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1. 海外利益的內涵是什么()材料一中提到的“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的具體內容是什么？)

就受到列寧的駁斥。列寧正確地指出他立論的錯誤：帝國主義不只發生在工業國與農業國之間，而且也發生于工業國之間。布哈林把帝國主義歸結為世界經濟日益一體化與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資本競爭間矛盾的產物，但是，民族資本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導致的沖突，并不必然要以戰爭的極端形式來解決，這種情況對于今天來說更是毋庸置疑的。希法亭關于資本輸出的論述中，已經存在著某種矛盾——資本輸出的不同形式恰恰表明，并不是對一切外部區域的投資都能產生擴張領土的動機，只有在那些非資本主義的落后地區和 “無人認領區”，才引起了以暴力來實現投資利益的需要。同樣，列寧在強調對外 （政治經濟）擴張是壟斷資本的根本要求時，又區分了壟斷資本在美洲等資本主義有所發展的地區和亞非拉等資本主義不發展地區的不同統治方式，因而也無意中區分了殖民地的兩種形式：經濟殖民地和政治殖民地。經濟殖民地，即非暴力統治的經濟附庸，正是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落后國家統治的主要類型，這反而說明了經濟上的控制和壟斷并不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控制和壟斷。以上表明，古典帝國主義理論完全從那一時期的資本積累過程中尋找帝國主義的根據，是不夠充分的。

就此需要再次明確，古典帝國主義作家到資本積累過程中去尋找的，不是帝國主義本身，而是帝國主義的根源，不過，他們通過把帝國主義作為資本主義必然產物的論述路徑，將原先表現為殖民征服與列強爭霸戰爭的帝國主義議題，轉換為關于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議題。例如，當列寧把帝國主義與壟斷資本主義等同起來時，他實際上是以 “壟斷資本主義必定導致殖民征服戰爭和爭霸戰爭”為前提假設的。但問題就在于，沿用列寧帝國主義論斷的當代理論家們卻擯棄了這個前提，承認在當代殖民主義和列強之間的戰爭并非必然，造成的結果是：在他們那里，一方面， “帝國主義”成了一個包羅資本主義萬象的含混術語；另一方面，繼續借用古典理論指向領土壟斷的分析思路來解釋當代 “非領土壟斷的軍事沖突”的實質，這本身就存在著邏輯矛盾，反而在理論上更加削弱資本積累與暴力的超經濟強制這二者間的邏輯聯系，使有關當代帝國主義的問題意識更加模糊。

二、兩種積累邏輯：對概念內涵和問題意識的廓清

對于 “帝國主義”與 “新帝國主義”內涵不清 問 題，加 拿 大 學 者 利 奧 · 帕 尼 奇 （LeoPanitch）和薩姆 · 金丁 （SamGindin）較為明確地意識到了這一點。因而，他們提出要從概念上區分 “資本主義”與 “帝國主義”，認為不能直接把 “帝國主義”歸結為資本主義的一定階段，混淆二者的范疇。資本主義是經濟和生產關系的領域，帝國主義則與國家行為或國家關系相關，二者分別屬于經濟與政治的不同范疇。不過，盡管帕尼奇和金丁嚴格限制了 “帝國主義”的領域，他們對新美帝國主義本質的闡釋照樣把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分析囊括了進去，同時卻沒有指明 “資本主義”與 “帝國主義”這二者間的內在聯系。世界體系的代表人物之一——喬瓦尼·阿銳基 （GiovanniArrighi）較早注意到了古典帝國主義理論的內在矛盾。在20世紀70年代末寫的《帝國主義幾何學》一書中，他通過對比和分析帝國主義國家不同的擴張模式指出，由霍布森開創、并由列寧極大發展的帝國主義理論并不適用于所有的帝國主義國家，因為英國、美國、德國和法國的帝國主義的內在動力都是各不相同的。

阿銳基試圖開辟一條新的解釋路徑。他從葛蘭西的理論中引入了 “霸權”的概念，用以替代 “帝國主義”的概念。在阿銳基那里， “霸權”似乎是個綜合性概念，它既包含了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的關系，又體現了權力的強制和認同的結合，它只指向一個在世界體系中具有統治地位的國家，即霸權國家 （而我們通常所說的帝國主義國家可以有多個）。沿著同一思路，阿銳基區分了不同歷史時期霸權的不同特征，并揭示霸權背后實際上存在兩種權力邏輯： “領土階級統治”（territorialism）的權力邏輯和 “資本主義”的權力邏輯，前者的根本目的是取得領土，后者則追求利潤 （貨幣資本）。兩種權力邏輯在不同國家存在不同的組合結構，從而形成不同的國家戰略，同時也是不同的帝國主義模式。阿銳基的分析方法其實并非獨一無二，在許多具有歷史敏銳性的作者那里也都可以看到類似的結論。早在考茨基分析帝國主義時，他就已經指出，國家對外擴張雖然必須以經濟條件為依據，但并不是每次擴張都出于直接的經濟要求。概括地說，國家擴張背后有兩種動機：一種是工業資本主義兼并農業區的經濟動機 （他稱之為“帝國主義的動機”），它只是19世紀末新出現的擴張傾向；另一種則是迄今為止一直存在的、更為原始的動機，即單純依靠暴力來占有領土和勒索貢品，實施直接政治統治，它仍然構成19世紀末以來的殖民主義的重要內容。考茨基的這一論述通常是為人們所忽略的。也正基于此，他才認為帝國主義只是可采取的其中一種政策，因而，帝國主義戰爭的爆發也只是一種可能性，這一觀點遭到了列寧的猛烈抨擊。漢娜·阿倫特（HannahArendt）同樣區分了帝國主義中所包含的 “權力積累”和 “資本積累”的不同方式。大衛·哈維 （DavidHarvey）對新帝國主義的闡釋則深受阿倫特和阿銳基的啟發，他也提出 “權力的領土邏輯”和 “權力的資本邏輯”的概念，認為前者代表國家戰略對領土 （空間）控制的要求，其手段是超經濟的強制，后者則是資本積累的要求，其手段是經濟強制，帝國主義正是反映了同一積累過程中這二者間的對立又統一的辯證關系。

不得不說，阿銳基等人在方法論上的創新拓寬和提升了我們把握帝國主義的視角，也深化了我們對帝國主義本質的理解。總結起來就是，他們都區分出了私有制社會中兩種不同的、并列的財富積累方式——超經濟強制 （與哈維的術語“剝奪性積累”類似，但又不完全一致）與經濟強制 （“強制”在阿銳基那里，又必須同時帶有“認同”的意味）。超經濟強制的主要實施主體是國家，它表現為通過戰爭等暴力征服手段來獲取國家政治霸權，是前資本主義的積累邏輯；而經濟強制反映的是資本的權力，它表現為單純的經濟上的剝削關系，又可稱為資本積累的邏輯。這兩種積累邏輯雖然具有共同利益的一面，但也有相互獨立性，因而，兩種可能的積累要求的差異及其辯證關系是構成霸權擴張、帝國主義行為的動力和基礎。從這種理論視角來看，古典帝國主義中所包含的領土兼并式的積累具有其內在相對獨立的邏輯，并不必然和完全被歸結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本質。這樣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在一戰前的帝國主義行為中，殖民征服與資本剝削的對象并非總是一致，且不同的帝國主義國家的擴張方式存在差異。

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看到，帕尼奇和金丁把 “帝國主義”僅僅劃入政治的范疇是片面的，這一判斷也與后面他們的理論展開邏輯相矛盾。當帕尼奇和金丁批判新帝國主義時，他們同樣不得不借助大量的經濟分析，通過資本積累的演變方式來論證新帝國主義的權力，并用 “美帝國”這個綜合性概念來作為新帝國主義的現實范本。（包括 “新帝國主義”在內的） “帝國主義” （正如阿銳基的 “霸權”一樣）本身就是一個綜合性概念，它同時包含了壓迫性的軍事暴力征服和資本積累霸權這兩個方面，表現為霸權力量的政治統治權力和經濟統治權力。關于這一點，哈維也明確表示，在對帝國主義做具體分析時，應避免落入單純的經濟或政治模式。無獨有偶，亞歷克斯·卡里尼科斯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資本間的經濟競爭與國家間的地緣政治競爭” 兩種形式的交叉和融合，構成了 “資本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的核心問題就是探討這兩種形式的關系。

三、兩種積累邏輯關系的演變與帝國主義的本質

但是，即便指明了作為帝國主義所依據的理論基礎的兩種積累邏輯，對于另一同樣重要的問題——兩種積累邏輯之間關系的運動發展軌跡和方向，阿銳基和哈維等人卻還沒有足夠清楚地加以闡釋，而這恰恰是闡明從古典帝國主義到新帝國主義發展根源的關鍵所在。盡管阿銳基指出，每一次世界體系積累周期更替 （同時也是霸權的更替）的動因在于，新的霸權的積累體系具有優于前一輪的霸權積累體系的特點，但是我們從中并不十分確切地了解，為何在英國霸權身上，“領主階級的權力邏輯”體現較強，而到美國霸權，“領主階級的權力邏輯”體現較弱，且 “資本的權力邏輯”成為其主導下的世界體系的積累邏輯？哈維的新帝國主義論則從一開始就設定國家權力及其積累邏輯處于資本積累邏輯的從屬地位，也沒有涉及二者關系的演變過程。另一方面，哈維并沒有明確區分所謂的領土 （空間）控制與領土的直接控制，在他看來， “權力的領土邏輯”是一直存在于新帝國主義中的。相反，從埃倫·伍德 （AllenWood）具有強烈歷史感的著作 《資本的帝國》那里，我們卻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從古代的帝國模式到當代的美帝國主義，經濟強制是如何逐漸取代超經濟強制成為帝國可靠的統治工具的。伍德首先區分了前資本主義的帝國與資本的帝國 （這種區分在阿銳基的霸權周期論中并不明顯）。她指出，古羅馬帝國、西班牙帝國作為以掠奪領土、聚斂資源為目標的 “領土的帝國”，中華帝國作為壓制大地主階級、依靠龐大的官僚體制的中央集權帝國，阿拉伯穆斯林帝國、威尼斯帝國、荷蘭共和國作為致力于奪取國際貿易控制權的 “商業帝國”，無論它們的形式有多么不同，都是通過直接的暴力脅迫占有財富，實行超經濟統治。前資本主義帝國的經濟基礎是小生產者的貢賦制，因而生產者、剝削者不存在市場依賴現象，軍事、政治強制與經濟強制來自同一根源。到了16世紀的英國，由于領主們采用競爭性的土地租賃制度，經濟法則開始成為剝削的手段，標志著一種新型的、由資本邏輯驅動的帝國主義形式的出現。但大英帝國的對外擴張仍然通過暴力實施領土的直接控制，所以它可以看作是前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帝國模式共同發展的過程，也是資本主義向全球擴張、超經濟強制向經濟法則過渡的時期。只有到了二戰后，才最終確立了資本的帝國，即美帝國主義的統治。在某種意義上，沃勒斯坦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理論也可以看作是做了類似的闡釋。他揭示，古代帝國體系與現代世界經濟體系 （即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兩種具有不同的剩余攫取方式的世界體系。帝國體系建立于以暴力脅迫來占有剩余的政治集權化基礎之上，世界經濟體系則通過生產機制、世界市場來獲取剩余。現代世界體系的形成，實際上是帝國體系隨著前資本主義制度的瓦解，被世界經濟體系所代替。在世界經濟體系中，政治力量不再作為中央經濟的體現，它被用來保證資本的壟斷權利。

結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嘗試從唯物史觀的角度得出幾點關于帝國主義 （以及新帝國主義）的結論：

1．帝國主義作為霸權國家經濟統治權力與政治統治權力的結合點，其本質涉及兩種權力（作為兩種積累邏輯的外在表現）在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內在關系變化。

2．兩種權力關系的發展變化又是以社會的一定經濟關系，及其階級關系的變化為基礎的。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是以暴力強制和脅迫維持的小生產者的貢賦制，國家的暴力統治與經濟剝削都來自于同一根源，即來自于專制君主（或封建領主）。對人口和領土的占有就成為統治階級財富積累的主要方式，即便商業和對外貿易也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礎之上的。因而，專制權力的對外擴張就表現為領土兼并和對人身的直接控制等超經濟強制的財富掠奪，也即暴力征服，正如阿瑞吉所說的，它體現了 “領主階級的積累邏輯”。隨著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產生和發展，經濟從政治力量中逐漸獨立出來，政治統治權力和經濟統治權力的直接來源也分開了。政治統治權力來源于國家及其統治者，而經濟統治權力來源于生產和交換中資本對勞動的剝削關系。資本追求抽象的價值增殖，它通過對經濟過程的控制（例如降低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分工專業化、促進流通）就能實現這一點。因而，資本主義越發達，控制人身和吞并領土就越不必要，相應地，前資本主義的專制權力的積累邏輯和積累方式就越遭到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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