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1914年上海外灘什么情況(想了解一些舊上海方面的知識！)

天一早，他就趕往道臺衙門，拜會上海的地方官———道臺宮慕久。宮慕久客氣地把巴富爾領到客廳噓寒問暖。巴富爾剛一落座，就開門見山地說：“道臺大人，根據貴我兩國簽署的條約，上海已被辟為通商口岸。我此次登門就是要和道臺大人商討具體開埠時間的。”

作為清政府的地方官，宮慕久當然不敢對朝廷簽署的條約存有異議，于是雙方很快就達成了一致。看到宮慕久那么爽快就敲定了開埠日期，巴富爾來了精神，來時他就琢磨著在上海縣城內覓一上好地皮，建造氣派的英國領事館。“我初來貴地，今后與大人會常來常往。如果不嫌麻煩地話，能否請大人幫忙在城內物色一塊地供建領事館之用。”巴富爾不露聲色地說。

這幾句話讓宮慕久出了身冷汗，想想今后如果華洋雜居，難免會鬧點亂子出來，到時朝廷怪罪自己可擔待不起。他強壓心中的不悅，定了定神說：“領事先生，上海縣城素有‘小蘇州’之稱，人口眾多，城內已擁擠不堪，實在沒有多余的地方可供建館。如果領事不嫌，我倒愿意代勞在城外替領事尋覓。”

宮慕久的拒絕讓巴富爾很是懊惱，但他哪肯罷休。一連幾天，他一方面派人在城內四處尋找出租房；另一方面，不斷對宮慕久施壓，并揚言如果找不到房子，甘愿在城里搭建帳篷居住和辦公。正當雙方談判陷入僵局時，一名中國商人主動找到巴富爾，愿意出租其房屋給巴富爾作領事館用。巴富爾如同找到了救命稻草，馬上就租下這座有52間房的老宅。

看到事已至此，宮慕久也只好以此處不擾民為由，奏報朝廷后予以默認。

談判持續兩年，每畝年租金僅1500文

巴富爾在上海安身后不久，就發布通告宣布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正式開埠。開埠后一個半月內，就已經有11家洋行涌入上海灘。英國傳教士、醫生、領事館人員等也紛至沓來。與此同時，從國內各地趕來的冒險家、暴發戶、買辦、金融家、商人甚至幫會流氓等各色人等也匯集其間。一時間，黃浦江中汽笛聲不斷，跑馬路旁燈

火徹夜長明；西裝革履與長袍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話與歐美語言混雜一處。

由于上海普通百姓之前很少看到過洋人，每當看到洋人成群結隊招搖過市時，百姓們都不免好奇。洋人們吃飯、穿衣、喝茶甚至走路等一舉一動都有路人圍觀。同時，一些洋人仗著清廷軟弱，到處滋事，因此華洋之間糾紛和摩擦不斷。一次，一位姚姓基督徒因為非作歹被拘捕，巴富爾為迫使清政府放人竟威脅出動軍艦，事情最后以宮慕久放人并道歉收場。

事后，巴富爾又不失時機地來拜會宮慕久。“道臺大人，我們之間的很多不愉快都是因為我們沒有一塊自己的居留地。我看中了縣城外黃浦江邊的那塊荒灘，不知大人能不能賣給我們作居住用。”巴富爾設想買下整片土地，然后再分租轉讓給僑民。

其實，宮慕久也有這樣的想法。為避免糾紛，他幾天前曾向兩江總督璧昌和江蘇巡撫孫善寶建議：給洋人一塊地，實行華洋分居。但是兩個老官僚既沒有說同意，也沒有說不同意，而是把上海地方對外交涉全權交給他一個人辦理，讓他自己定奪。明知是上司有意推脫責任，他也不得不接過這個燙手山芋。

聽罷巴富爾的建議，宮慕久擺了擺手，“按照大清律例，土地是不能賣給你們的。但是租給你們是可以的。”

在其后的兩年間，巴富爾與宮慕久為租地進行了時斷時續的談判，最后雙方就租地范圍、租地手續、外僑應遵守事項等達成諒解。1845年11月29日，宮慕久公布了《上海土地章程》23款。這個被視為上海租界“根本大法”的章程劃定了租界界址：南至洋涇浜(今延安東路)、北至李家場(今北京東路)、東至黃浦江，西至界路(今河南中路，1846年確定)，面積約830畝，每畝年租金1500文。章程的出臺標志著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租界———英租界的出現。

租界建在“棚戶區”，最初由清政府管理

在早期英租界，領土主權、土地管轄權、司法權和行政權等還歸清政府掌管。

不久，住在上海城內的外國僑民陸續遷入租界。為防止華洋糾紛，巴富爾與宮慕久協商后還規定，租界內不準中國居民居住。到了后來，規定更加苛刻，華人只被允許白天進入租界做買賣，晚上必須回城，就連洋人雇的華人用人也不得與主人同住。那時租界里的人口也很少。據記載，在租界出現兩年后，外僑人數也僅有134人。租界里的生活設施也不健全，建筑基本上是一片“棚戶區”。最早來上海的僑民，英國植物學家福鈞曾這樣回憶他住過的陋室：“每值晨雨，則衣被盡濕。天雪，則六出飛舞，自窗隙而進。”直到1849年初，各洋行才在外灘建起第一批磚木建筑，竹草棚子才慢慢被淘汰。

租界成為“國中之國”

隨著人口和大筆資金的流入，英租界出現了繁榮景象。租界內土地、房屋價格暴漲。其中外灘一帶的地價上漲最快，1852—1862年的十年間，平均漲幅高達200倍。同時，英租界當局乘局勢動蕩之機，逐漸奪取了對租界內華人的司法管轄權，獨攬了租界內一切訴訟案件。

此后，英租界當局多次單方面修改《上海土地章程》，權力不斷擴大。租界逐漸發展成為集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警務權、軍事權于一體，中國政府無權制約的“國中之國”。英國駐上海領事阿禮國曾露骨地表示，上海租界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在租界內，華人備受洋人凌辱，洋巡捕甚至拿中國人當活靶子，練習射擊。娼妓、賭博、販賣毒品和人口等也成了受租界當局保護的公開行當，租界成為了罪惡的代名詞。

繼英租界后，法國、美國等國也爭先恐后地在中國設立租界。到1902年奧匈帝國在天津開辟租界為止，列強已先后在中國建立了27個租界，僅天津一地就有八處之多。直到1943年，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才通過談判收回了租界，結束了這段長達百年的屈辱歷史。

上海市市區包括哪幾個區？

上海作為我國的繁華大都市，是我國的經濟交流中心

上海的市轄區分為黃浦區、徐匯區、長寧區、靜安區、普陀區、虹口區、楊浦區、寶山區、閔行區、嘉定區、浦東新區、松江區、金山區、青浦區、奉賢區、崇明區，共16個

浦東區是16個區中最繁華的一個

抗日英雄人物事跡

抗日英雄的英雄事例

抗日英烈之戴安瀾將軍

1904年生，字衍功，號海鷗，安徽無為人。幼年曾就讀于私塾和公學，1925年1月入黃浦軍校第三期，次年畢業后，被分配到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先后任排長、連長、營長、團長、旅長等職。1938年，在臺兒莊對日作戰中，因戰功卓越晉升為第八十九師副師長兼第三十一集團軍干部訓練教育長。1939年升第二百師師長，授予陸軍少將軍銜。

1942年初，應美國和英國的一再要求，中國政府組建中國遠征軍（援緬軍）。同年3月，戴安瀾率所部萬余人作為中國遠征軍的先頭部隊，赴緬參戰，“揚威國外，藉伸正義”。在東瓜戰役中，他面對數倍于己的日軍，表示了決一死戰的堅定信念：“此次遠征，系唐明以來揚威國外的盛舉，雖戰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東瓜。”在十多天激烈的東瓜保衛戰中。戴安瀾率部孤軍奮戰，擊斃敵軍5000余人，掩護了英軍的撤退，取得了出國參戰的首次勝利。美國官方認為，東瓜保衛戰是“所有緬甸保衛戰所堅持的最長的防衛行動，并為該師和他的指揮官贏得了巨大的榮譽”。蔣介石對此的贊譽是：中國軍隊的黃浦精神戰勝了日軍的武士道精神。重慶的報紙稱東瓜保衛戰“無論在中國抗戰史或世界大戰史均有其不朽的價值”。英國的《泰唔士報》稱之：“東瓜之命運如何，姑且不論。但被圍守軍，以寡敵眾與其英勇作戰之經過，實使中國軍隊光榮簿中增一新頁。

4月24日，戴安瀾所部在奉命收復棠吉的戰斗中，他親臨前線指揮，戰斗異常激烈，隨從副官受傷，一名衛士犧牲。戰至午夜，棠吉被攻克。捷報傳來，不僅使中國遠征軍以極大的鼓舞，而且也使東線戰局的轉危為安有了希望。戴安瀾的名字再次出現在中國、美國和英國的各家報紙上。

由于日軍迂回包抄，戴安瀾所部陷入日軍重圍。同年5月16日在奉命撤退的途中，突遭日軍重兵伏擊，戴安瀾親臨前線指揮。激戰兩天后，全師傷亡慘重，戴安瀾胸腹兩處中彈，還是突出重圍。在多雨的山林中。戴安瀾的傷口感染惡化，5月26日行至孟關（即茅邦）時，以身殉國，終年38歲。

戴安瀾去世后，全師悲慟萬分，他們含著淚砍伐樹木，制成一口棺木，將將軍的遺體入殮，并由所部五九八團虎櫬回國。在鄭庭芨的帶領下，該部于6月2日沖破日軍最后一道防線，于6月27日到達云南騰沖。在滇緬邊界，一位老華僑得知戴安瀾將軍去世的噩耗后，專程趕到部隊，將一口為自己準備的楠木棺材獻出，以供戴將軍成殮。

1943年4月1日，國民政府在廣西全州的香山寺為戴安瀾舉行了國葬儀式。由國民政府特派代表李濟深主祭，全國各地的各界代表以及當地軍民一萬余人參加了公祭儀式。李濟深在悼詞中說道：“戴故師長為國殉職，其身雖死，精神永垂宇宙，為中國軍人之模范！”

國共兩黨的領導人也紛紛送來挽詩、挽聯和花圈，對戴安瀾的以身殉職給予極高的評價。

毛澤東在挽詩中寫道：

外侮須人御，將軍賦采薇。

師稱機械化，勇奪虎羆威。

浴血東瓜守，驅倭棠吉歸。

沙場竟殞命，壯志也無違。

周恩來在送的挽詞中寫道：

黃浦之英，

民族之魂。

會后，戴安瀾的靈柩暫厝于全州。1943年的秋天，戴安瀾的靈柩由廣西全州遷葬于他的故里－－－安徽蕪湖市赭山公園的小赭山南麓。美國國會授權總統羅斯福，在戴安瀾去世后，向他頒發了美國軍團功勛章。羅斯福在簽署頒發勛章的命令中寫道：“戴安瀾將軍于1942年同盟國在緬甸戰場協同援英抗日時期，作戰英勇，指揮卓越，圓滿完成所負任務。實為我國盟國軍人之優良楷模。” 同年12月，國民政府發布命令，追贈戴安瀾為陸軍中將，并批準戴安瀾的英名入似南京忠烈祠。

1956年9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務部追認戴安瀾將軍為革命烈士，同年10月3日，毛澤東主席向戴安瀾的遺屬頒發了《革命犧牲軍人家屬光榮紀念證》。

抗日英烈之佟麟閣將軍

佟麟閣（1892—1937），河北高陽人，中國抗日英雄。

出生于農民家庭。1908年，在高陽縣衙任繕寫員。1912年，投筆從戎，參加馮玉祥部隊。1914年，任馮部陸軍第十六混成旅一團三營連長，駐陜西。1915年，入四川，后轉戰駐扎河北、江西、陜西、河南等地。曾任陸軍第十一師步兵二十一旅旅長、陸軍三十師師長。1925年，任馮部國民軍第一師師長。1926年，兼任隴南鎮守使。同年夏，率部參加與直魯聯軍張宗昌等部在南口的戰役。1927年6月，馮部改稱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他率部出潼關進河南。后馮部并入國民黨軍隊，隨軍北伐，進攻平津等地。1929年，蔣介石編遣部隊，排除異己，他退伍回鄉。1930年，參加中原大戰反對蔣介石。失敗后馮余部改編為二十九軍，宋哲元任軍長，他任副軍長。

1933年初，日軍進逼熱河，二十九軍奉命調至長城一帶迎敵，他參加了長城抗戰，給日軍以沉重打擊。長城抗戰失敗后，回駐張家口，兼任張家口警備司令。同年5月，日軍進逼華北，馮玉祥響應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日的號召，在張家口建立察哈爾省抗日同盟軍，馮被推舉為總司令，他任察哈爾省代主席兼第一軍軍長。與方振武等部配合作戰，收復寶昌、多倫等地。8月，抗日同盟軍失敗，被迫撤銷，改任張家口公安管理處處長，一度到北京香山隱居，消愁度日，等待時機報效祖國。1937年初，應馮治安、趙登禹等人邀請，出任二十九軍副軍長，兼軍官教導團教育長、軍訓團團長。在軍訓團成立大會上，發表講話：“日本不斷侵逼我國，是我們的仇敵。抗日保國是軍人的天職……我個人一定和大家一道拿起武器奮勇殺敵，為民族的生存而戰斗，為國家的榮譽而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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