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馬鈴薯出口貿易問題及對策分析(有害生物風險分析的發展情況)

是很重要的,也經常被后來的文獻引用,該項研究提出的模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993 年11 月,美國完成的“通用的非土生有害生物風險評估步驟”(用于估計與非土生有害生物傳入相關的有害生物風險) ,將PRA 劃分的三階段也基本與FAO 的“準則”一致。其特點是所建立的風險評估模型采用高、中、低打分的方法。

1.2 澳大利亞的PRA 發展澳大利亞“Lindsay 委員會”于1988 年5 月公布了一份題為“澳大利亞檢疫工作的未來”的報告,明確提出:“無風險”或稱“零風險”的檢疫政策是站不住腳的,也是不可取的。相反, “可接受的風險”或稱為“最小風險”“可忽略的風險”或“最小的風險水平”的概念則是現實的。同時,該報告還特別強調了風險管理在檢疫決策中的重要性。澳大利亞檢驗檢疫局(AQIS) 于1991 年制定了進境檢疫PRA 程序,使“可接受的風險水平”成為澳大利亞檢疫決策的重要參照標準之一。澳大利亞認為有害生物風險分析是制定檢疫政策的基礎,也是履行有關國際協議的重要手段。

AQIS 植物檢疫政策部門負責進行針對進口到澳大利亞的植物和植物產品的風險分析。這些植物和植物產品包括新鮮水果和蔬菜、谷物和一些種子和苗木。進口風險分析( Import Risk Analysis) 針對潛在的檢疫風險進行確認和分類并制定解決這些風險的風險管理程序。從1997 年起AQIS 開始采用新的進口風險分析買粉絲程序。新的程序最低要求包括公布進口風險分析的報告草案和最后確定稿。進行進口風險分折時又分兩種情況: ①相對簡單的進口申請進行常規的風險分析步驟。②較復雜的進口申請進行非常規的風險分析步驟。AQIS 于1998 年出版的《AQIS 進口風險分析步驟手冊》一書中對兩種步驟都有詳細描述。

澳大利亞參考FAO 的《有害生物風險分析準則》制定了“有害生物風險分析的總要求”,還制定了“制定植物和植物產品進入澳大利亞的檢疫條件的程序”。確定的PRA 步驟為: (1) 接受申請、登記建檔并確定PRA 工作進度; (2) 確定檢疫性有害生物名單; (3) 進行有害生物風險評估; (4) 確定合適的檢疫管理措施; (5) 準備PRA 報告初稿; (6) 召集PRA 工作組討論通過PRA 報告; (7) 征求意見后形成正式的PRA 報告; (8) 送交主管領導供檢疫決策參考。在進行生物風險評估時規定了7 個主要評估指標:有害生物的進境模式、原產地有害生物的狀況、有害生物的傳播潛能及其在澳大利亞的定殖潛能、其他國家類似的植物檢疫政策、供選擇的植物檢疫方法和策略、有害生物定殖對澳大利亞產品的影響、分析中存在的問題。

由于澳大利亞農業管理體制的特殊性,AQIS 在進行植物檢疫決策時一般僅從檢疫角度考慮生物學安全性的問題,即僅考慮生物學的風險評估結果,不考慮經濟學影響或僅對有害生物的經濟學進行一般性評估。在PRA 過程中所涉及的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評估則由聯邦政府指定的部門進行。

澳大利亞開展PRA 工作已有多年,早期的PRA 工作主要有稻米的PRA、進口新西蘭蘋果梨火疫病的PRA、實蠅對澳大利亞園藝工業的影響分析、種傳豆類檢疫病害的評價。1999 年開始,PRA 的工作則大量增多,如美國佛羅里達州的柑桔、南非的柑桔、泰國的榴蓮、菲律賓的芒果、美國的甜玉米種子、荷蘭的番茄、新西蘭的蘋果、日本的富士蘋果、韓國的鴨梨和中國的鴨梨等等。

澳大利亞還依據PRA 向一些國家提出了市場準入的請求,包括:向韓國出口柑桔、向日本出口芒果的新品種、稻草和番茄;向美國出口番茄、切花和草種;向新西蘭出口切花和各種實蠅寄主商品;向墨西哥出口大麥;向毛里求斯出口小麥;向秘魯出口大米等。

1.3 加拿大的PRA 發展加拿大的植物有害生物風險分析有專門的機構負責管理,并且由專門的機構負責進行風險評估。評估部門對有害生物的風險進行評價,并提出可降低風險的植物檢疫措施備選方案,最后由管理部門進行決策。1995 年按照FAO 的準則, 加拿大農業部制定了其本國的PRA 工作程序。加拿大將PRA 分成3 部分:有害生物風險評估、有害生物風險管理、有害生物風險交流。將風險交流作為PRA 的獨立部分是加拿大的特色,其風險交流,主要指與有關貿易部門的交流。在進行風險評估中,考慮有害生物傳入會造成的后果時,考慮對寄主、經濟和環境的影響。風險評估的結果確定總體風險,劃分為4 個等級,即極低、低、中、高,并考慮不確定因素,陳述所利用的信息的可靠性。

1.4 新西蘭的PRA 發展新西蘭于1993 年12 月將“植物有害生物風險分析程序”列為農漁部國家農業安全局的國家標準。它基本上可以說是FAO 的“準則”的具體化。其特點體現在風險評估的定量化上。新西蘭開展PRA 工作較早,且已形成了從科研人員到管理決策層的基本體系,并將PRA 很好地與檢疫決策結合起來,是世界上PRA 工作領先的國家之一。

我國的轉基因農作物(或動物).綜述報告..

近幾年來，由于國際經濟、貿易、政治等諸多方面的原因，轉基因農作物產業化的推進在國際上受到了較大的影響，我國也是受影響較大的國家之一。專家認為，這種狀況與我國生物技術研發的水平和科技經濟的總體實力很不相稱，與我國農業和農民對新技術的需求也很不協調。為積極促進我國轉基因研發與產業化的健康發展，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組織買粉絲組調研分析了國內外轉基因植物研究的現狀與發展趨勢，結合本國國情做出了“我國轉基因作物研究和產業化發展策略的建議”買粉絲報告。

一、轉基因作物對我國作物增產、農民增收和農業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

作物增產、農民增收和糧食安全是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生產取得了巨大成就，成功地解決了我國人民的溫飽問題，但隨著人口的增長，投入的增加和環境資源的短缺，我國農業生產中的一些限制因素進一步加劇，農業的龍展又面臨新的嚴峻挑戰：(1)主要作物的病蟲危害逐年加重，每年噴施的大量農藥既加重了農民負擔，使農民增產不增收，又嚴重破壞了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還造成了食物中的大量農藥殘留，危害人類健康。(2)我國大部分地區作物生產的施肥量已經超過了土地的承受能力，大量施肥除加重農民負擔外，土壤退化、江河湖海的富營養化已對農業和環境可持續發展構成嚴重威脅。(3)旱災頻繁，受旱面積大。除西北長期缺水、華北旱災頻繁外，旱災在長江流域發生的頻率近年也有很大提高。據統計，我國農業耗水約占全國總耗水量的70％，而水稻的用水幾乎占整個農業耗水的70％，水資源短缺的矛盾日趨突出。(4)我國北方及沿海地區鹽堿地面積很大，南方熱帶、亞熱帶普遍為酸性土壤。這些不良環境對作物的種植和產量潛力的發揮有很大的限制作用。(5)我國的主要作物的品質較差．既不能適應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又因其偏低的售價影響了農民的積極性，亟待改良。(6)近二十年來各種作物產量均呈現徘徊局面，新育出的品種在產量潛力上沒有大的突破，最近幾年更是由于種種原因，多種作物單位面積產量出現下降的趨勢。

近年來，國內外轉基因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新成果，包括：(1)應用轉基因技術培育出了抗蟲性強的棉花、玉米、水稻等。抗蟲棉花在國內外已大面積種植，抗蟲玉米在國外已有很大的種植面積，它們的推廣大幅度降低了農藥的用量。抗蟲水稻為我國所獨有，已完成了生產性實驗，具備了產業化的條件。(2)培育出氮肥高效利用的轉基因小麥，磷肥利用效率明顯提高的轉基因煙草和水稻，還鑒定分離出一些與氮、磷肥利用效率有關的基因，將這些基因應用于作物改良，將可能有效地提高各種作物的肥料利用效率，降低肥料用量。(3)獲得了不少調節植物水分狀態使植物耐旱的基因，正在利用這些基因培育耐旱農作物品種；(4)耐鹽堿、耐鋁毒分子生物學研究取得了良好的進展，已分別培育出耐鹽堿、耐鋁毒的轉基因植物。(5)應用轉基因技術培育的耐儲藏保鮮番茄，在國內外部率先獲準進行商品化生產。(6)培育出直鏈淀粉含量明顯降低、蒸煮和食味品質明顯改善的水稻；應用轉基因技術培育的富含維生素A的“金米”由于其科學意義和政治意義，五年來在國際上更是引起了轟動。(7)通過轉基因技術培育的延緩葉片衰老的水稻，單株生產力顯著提高，表明應用轉基因技術修飾植物的生理生化代謝途徑，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作物的生產力，改進產量潛力。這些成果表明，轉基因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正在領導一場新的農業科技革命。

轉基因作物在我國的種植已經產生了很大的社會經濟效益。據中科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的調研分析，在1999-2001年的3年中，我國種植抗蟲棉面積約270萬公頃，共少用農藥123000噸，增產棉花9.6％，每公頃效益近2000元。抗蟲水稻近年在湖北、福建等地試種表明，在整個種植季節基本不打農藥的情況下抗蟲稻可增產12％，不僅創造每公頃900-1200元的經濟效益，而且可大大地緩解由于外出打工，農時青壯牛勞動力不足的矛盾，深受農民的歡迎。

綜上所述，轉基因作物的培育和應用，對作物持續增產，解決我國農業生產中的重大問題(如水資源短缺、環境污染、投入太高等)，保障我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以及農民的脫貧致富均能起到其它技術所無法替代的作用。積極推進轉基因作物的研發與產業化應迅速成為政府、科技工作者和廣大農民的共同行動。

二、轉基因農作物研究與產業化發展迅猛，其勢不可逆轉

1983年世界首例轉基因植物培育成功，標志著人類用轉基因技術改良農作物的開始，1986年轉基因農作物在美國獲得批準進入田間試驗，1994年美國Calgene公司培育的延熟保鮮轉基因番茄批準商品化生產。近十年來，轉基因作物的研發與產業化發展迅猛，種植面積快速增長。1996年全球種植轉基因作物170萬公頃，2003年增加到6770萬公頃，其中轉基因大豆、玉米、棉花和油菜的種植面積已達4種作物全球總面積的25％；種植轉基因作物的國家從1996年的6個，增加到 2002年的18個，發展中國家轉基因作物的種植面積也呈逐年快速增加的趨勢。這一增長態勢反映了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農民們正在逐步接受轉基因作物。

我國的轉基因作物研發在國家政策的扶植下，尤其是在國家“863”計劃和“國家轉基因植物研究與產業化專項”的直接支持下，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目前，我國農業生物技術的整體水平在發展中國家處于領先地位，一些領域已經進入國際先進行列：我國是世界上繼美國之后，第二個擁有自主研制抗蟲棉技術的國家；我國轉基因水稻的研制處于世界先進水平。到2003年8月止，我國共受理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申請1044項，批準777項。2003年全國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達到280萬公頃。目前，我國涉及農業生物技術的各類研究機構已超過200家，初步形成了從基礎研究、應用技術研究到產品開發相互銜接、相互促進的創新體系。

值得重視的是，在轉基因植物研究和產業化迅猛發展的同時，很多國家對轉基因作物的態度和政策也發生了調整和轉變。如印度、巴西、南非、菲律賓等過去多年拒絕轉基因作物的國家，近年也批準了轉基因作物的商品化生產。尤其是巴西后來居上，2003年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一躍達300萬公頃，取代了我國多年所處的世界第四的位置，而我國種植面積則降至第五位。此外，歐盟委員會2003年通過了關于轉基因作物種植的原則建議，明確規定不允許其成員國設立“無轉基因作物區”。英國、德國也于近期同意轉基因作物的商品化生產。預計這些政策上的調整將會進一步促進轉基因作物的發展。

三、影響我國轉基因作物研發與產業化的幾個主要問題

根據多方調研，下列問題正在嚴重影響我國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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