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香港的對外貿易得益于自由貿易政策和什么政策(香港憑借什么變成世界金融中心)

詳細的發展戰略。該發展戰略始出于《1972年度預算報告》，在《20世紀80年代經濟發展規劃》（1981年）中有所完善，并且在80年代后期的《新加坡經濟：新方向》（1986）中得到進一步具體化。

其次，新加坡政府制定和出臺了吸引“總部”的差別性優惠政策。包括特準國際貿易計劃（Approved International Trade Scheme，AITS）、商業總部（Business Head-Quarters Programme，BHQ）、營業總部地位（Operational Headquarter Status，OHS）和跨國營業總部獎勵（Regional Operational HQS for MUCS）等。國際貿易占新加坡國民生產總值的3倍多，新加坡貿易發展局為繼續保持和加強新加坡的競爭優勢推出了《特準國際貿易計劃》，以吸引更多的跨國公司來新加坡設立辦事處，促進對外貿易及轉口貿易的增長。對符合條件的公司每年只收10%的公司所得稅。

第三，高效廉潔的新加坡政府進一步優化了“總部環境”。新加坡政府的高效行政和廉潔形象舉世稱道，是增加跨國公司投資的信任度和信心的重要砝碼。為吸引跨國公司總部入駐，發展總部經濟提供了優質的制度軟環境基礎。新加坡政府創造了世界上經濟發展的高速度，同時也創造了世界一流的行政工作效率。

香港如何保持總部經濟優勢？時至今日，香港的各種內部優勢依然表現強勢。首先，香港繼續強化制度及運行機制的高效率。其次，香港繼續活躍其在人脈與國際的關系，包括商業、文化、政治等的關系。第三，憑借法律、管理、物流等優勢，進一步創造優良的總部經濟環境。

良好的發展總部經濟的內部優勢特別是稅收等制度優勢，以及良好的國際化、市場化的經濟體系外部優勢，從中凸顯的政府廉潔、服務高效的特征，使得香港總部經濟具有相當明顯的優越性。美國商會對在港美企的相關調查結果表明，超過八成的公司認為香港營商環境預期為良好或滿意，對香港的地理位置、稅收制度、通訊網絡、自由港狀況以及基礎設施最為滿意。

上海的未來突破

那么，與新加坡、香港相比，上海在發展總部經濟方面，能夠有多大作為？能否后來居上？按上海總部經濟發展思路，未來5年上海吸引外資將重點在三個方面尋求突破，進一步完善國有資本、外資和民間資本共同推動經濟發展的格局。

首先是把利用外資納入上海城市創新體系建設。上海將繼續支持跨國公司設立研發中心，鼓勵外商轉讓關鍵和核心技術。其次是強化“總部經濟”的功能效應，吸引國內大型企業的上市公司營運總部落戶上海。第三，積極承接國際高端產業轉移，積極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努力在全球產業分工中占據有利位置，鼓勵外資參與基礎設施運營和國有企業改組改造。

上海政府正致力于加快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生產型經濟向服務型經濟的轉變。結合上海的特點，繼續大力吸引跨國公司全球總部和地區總部、投資性公司、研發中心、營運中心、金融結算中心、倉儲和分撥中心、跨國采購中心等“總部經濟”外資企業投資落戶，細化并出臺相關鼓勵政策和法規。上海“總部經濟”促進中心已經發布上海首張總部經濟地圖，“圈定”了16家將予以重點扶持的“總部經濟”基地，勾畫出上海市“花開四處”的“總部經濟”戰略。 “快魚”理論

寓言故事引申出“快魚”理論

這是一則現代寓言故事，但頗具關聯意味：

太陽出來了，非洲大草原上的動物開始了賽跑。獅子知道如果它跑不過速度最慢的羚羊，它就會餓死。而對羚羊來說，如果它跑不過獅子，就一定會被吃掉。這個無情的故事告訴我們的關聯意味就是，現代競爭如此殘酷。我們面對的世界，是一個充滿變數并且競爭異常激烈的世界，跑得快不快，很可能成為決定成敗的關鍵。

這是又一則現代寓言故事，也蘊含著特殊的意味：

有兩個人在樹林里過夜。早上突然從樹林里跑出一頭大黑熊來，其中一人忙著穿球鞋，另一個人對他說：“你把球鞋穿上有什么用？我們反正跑不過熊啊！”忙著穿球鞋的人說：“我不是要跑得快過熊，我是要跑得快過你。”故事聽起來有點無情，但現實有時就是如此殘酷。美國思科公司總裁就說，新經濟時代的競爭，不是“大魚吃小魚”，而是“快魚吃慢魚”。要成功實現“快魚吃慢魚”，首先要使自己成為“快魚”。

今天位于中國廣西的中信大錳就是這樣一條“快魚”。但你絕想不到短短幾年前的大錳是完全不同的樣子。在2007年春天和煦的下午，董事長李維健給我講述幾乎還在昨天難忘的一幕幕。

2000年以前，大錳只能算是一條“慢魚”，而且，還是一條“小魚”，是一家地方企業，規模只有三四千萬。當時的大錳，度日如年：不僅時常發不出職工工資，當地百姓還常以山林土地糾紛為由上門糾纏，可謂內外交困。

“小魚”變成“快魚”，而且是迅速壯大的“快魚”，李維健笑言：得益于兩次改制、兩種資源與市場。2001年6月，本著“優勢產業向優勢領域集中”的理念，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下文批準由廣西大新錳礦改制成立國有獨資的廣西大錳錳業有限公司，并將廣西天等錳礦、廣西冶金錳礦工貿公司等的國有資產授權給廣西大錳錳業有限公司，建立母子公司體系，一舉把錳礦儲量占有率提升到全國總量的22%，成為全國錳礦的老大，大錳躍居成為全球最大的硫酸錳生產企業，2005年，大錳的年產值迅速達到5億元。

如果說，大錳實現5億元的規模用了5年時間，第二個新增5億元則僅僅用了1年時間。就在我與李維健侃侃而談的時候，他頗為自信地告訴我，可以縮短到約6個月左右。換句話說，2006年中信大錳觸及10億元規模，2007年可望超過15億元。

大錳的迅速躍起，與香港中信公司的股份制合作密切關聯。同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中信結盟，大錳不僅解決了迅速擴張過程中帶來的資金遭遇的瓶頸問題，還獲得了提升現代化管理水平、國內與國際兩種市場、兩種資源的新空間。

中信大錳已經在菲律賓、印尼等地成功拓展業務，并且在錳業基礎上延伸了鉻、鎳等產業鏈。中信大錳在“十一五”期末的目標是達到50億元的規模。

“大鱷”的思維加上“快魚”的速度

李維健說，當初如果沒有自治區政府的扶持，不可能形成足夠的“塊頭”，沒有足夠的“塊頭”，大型公司也不會看上大錳。現在，李維健關注的是怎樣讓自己的企業具有類似“跨國公司”的“塊頭”。

發展中國家在開放之初，往往懼怕一旦打開國門，跨國公司蜂擁而入，在殘酷的市場競爭中，本土企業由于體瘦孱弱，容易被跨國公司這些“大鱷”撕碎。中信大錳的成長表明，本土企業也可能成為“大鱷”。只是，李維健更為關注的是跨國公司的理念和運作模式。

在運作中所形成的總部運作模式，成為區域市場高度關注的“大鱷”現象。在今天的區域經濟國際化的背景下，由于市場運作的主體是企業，企業中的頂級模式是跨國公司。研究“大鱷”的思維方式，加上“快魚”的速度，可能是一條重要的制勝之道。

總部經濟是指某區域通過創造各種有利條件，吸引跨國公司和外埠大型企業集團總部入駐，通過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形成企業總部在本區域集群布局，生產加工基地通過各種形式安排在成本較低的周邊地區或外地，從而形成合理的價值鏈分工的經濟活動的統稱。其表現形式類似于克魯格曼于1991年提出的“核心—邊緣”的關系(買粉絲re-periphery，簡稱CP關系)。

總部經濟一旦形成，就可以給當地區域經濟發展帶來諸多外溢效應，比如稅收供應效應、產業聚集效應、產業關聯效應、消費帶動效應、就業乘數效應、資本放大效應等明顯的外溢效應。

關注總部經濟，龍永圖先生更為關注的是它的聚集能力和聚集效應。他說，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已經形成了生產鏈、供應鏈。就像波音飛機，它并不是在一個國家制造，而是在全世界70多個國家生產。也就是說，在很多國家形成了很長的生產鏈。現在又形成了供應鏈的理論，即從一個產品的原料、零部件的供應，到資金的供應，到產品的設計、生產、運輸、批發、零售，形成一個很長很長的跨國供應鏈或生產鏈。

龍永圖說，形成了這些生產鏈和供應鏈以后，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要尋找那些在生產鏈和供應鏈中能形成龍頭的企業，CBD就是要吸引或者是培育這樣具有龍頭作用的、能夠整合資源的新企業。因為，現在的世界競爭已經不是企業和企業的競爭，而是生產鏈和生產鏈的競爭，是供應鏈和供應鏈的競爭。一個企業的實力不在于它有多少資源，而在于他能夠整合多少資源。所以一個CBD如果能夠成為整合資源的CBD，這個CBD才有活力和生機。

為什么廣東的經濟強大到令人難以置信？

作為70年的那一代人，我以收藏品來展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經濟強大的發展歷程。

（七十年代廣州公交票欣賞）

七十年代，聽老人們說，廣東大多數地方還不如我們湖南衡陽，有些廣東女人還 以嫁到湖南為榮，記得我老爸學校當時就有二位老師娶了廣東老婆。

（1982年的廣州糧票欣賞）

八十年代，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經濟開始飛速發展，之后全國人們掀起南下廣東的熱潮。

（1992年去深圳珠海的邊防證）

1992年一位老人在南海邊劃了一個圈，于是九十年代初流行一句話“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記得我高考一結束就帶了二百元錢去廣東玩，那個時候，只要有一個工廠剛開始建，就有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們租好房子在附近，等著它開張招聘了。記得當時有個流行的段子，一位女孩因每天堅持在未建好的工廠門口等，竟感動了工廠老板，工廠一建好，首先把她招了進去。

（1995年的廣州暫住證收據）

那個時候剛到廣東時躲避查暫住證的經歷，估計六七十年代的許多人都有切身體會，當然那時也沒辦法，全國人們的蜂涌而入，讓基礎設施還沒建好的廣東難以承受，尤其是以外來工最集中的東莞，當地不得不采取一些過激的辦法來阻止外來洶涌的打工人潮。

當時的《外來妹》電影就真實地反映了那個時代，而其主題曲《我不想說》也唱出了多少打工者的無奈。

（1996年廣州去珠海未印清票價的 汽車 票）

大學畢業，我放棄在湖南的教師工作，跑到了珠海。當時記得內地當老師才三四百元錢一個月，而我在珠海當時有近二千元一個月。

廣東的經濟發展首先得益于國家政策的支持及香港澳門和全國人民的資金和人才的涌入，其次是得益于嶺南文化和全國文化的相融及相互促進。

現在的廣東，已經歷了四十年的高速發展，想不強大能行嗎？雖然現在全國各大城市都發展起來了，但廣東仍然是全國經濟發展的領頭羊。

廣東經濟強大不假，自1989年廣東GDP首次位居全國第一以來，至今已經連續29年位居全國第一，如無意外，未來廣東GDP仍然會穩居全國第一。但是說廣東經濟強大到難以置信可能就有點過了，廣東2017年GDP達到了89879億元，確實很高，但是相比江蘇、山東等經濟大省，它的領先優勢其實不算很大。

1989年之后，雖然江蘇和山東的GDP一直落后于廣東，但是也在不停的追趕，大多數年份里，廣東、江蘇、山東之間的GDP差距都不算很大，不過到了2008年之后，山東就開始跟不上了，它的GDP與廣東、江蘇的差距越來越大，到了2017年差距已經擴大至萬億之上。

廣東能取得這樣的成績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改革開放近40年，廣東一直充當著排頭兵的作用，有大量的政策支持。改革開放之初的五個經濟特區廣東就有3個，全國最早開放的14個沿海城市廣東就有2個，廣東地理位置優越，地處東南沿海，不乏優良港灣，同時廣東毗鄰港澳，可以更好地吸引來自港澳地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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