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16世紀朝貢貿易繁榮嗎(晚明社會經濟變遷的歷史思考)

p>

但是中國對日本商品的需求程度則明顯不如日本對中國商品的需求那樣迫切。在明日朝貢關系存續期間，日本向中國進貢的主要產品是刀劍、硫磺和銅。

按照木宮泰炎的統計，第二期朝貢貿易期間，日本共向明朝進貢了約20萬把刀劍，是最多的進貢物品；其次是硫磺，第三則是銅。

第一次朝貢時輸出即達到20萬斤，第三次朝貢時輸出了將近40萬斤，第四次朝貢時輸出20萬斤，但是在此之后，硫磺從日本的朝貢品中消失了，這很可能是由于琉球同樣能夠進貢該物品，日本從進貢中獲利不高。

但是在硫磺輸出量下降的同時，銅的輸出量上升了，并且日益重要，第十次朝貢時，日本輸出的銅的數量將近30萬斤。日本銅的輸出數量上升，一方面是中國鑄造銅錢之用，另一方面是日本的銅沒有精煉，里面含有大量的銀，明朝可以繼續從中提取白銀。日本進貢明朝的主要產品大部分與軍事相關，并不能激起明朝商人的興趣，明朝私人海外貿易在此時期與日本關系不大也就不難理解了。

但是在嘉靖中期，前往日本貿易突然出現了擴張。根據朝鮮文獻記載，從16世紀40年代起就有很多船只漂流到朝鮮半島西南部各島，這些船只大部分是福建船。按照當時的慣例，朝鮮將這些商人全部送回了中國。

根據《明實錄》記載，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一次送回漂流至朝鮮半島的中國走私商人613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又一次送回341人。兩年總共送回約千人，這是以前從未發生過的事情，引起了明朝統治者的極度擔憂。單單是被風吹往朝鮮的商人即有這樣多，那么順利到達日本貿易的人數應該遠遠超過這個數字。

1533年，通過朝鮮，日本引進了中國的吹灰煉銀法，可以對銅進一步精煉，提高了其銀產量。1542年，就在波托西銀礦發現之前的三年，日本今天的兵庫縣發現了生野銀山。另外，石見、左渡的銀山、金山也相繼被發現，并且大量開采供給國際市場。這個時間恰恰是中國商人大規模前往日本貿易不久后，由此也可以證明白銀與明日民間貿易的擴張存在重大關系。

關于日本白銀是通過何種渠道被中國商人得知的，在中國史料中有兩種說法，一種是洪朝選《芳洲先生全集》記載："嘉靖甲辰（1544年）忽有漳通西洋番舶，為風飄至彼島（日本），回易得利，歸告其黨，轉相傳走，于是漳泉始通倭。"

另一種則是曾出使日本的商人鄭舜功的說法，他認為1534年出使琉球的陳侃在候風返航的時間里，其從役聽說往日本貿易可獲巨利，即前往貿易，果然獲得重利，從此以后閩人前往日本貿易的風氣大盛。

雖然渠道略有不同，但是都可以看出確實是在日本白銀發現之后，才帶動了中國商人前往日本貿易。伴隨著中日民間貿易的活躍，中國與日本都有一批相關的港口興起，在中國最為引人注目的便是寧波的外港——雙嶼港。

中國東南海域，每年6月至10月常為東南偏南風，10月至次年2月常刮西北偏北風，利用疾風航行可上達日本、下通東南亞。而寧波所處地理位置，對日本貿易尤其有利。寧波三面環海，連接大洋，又有便利的內河航運，可以經杭州貫通大運河，與江淮魯直和北京相連，腹地廣闊。

而寧波自身所處的江浙地區在隋唐以后逐漸成為中國經濟最發達地區，因此從唐朝中期開始，寧波便成為中日貿易的主要港口。明朝朱元璋更是將寧波作為日本朝貢的專用港口，中日貿易的繁榮自然刺激了寧波港的繁榮。但是由于明朝禁止私人海外貿易的存在，寧波無法成為合法貿易的地點，因此在寧波外海的舟山群島便發展起來，雙嶼港的發展則最為引人注目。

關于雙嶼港的地理位置，朱紈掃蕩雙嶼港以后用木樁封港，造成了今天雙嶼港的地理位置已經模糊不清，在史學界引起了很大爭論。不過這并非本書關注的主要問題，對此不再詳加討論。與本書密切相關的是雙嶼港的興起時間。

大約在16世紀20年代，福建人金紙（子）老首先來到雙嶼港，與他一同到來的還有葡萄牙人。后福建李光頭（李七，其姓名是李貴）、潮州饒平皇岡人許棟（許二），從福建越獄之后，也來到雙嶼港從事走私貿易活動，并逐漸在島上建造房屋，形成一個港口城市的雛形。

然而此時貿易仍然主要是面向東南亞而不是日本，東南亞的香料、蘇木與中國的絲綢、生絲是最主要的貿易產品，貿易采用以貨易貨的方式進行。關于這一時期貿易的規模，并沒有多少可靠的資料，但是史學家普遍承認自1544年以后，雙嶼港才進入了大發展時期："私市自（嘉靖）二十三年始"，"往返航行日本的船隊規模每年都在增大"。

關于這件事情，日本史料也有記錄，1606年日本種子島島主種子島久時為了紀念鐵炮傳入日本而作的《鐵炮記》被認為是一部可靠的史書，其中記錄了葡萄牙人首次到達日本的事件。

我西村小浦有一大船，不知自何國來，船客百余人，其形不類，其語不通，見者以為奇怪矣。其中有大明儒生一人，名五峰者，今不詳其姓氏。時西村主宰有織部丞者，顏解文字，偶遇五峰，以杖書于沙上云："船中之客，不知何國人也。何其形之異哉？"五峰即書云："此是西南蠻種之賈胡也。"

這件事情發生在1543年，當時帶領葡萄牙人前往日本的大明儒生號五峰者，正是后來大名鼎鼎的靖海王王直。可以設想，王直正是在貿易過程中遇到了葡萄牙人，而他們又聽說了前往日本可以獲得白銀，這才有了葡萄牙人第一次前往日本。

由于白銀是葡萄牙從事亞歐貿易急需獲得的商品，日本白銀自然對其意義重大，葡萄牙人便設法與日本建立貿易關系，為此將制造火槍的技術傳授給了種子島居民。這次貿易持續了很長時間，直到1545年王直才從日本返回，并且帶來了博多津倭助才門等三名日本商人前來貿易。此次日本之行后，雙嶼港逐漸變成了一個對日貿易的中心，貿易往來變得十分頻繁。

1546年，許棟的兄弟許四帶領中國商人前往日本。第二年，這些人又帶領日本人前來雙嶼港貿易。1548年，日本薩摩州商人稽天、新四郎、芝澗等5人與中國商人林觀應等上百人，乘坐船只前來雙嶼港貿易，被當時朱紈帶領的明朝軍隊抓獲。

在審訊過程中，稽天供述是由于林觀應等人介紹，才知道雙嶼港是一個通番大港，那里買賣甚好，因此"至今船船俱各帶有本國之人前來販番，尚有數百倭人在后來船內未到"。可見雙嶼港在這段時期內發展非常迅速。

鄭和下西洋為什么沒能引導中國走向資本主義?

背景不同：鄭和下西洋所處歷史條件就是中國傳統的封閉式的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已發展到頂點，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尚處在萌芽的前夕。哥倫布西航發生在封建制度開始瓦解和資本原始積累初期的西歐。西歐各國的封建王朝把開辟新航路同開拓疆土、擴張領土相結合；貨幣、黃金是驅使歐洲人遠渡大洋的動力，西歐這種開放式的充滿經濟活力的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為哥倫布西航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他們兩人社會經濟發展內容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以小農經濟為基礎，后者以商品經濟為基礎，這就使得他們遠航的目的的性質和影響各不相同。

經濟后果不同：鄭和下西洋開支浩繁，消耗國家大量儲備，加重人民負擔，難以長期維持，完全是弊大于利，明政府對遠航只考慮政治影響，而不顧及經濟效益。哥倫布到達美洲帶來的是西方殖民者對亞非拉的大肆掠奪和欺騙性貿易，使大量金銀財富源源不斷流向西歐，轉化為資本，成為西歐資本原始積累的重要來源，以引起歐洲“價格革命”，新興資產階級從中獲取暴利，促進西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

歷史功績：鄭和下西洋所發展起來的“朝貢貿易”本質上仍然是為了達到宣揚國威、示中國富強的政治目的。哥倫布西航把西半球和東半球，舊大陸和新大陸連接了起來，世界開始真正成為一個整體，中世紀狹小的世界觀被徹底打破，從而為新哲學和新科學的產生開辟了道路；同時，它導致世界市場的形成，原先作為主要商路的地中海東部地區現在轉移到大西洋彼岸，使西班牙成為16世紀西歐經濟最繁榮的國家，商業、海運和工場手工業獲得很大發展。

航海史方面：鄭和第一次橫渡印度洋，開創了洲際航海史的新篇章，這對達伽馬繞過非洲南端、開辟歐洲到印度的新航路以及對麥哲倫的環球航行，起了先導作用，深深地影響了他們的航程，不難看出，鄭和實際上是15、16實際世界規模航海活動的引發者；哥倫布西航對世界航海史的發展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最大貢獻是：開辟歐洲到美洲的大西洋新航路，促使葡萄牙人加快了開辟歐洲到亞洲印度新航路的步伐，從而把西方航海探險活動推向高峰。

總之，哥倫布遠航為加速西歐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其意義遠遠超過鄭和下西洋

晚明社會經濟變遷的歷史思考

16世紀至17世紀中葉，即所謂的明朝中后期，是中國歷史發展的重要轉折點。它是中國最后一個由漢族地主階級建立的明朝王朝，將專制集權的官僚政治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社會經濟發展已經超過宋元最高水平，推陳出新的沖動正在醞釀。隨著明朝的興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出現了世界末日的跡象，延續了幾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進入了發展的后期。正是在這個時期，中世紀的歐洲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開始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早期西方殖民勢力與中國的遭遇美國在東南亞和中國東南沿海的海上力量。使中國的歷史發展不再脫離世界歷史的發展。這些不同于前朝的情況，造就了明代中后期獨特的歷史地位和豐富多變的時代。

明初，朱元璋以其傳統的小農文化思維，試圖恢復和構建一個完整的、嚴密控制的、以小農經濟為核心的社會經濟結構。黃的戶籍制度、李家的管理制度、賦役征收方式、基層社會的教育制度等。都試圖讓農民定居在土地上，四民定居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從而形成了封建社會自上而下的超穩定統治。然而，在明朝鄭桐至鄭德時期，明朝的政治統治并沒有一如既往地遵循朱元璋設計的路線，而是存在著種種弊端。宦官獨裁，政治腐敗；經濟無序和金融約束。韃靼和瓦刺崛起，敲邊關，破長城。明廷失去了定國的強大力量的前沿。內憂外患。農民經濟形勢惡化了。大批民眾轉戰邊境地區和山區，抗擊暴亂，此起彼伏。相反，流民和寮民對山區和邊疆的開發促進了湖廣地區的經濟地位：朝貢貿易下降。沿海繁榮，商人甚至死亡都取決于采取禁令。私人海上貿易的興起。政治腐敗與經濟發展形成新的沖突，反傳統的呼號也出現在思想文化界。王陽明創立的心學很快在學林中流行起來，厭倦總是以新為樂成為一種時尚。明朝嘉靖、萬歷年間，出現明朝政治衰敗，皇帝腐敗。輔政與宦官專政交替，朝臣中的親信建立；納稅服務混亂，財政匱乏，邊疆和海域突發事件頻發。除了歷史上屢見不鮮的北方金兵南下的威脅，還有東方的侵華日軍和西方的早期殖民者的挑戰。與朝代的衰落相反，封建統治的衰落在一定程度上為市民社會突破原有的統治格局，在獨立經濟上取得進步提供了良好的環境。社會經濟向商品經濟傾斜，農業商品化程度提高。無論是地主經濟還是農民經濟，都更加緊密地與市場聯系在一起，隨著契約租佃關系的發展，固定地租的普遍存在，土地權利的激烈分化，產生了永佃權和一田兩地主。手工業的區域分工和專業化發展了，流通市場擴大了。區域商人集團活躍，工商業市鎮在江南等經濟發達地區如雨后春筍般出現，農村手工業和市鎮手工業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中國和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和沖突開始了，中國美國海盜和商人在東大西洋與葡萄牙和荷蘭海盜競爭。呂宋島和美國之間的太平洋航線的連接。讓中國更貼近海外市場。中國美國的海外貿易順差帶來了大量的銀元進口。對社會經濟生活有一定影響。小鎮居民開始彰顯實力，逐利拜金，鋪張浪費形成風氣。忘義，欺負人。貧富起伏不頻繁，

很赞哦!（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