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鴉片戰爭后中國對外貿易的特點是什么(鴉片戰爭后中國進出口貿易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對中國原有經濟模式造成什么影響？)

總量的32．4％[3]，居世界各國的第一位。所以，“在近代以前時期的所有文明中，沒有那一個國家的文明比中國更發達，更先進”[4],“中國乃是一個偉大、富饒、豪華、莊嚴的國家”[5]。就是說，直到1820年左右，中國在世界經濟史上是占著首要地位的，是世界經濟的中心。當時中國的商品如生絲、絲織品、瓷器、茶葉、棉布、砂糖、糧食、藥材等，在國際市場上享有很高的聲譽，具有很強的競爭力。正如當時一個西方作家報道說：

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糧食——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絲織品及皮貨。擁有這些主要物品和數不盡的其他次要的物產[6]。

特別是中國絲貨，外國商人更是贊嘆不絕，說：

從中國運來的各種絲貨，以白色最受歡迎，其白如雪，歐洲沒有一種出品能比得上中國的絲貨[7]。

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臺灣第三任長官訥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書中說：

中國是一個物產豐富的國家，它能夠把某些商品大量供應全世界[8](p109)。

確實如此。根據史料記載。16—18世紀，中國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約有236種之多，其中手工業品有137種，占總數的一半以上。其中又以生絲、絲織品為大宗，其次是瓷器和茶葉等。

而在這個時期，歐美各個國家由于“價格革命”的沖擊，加多戰亂、災荒、瘟疫流行，經濟曰益蕭條，各類商品極為匱乏。所以，這些國家根本沒有什么民生產品可以打進中國市場。它們只好攜帶大量銀子來中國購買貨物販回國內傾銷。所謂夷船“所載貨物無幾，大半均屬番銀”[9]。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當中國對外貿易經常是出超的時候，白銀是不斷地從印度、不列顛和美國輸入中國。據統計，自1553年至1830年，西方國家到廣東貿易而流人中國的白銀達5億兩以上[10]。1585—1640年日本因到中國貿易而輸人中國的白銀達到1489.9萬兩[11]。可見，直到鴉片戰爭前夕，中國在當時商品貿易全球化中，是遙遙領先于世界其它國家和地區的[12]。全世界其它國家都來中國購買價廉物美的商品，使中國成為貿易全球化的大市場。

二、廣州是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

15—19世紀初中，中國明清政府基本上實行“時開時禁，以禁為主”的海外貿易政策，禁止沿海商人出海貿易。但是，卻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13]。乾隆二十二年(1757)，規定外國番商“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14]。因此，自嘉靖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522—1840)，廣東一直是中國合法對外貿易的省區，省會廣州則成為全國合法進出口貿易的第一大港，而且是“印度支那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業中心。全國水陸兩路的大量貨物都卸在廣州”[5](P116，序言）。因此，全世界各國商人到中國貿易，都萃集到廣州。1798年(嘉慶三年)，瑞典人龍思泰(Anders Liungstedt)，就記述外國商人來廣州做生意的實況：

廣州的位置和中國的政策，加上其他各種原因，使這座城市成為數額很大的國內外貿易舞臺。……中華帝國與西方各國之間的全部貿易，都以此地為中心。中國各地的產品，在這里都可以找到；……東京、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羅、馬六甲或馬來半島、東方群島、印度各港口、歐洲各國、南北美洲各國和太平洋諸島等地的商品，都被運到這 里[15](P301)。

據不完全統計，從康熙二十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685—1757)的72年間，到廣州貿易的歐、美各國商船有312艘[16]；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八年(1758—1838)有5107艘①，平均每年為63.8艘。

與此同時，中國各地和廣東省內各地的商人也集中到廣州進行進出口貿易，名曰“走廣”[17]。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臺灣第三任長官訥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中也記述：

中國人把貨物從全國各地運到他們認為最有現款購買他們貨物的市鎮和海港……后來他們運往廣州市集上的貨品的數量如此之大，以致葡萄牙人沒有足夠的資金購買，……參加這些市集的商人們看到他們的貨賣出去，就用他們自己的船，責任自負地把貨運往馬尼拉、暹羅、望加錫等地去。[8](p115,109)

龍思泰于1798年(在嘉慶朝)來到廣州，也看到中國內地商人云集廣州經商的情形：

中國各地的產品，在這里(廣州)都可以找到；來自全國各省的商人和代理人，在這里做著興旺的、有利可圖的生意。[15]

明清政府為了發展集中于廣州的對外貿易，除了設置廣東市舶司和粵海關進行管理外，還“官設牙行，與民貿易”[18]，以至后來發展成為專門從事對外貿易的商業團體“三十六行”和“十三行”，同外國商人直接貿易。在當時外國商人不熟悉中國情況、不懂漢語以及不了解中國政府管理外貿的制度的情況下，此種商業團體的設置，成為外商與中國商人進行貿易的中介者，使外貿做得更活更好。所以，當時外國商人普遍感到在廣州做生意比世界其他地方更方便、更好做。正如英國議會于1830年(道光十年)對廣州貿易的英國商人進行調查后得出結論：

外國商人對于這整個廣州制度(它在實踐中經過種種修正)是怎樣看待呢?1830年英國下議院關于對華貿易的極為重要的審查委員會會議中，幾乎所有出席的證人都承認，在廣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19](P51)。

這么一來。16世紀中葉至工9世紀初葉，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商人絡繹不絕前來廣州做生意，使廣州成為商品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呈現出對外貿易一片繁盛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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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8世紀中期起，在中國對外貿易國里英國居首位，英國賣給中國的主要商品是呢絨，棉布等；中國賣給英國的主要商品是茶葉，生絲，藥材等，中國處于出超地位。

鴉片戰爭背景的貿易順差

英國完成工業革命后，需要一個廣大的市場作為貨品出口地，而中國剛好符合此條件，能成為英國廣大商品的傾銷地。由于中國出產的茶葉、絲綢、瓷器等奢侈品在歐洲市場十分受歡迎，英國人希望中國能開放貿易。

但英國出口的羊毛、呢絨等工業制品在中國卻不受青睞，乾隆皇帝甚至認為中國什么都不缺乏，沒必要與英國進行貿易，這使中英貿易為英國帶來龐大的貿易逆差（入超）。

而英國在18世紀開始實行金本位貨幣政策，而清廷則以銀作為貨幣，由于與中國的所有貿易需以銀兩折算，令英國需要從歐洲大陸購入白銀作貿易用途，金銀一買一賣，令英國人利潤受損。稅率方面，中國對英國的入口貨需要抽百分之二十的高稅率，使英國大為不滿。

擴展資料：

鴉片戰爭戰前中國：

19世紀初，英國成為世界資本主義最強大的國家，并且建立了“日不落”帝國。而它在亞洲下一個主要的侵略目標就是中國。

自清朝初期到鴉片戰爭前夕，清朝仍然是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曾經的國勢，從乾隆末年就呈現出江河日下之勢。封建制度已嚴重地阻礙著新的現代經濟的發展。明代中葉產生的資本主義萌芽發展非常緩慢。

到鴉片戰爭前，以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始終占據中國社會經濟的主導地位。土地兼并日趨嚴重，在全國成為普遍現象。吏治敗壞，封建專制發展到了極點。清政府用“四書”、“五經”將人們的思想禁錮起來，對不滿情緒或評議時政者，實行殘酷鎮壓。

國防空虛，軍備廢弛。對外關系上，清朝長期實行閉關政策，嚴重地阻礙著中國對外貿易和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

隨著清朝統治的日趨腐敗和對人民剝削壓迫的加重，國內階級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眾的反抗斗爭此起彼伏。清王朝的統治面臨深刻的危機，中國封建社會已經走到了它的盡頭。

鴉片戰爭后中國進出口貿易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對中國原有經濟模式造成什么影響？

鴉片戰爭后中國進出口貿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貿易結構的變化

鴉片戰爭前，中國對外出口的主要商品是茶葉和絲綢，進口的主要商品是毛紡織品、金屬制品、香料等。鴉片戰爭后，中國出口的商品種類增多，但茶葉和絲綢的優勢減弱，而棉花、豆餅等農礦產品的出口量增加。進口方面，由于列強對華的經濟侵略，消費資料和工業原料的進口量大幅上升，如原棉、棉紗、煤油、煙草等。這些進口商品嚴重沖擊了中國的民族工業和小農經濟 。

例如，據《南京條約》規定，英國可以在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五個口岸設立領事館，并在這些地方享有最惠國待遇。這就使得英國等西方國家可以在這些地方自由進出貨物，不受中國關稅和法律的限制。英國還利用《天津條約》中規定的內河通商權，在長江流域大量傾銷廉價的機器紡織品，摧毀了中國本土的紡織業。同時，英國還從中國大量購買原棉、茶葉等農產品，作為其工業原料或轉口貿易。

鴉片戰爭形勢圖

貿易對象的變化

鴉片戰爭前，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對象是英國，英國在中國貿易中占據了壟斷地位。鴉片戰爭后，其他列強如美國、德國、日本、法國等也加入了對華貿易的競爭，英國在中國貿易中的份額逐漸下降。同時，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在華南地區與廣州形成了內港與外港的貿易分工，香港成為了中國貨物出口和洋貨輸入的集散地和國際市場 。

例如，根據《南京條約》規定，英國獲得了香港島作為其永久屬地，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和法律體系。香港成為了英國在遠東的重要商業基地和軍事要塞，并吸引了其他西方國家在那里設立領事館和商行。香港還成為了中國與西方之間的信息交流中心和文化傳播中心。

貿易格局的變化

鴉片戰爭前，廣州是中國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處于全國性的貿易中心地位。鴉片戰爭后，清政府被迫開放多個通商口岸，廣州港的壟斷地位受到沖擊。上海港由于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和龐大的經濟腹地，迅速取代廣州港成為全國最大的貿易港口。東北地區由于被列強劃分為勢力范圍，也開始發展對外貿易 。

例如，根據《天津條約》規定，清政府開放了天津、漢口、九江等十個新的通商口岸，并允許外國人在這些地方居住和購置房地產。這就使得中國沿海和內河的貿易網絡得到了擴展，但也使得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受到了更大的侵犯。上海港由于其地處長江入海口，與長江流域的經濟聯系密切，而且受到西方列強的保護，迅速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商業城市和金融中心。東北地區由于其豐富的礦產資源和戰略位置，被列強視為爭奪的目標。俄國通過《中俄密約》和《中俄北京條約》，獲得了東北地區的鐵路和礦業特權，并在旅順、大連等地建立了租借地。日本通過《辛丑條約》和《日俄戰爭》，取代了俄國在東北地區的勢力，并在旅順、大連、威海衛等地建立了租借地和鐵路特權。

鴉片戰爭對中國原有經濟模式造成了巨大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破壞了中國的自然經濟

鴉片戰爭后，中國被迫開放多個通商口岸，外國商品大量涌入中國市場，嚴重沖擊了中國的民族工業和農業。許多手工業者和農民失去了生計，被迫成為廉價的雇傭勞動者或賣身為奴。中國的自給自足的小農自然經濟遭到瓦解，中國經濟逐漸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 。

例如，英國傾銷的機器紡織品使得中國傳統的棉紡織業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據統計，1840年至1894年間，中國棉紡織業從占全國手工業總產值的50%下降到10%以下。許多棉紡織工人失去了生活來源，有些淪為乞丐或流氓，有些則被迫從事其他行業或出賣勞動力。同時，英國從中國大量進口原棉作為其工業原料，導致中國棉花種植面積急劇擴大，占用了糧食種植土地，影響了糧食生產和農民收入。

加劇了中國的貧困和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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