責任與共同體責任間尋找一個平衡點。自由主義者也尤其支持對生理缺陷者、病患、殘障者、和老年人提供保護。

歐洲的自由主義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逐漸轉回自由放任的政策，支持對醫療系統和其他公共服務實行私有化和自由化。現代自由主義理想中的政府規模通常會小于民主社會主義所追求的，也會小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歐洲自由主義的輿論則傾向于應該分化經濟的權力。一般而言，當代的歐洲自由主義通常不支持政府以國營企業直接控制產業的生產，相較之下社會民主主義卻支持這樣做。

自由主義通常認為政府應該維持中立狀態，不應該由政府來判定個人的價值觀念。如約翰·羅爾斯所說的：“政府沒有權力去決定什么樣的概念才是好的生命”。在美國，《獨立宣言》中便已陳述了政府的中立狀態，以讓個人有各自追求其幸福的權利。

在歐洲和美國，自由主義通常支持自由選擇運動（pro-choice），主張給予婦女選擇墮胎與否的權利，以及支持同性戀權利。

一些自由主義者則反對多元文化政策，認為那將會損害國家統一的基礎。其他自由主義者則擁抱多元文化政策，但反對那些歧視婦女和其他族群的文化。一些自由主義者主張應該對所有族群一視同仁，反對強調任何的特定價值，也反對特別給予婦女或少數族群特權。

許多自由主義者也支持環境保護的理論，例如那些全球性的綠黨組織提出的理論。他們希望減低人類對自然世界造成的損害，并復原那些已遭損害的地區。當中一些人試著在經濟層次與商業界合作，但一些人則傾向透過政府立法限制來達成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但一些自由主義者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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