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2023年我國對外貿易存在的風險有哪些(中國將全面取消制造業領域外資準入限制措施，這意味著什么？將產生哪些影響？)

突破了中小銀行經營的地域限制，不僅流動性風險等隱患較多，且與政策導向明顯不符。

根據央行披露的信息，目前平臺存款產品均為個人定期存款、以5年期為主，截至2020年底約89家銀行（84家為中小銀行）通過第三方互聯網平臺吸收約5500億元存款（較2019年同比增長127%），其中央行評級8級以上的高風險銀行吸收的存款余額占比接近50%，其中某家高風險銀行70%的存款為通過第三方互聯網平臺吸收的異地存款。

2、三方互聯網平臺吸收存款存在的主要問題

（1）互聯網平臺變相開展了代辦儲蓄業務，卻沒有受到監管。

（2）中小銀行借助三方互聯網平臺突破了經營的區域限制。

（3）加劇了銀行競價攬儲的行為，不僅推升了銀行資金成本，還在一定程度上擾亂了存款市場秩序。

（4）大多數互聯網平臺存款為客戶存款、客戶粘性低，但由于比較容易上量、導致中小銀行依賴性較強，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小銀行流動性隱患。

3、明確限制三方互聯網平臺存款和異地存款

2021年1月13日，銀保監會和央行聯合發布《關于規范商業銀行通過互聯網開展個人存款業務有關事項的通知》（詳情參見互聯網存款正式被終結，金融產品銷售端格局將重塑），叫停了通過第三方互聯網平臺開展的定期存款和定活兩便存款業務。目前第三方互聯網平臺存款產品已經下架。同時2021年2月央行還明確地方法人銀行不得以各種渠道異地攬存（詳情參見地方性銀行異地存款將受限），2021年第一季度起將地方法人銀行吸收異地存款情況納入宏觀審慎評估。

四、構建系統金融風險防控體系

（一）關于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

2021年8月17日，中央 財經 委第十次會議召開（詳情參見中央重磅定調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工作），會議上一行兩會、發改委和財政部做了《關于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做好金融穩定發展工作問題的匯報》。《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21》進一步對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進行了討論。

1、目前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攻堅戰取得的成果

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是十九大報告（2017年10月18日）明確提出的三大攻堅戰之一（另外兩個是精準脫貧、污染防治），2018年9月金融委牽頭一行兩會發布《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三年行動方案（2018-2020年）》，中央 財經 委第十次會議對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攻堅戰的定性為“取得階段性成果”。這些階段性成果主要包括控制宏觀杠桿率過快上升勢頭、各類高風險機構得到有序處置、企業債務和不良資產等重點領域信用風險得到穩妥化解、影子銀行和交叉金融業務風險（影子銀行規模較 歷史 峰值壓降約20萬億元）、房地產金融化泡沫化風險、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全面治理互聯網金融和非法集資等風險、金融業對外開放、強化對金融控股公司以及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等方面。

以高風險金融機構處置為例，2021年2月7日北京一中院裁定宣告包商銀行破產；2020年7月錦州銀行財務重組與增資擴股工作完成；2020年7月監管部門依法接管天安財險等9家金融機構；2020年3月法院宣告合計占華信集團逾95%資產規模的主要核心企業整體合并破產；2020年2月安邦集團接管工作如期結束等。

再以企業債務風險為例，央行發布了金融控股公司和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一系列相關政策文件以及監測并處置了大型企業債務風險（如北大方正、清華紫光、華晨 汽車 、海航集團、華夏幸福、河南永煤、恒大集團等）。

2、做好常態化金融風險防范化解工作

中央 財經 委第十次會議亦提出繼續做好重大金融風險防范化解工作，并更加強調“處理好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關系，以經濟高質量發展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防止在處置其他領域風險過程中引發次生金融風險”以及“落實地方黨政同責，壓實各方責任”。因此后續將更突出機制建設，持續遏制各類風險反彈回潮、健全金融風險監測預警體系，增強金融體系自身抗風險能力。

（二）央行金融機構評級

央行自2017年開始對所有金融機構進行評級，2018年開始按季度進行評級、每年度至少開展一次現場評級，并根據評級結果區分各類金融機構的風險隱患程度。具體來看，評級結果分為11級，分別為1-10級和D級，級別越高表示機構的風險越大。其中，評級結果1-5級為“綠區”、評級結構6-7級為“黃區”、評級結果8-D級為“紅區”。“綠區”和“黃區”機構可視為在安全邊界內。

其中，在評級結果為8級（含）以上的金融機構，為高風險機構，在金融政策支持、業務準入、再貸款授信等方面采取更為嚴格的約束措施。

1、高風險機構：城商行13家，農村機構271家，四省市無高風險機構

（1）大型銀行、外資銀行、民營銀行的評級結果較好，無高風險機構。

（2）130家參評的城商行中，10%（即13家）為高風險機構。

（3）目前122家村鎮銀行為高風險機構，271家農村金融機構（含農商行、農合行和農信社）為高風險金融機構。

（4）從區域分布來看，浙江、福建、江西、上海等地區轄內無高風險機構，遼寧、甘肅、內蒙古、河南、山西、吉林、黑龍江等地區高風險機構數量較多。

2、推動地方政府和監管部門一起處置高風險金融機構

（1）央行會定期向地方政府發送風險提示函，同時向相關監管部門通報高風險機構情況，推動地方政府和監管部門分類施策、精準拆彈。

（2）央行向評級對象“一對一”通報評級結果、主要的風險和問題，約談高管、下發風險提示函和評級意見書、提出整改建議，并對癥提出諸如補充資本、壓降不良資產、控制資產增長、降低杠桿率、限制重大授信和交易、限制股東分紅、更換經營管理層、完善公司治理和內部控制等要求。

（三）房地產貸款集中度管理制度：供給側的宏觀審慎政策工具

1、此前我國一直將最低首付比（等效于貸款價值比）等需求側工具作為主要調控手段，供給側的工具較為匱乏，而房地產貸款集中度管理（詳情參見房地產貸款集中度政策剖析）算是對供給側宏觀審慎政策工具的突破。實際上，根據IMF2018年的統計，全球有至少39個國家將償債收入比（DSTI）納入宏觀審慎政策工具圖書館，運用貸款價值比（LTV）管理房地產金融風險。此外，一些經濟體還通過調整逆周期資本緩沖、房地產貸款風險權重、風險敞口限制等控制房地產貸款增長。

2、房地產貸款集中度管理制度并非一刀期，而是體現出一定靈活性：（1）過渡期根據情況可以適當延長；（2）不同地區可以在第三、四、五檔基準上按照2.50個百分點的增減幅度靈活調整；（3）資管新規過渡期內回表的房地產貸款不納入統計范圍。

（四）對問題金融機構和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進一步討論

《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21》對問題金融機構和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討論散落在多個專題中，如首次披露包商銀行的處置過程、對金融機構問題股東以及對最后貸款人機制和存款保險制度進行討論等。

1、首次披露包商銀行的風險成因和處置過程

（1）包商銀行擁有員工10171人，自2011年北京分行成立后，包商銀行總行高管、核心部門陸續遷至北京，北京成為包商銀行實際總部所在地。

（2）自1998年開始，“明天系”陸續通過增資擴股和受讓股權等方式不斷提高其在包商銀行的股權比例，截至2019年5月末有35戶“明天系”企業共持有包商銀行89.27%的股權，期間“明天系”通過虛構業務，以應收款項投資、對公貸款、理財產品等多種交易形式，共占用包商銀行資金逾1500億元（占當時包商銀行總資產的30%左右）。

（3）2017年開始，包商銀行風險逐步暴露，2018年開始“明天系”占款基本全部惡化為不良，外部融資條件不斷惡化，戰略重組受各種因素影響難以推動。

（4）包商銀行事件影響面較廣，其不僅擁有員工數量達1017人，還擁有約473.16萬戶（個人客戶466.77萬戶、企業及金融機構客戶6.36萬戶），同業負債規模超3000億元（涉及全國約7000家交易對手），資不抵債金額達到2200億元，機構更是遍布于北京、深圳、寧波與成都等地。為此，央行會同銀保監會提出了“新設1家銀行收購承接業務+包商銀行破產清算”的處置方案。其中，未受保障債權及包商銀行股東權益留存于包商銀行。

2、金融機構問題股東（實控人）的處置啟示

（1）金融管理部門在處置高風險金融機構的實踐中，也總結了金融機構問題股東或問題實控人的主要問題，如通過構建“隱蔽+分散”的控制結構來規避監管獲得控制權、通過代理人等方式刻意規避或架空公司治理和內部控制機制、以關聯交易掏空金融機構以及風險長期隱藏導致處置較為困難等。

（2）產生以上問題的根源在于問題股東控制金融機構的動機不純、金融監管有效性有待提升（如對股東資質的穿透審查力度不足等）、金融管理部門缺乏必要的處置權力（如減記股東股權或責令股東轉讓股權的強制性等）以及司法實踐有待加強（如關聯企業合并破產制度規范不夠明確）等。因此在具體政策建議上，《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21》也強調要嚴格股東準入和持續監管、研究 探索 風險處置中的股權減記以及進一步推動實質合并破產的司法實踐等。

3、建立更加嚴格規范的最后貸款人機制

這一部分體現出央行對目前的最后貸款機制還是有點意見，主要體現在央行的最后貸款人職能泛化、權責不對稱等方面。

（1）1797年弗朗西斯.巴林在《關于建立英格蘭銀行的考察》中提出“最后貸款人”這一概念，隨后這一實踐在各經濟體中多次被使用。

2011年FSB發布《金融機構有效處置機制核心要素》，提出處置不應只依賴公共資金，應優先使用事先籌集的存款保險或處置資金，或者事后從行業籌集資金來彌補公共資金損失。2018年FSB在《關于支持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有序處置的臨時融資原則》中進一步明確優先使用私營部門資金、公共資金僅作為后備融資且需最小化道德風險的原則。

（2）就我國實踐來看，最后貸款人職能明顯泛化、權責不對稱、對使用央行資金的機構缺乏相應的監督權限，金融機構和地方政府在資金使用條件上與央行屢有博弈，因此央行提出應建立更加嚴格規范的最后貸款人機制：

第一，金融機構應首先以自有資金或通過市場化方式籌集的資金化解風險，股東和實控人等應及時補充資本、承擔損失，債權人依法承擔風險處置成本。

第二，地方政府應承擔風險處置屬地責任和維穩第一責任，通過本級財政籌集風險處置資金，維護良好地方金融生態。

第三，存款保險基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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