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facebook日活量(反壟斷風云)

·漢納，他在伊利湖地區從事開礦、制鐵和造船事業，以操縱選舉而聞名，他有個綽號叫“政治老板”。漢納一手扶持麥金萊當上州長，而后又成功競選總統。

1901年，麥金萊總統被無政府主義者刺殺，副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繼任成為了總統。麥金萊遇刺讓羅斯福深刻感受到美國 社會 暗流涌動、危機重重。作為共和黨的改革派，羅斯福一上臺便舉起大刀砍向托拉斯。他試圖來個“斬首行動”以正視聽，指示聯邦司法部對北方證券發起反壟斷訴訟。

北方證券什么來頭？北方證券掌握了包括北大西洋鐵路、昆西鐵路、芝加哥鐵路在內的世界上最龐大的鐵路網絡。其背后金主是華爾街大佬摩根和洛克菲勒。

老摩根在寓所里聽到了這個壞消息后氣急敗壞。老摩根怎么也想不到，這位曾經得到他支持和資助的年輕政治家，上臺第二年就對自己開刀。

老摩根請了全美一流的律師團隊與羅斯福一戰到底，官司最終打到聯邦最高法院。1903年，最高法院大法官們以5：4的判決裁定該公司違反了《反托拉斯法》。

這個案件被稱為“20世紀美國反托拉斯壟斷的第一槍”，大大扭轉了聯邦最高法院對托拉斯的態度。此后，羅斯福一口氣發起44個針對大企業的法律訴訟，其中25起勝訴，成功解散了牛肉托拉斯、石油托拉斯等。人們因此稱呼羅斯福為“托拉斯馴獸師”。

羅斯福之后，民主黨人威爾遜總統簽署了《聯邦貿易委員會法》和《克萊頓法》，完善了美國的反壟斷法律體系。

1918年，聯邦政府指控芝加哥貿易協會固定價格行為涉嫌壟斷。最終地方法院并沒有判處被告違法，而是讓聯邦政府與貿易協會達成和解。當時布蘭代斯大法官在這個案子中使用了合理規則。所謂合理規則，就是判斷一項限制是否違法，要考慮該行為的所有事實，而不僅僅是規模大。后面，很多法官都援引了這個案例以及合理規則來裁決。

到此為止，美國反壟斷法主要打擊固定價格、排他行為、限制競爭等非正當競爭行為。但是，由于法學界對壟斷缺乏嚴謹的界定，在具體的裁決中，法官并不能完全遵循合理規則，有時陷入“大型企業有罪推論”的慣性思維。

1937年，聯邦政府對美國鋁公司、加拿大鋁公司以及它們的64名相關股東高管提起反壟斷訴訟，指控的行為多達140項。第二巡回上訴法院的著名法官勒尼德·漢德，只用了一種非常簡單的辦法就認定被告有罪，那就是被告市場份額的占有率超過90%。

他指出：“90%的市場份額足夠構成壟斷；60-64%的市場份額是否構成壟斷還有疑問；而33%的份額則確定不會。”

“大即原罪”？法學界對此爭議巨大，又一無所知。反壟斷工作亟需經濟學家的專業支持。

1936年，聯邦反托拉斯局才雇傭了有史以來第一位經濟學家。但是，該局經濟學家在反壟斷案件中的作用局限于數據搜集和訴訟支持。波斯納法官在1971年曾經有過如下描述：“如今（司法部反托拉斯）局里的經濟學家們是律師們的女仆，一直受到忽視”。

哈佛大學梅森教授及其弟子貝恩，吸收了張伯倫和羅賓遜夫人的壟斷競爭理論，提出了著名的產業組織理論——結構主義。這個理論認為，市場結構決定市場績效。貝恩考察了1936-1940年的42個美國樣本制造業，得出的結論是集中度與企業績效呈正相關。貝恩還檢驗了20個美國制造業的進入壁壘和利潤的關系。結果高壁壘條件下的平均回報率明顯地高于低壁壘。

哈佛學派的研究相當于論證了“大即原罪”，指出大型企業利用高壁壘及市場集中優勢獲得超額利潤，阻礙技術進步，降低市場效率；同時，告訴政府及法官，看一個企業是否涉嫌壟斷，只需要看市場結構——市場集中度的高低、企業數量多少及規模大小。

哈佛學派的結構主義非常符合美國司法部門的胃口，被稱為“反托拉斯法經濟革命的第一聲禮炮”。這一理論大肆滲透到反壟斷立法與司法裁決中。

1965年，哈佛學派的唐納德·特納教授成為助理司法部長。他吸引了一批年輕的經濟學家加入反壟斷工作。在他的推動下，1968年司法局頒布了《合并指南》——“是由一組經濟和政策專家與司法部反托拉斯局的職業律師共同制定的，其中蘊含著產業組織分析框架”。

實際上，哈佛學派的結構主義存在嚴重缺陷。這一理論缺乏堅實的理論基礎和嚴密的邏輯推理及數學論證。大型企業一定會降低經濟效率和阻礙技術創新？

經濟學家托馬斯•迪洛倫佐曾經在《國際法律與經濟評論》上發表過一篇重要文章。這篇文章指出整個19世紀80年代，實際GDP增長率為24%，而當時有據可查的壟斷行業產出的實際增長率卻高達175%。

大型企業組織還大大降低了產品價格。卡內基鋼鐵將鋼軌價格從1875年的160美元/噸降至近25年后的17美元/噸；洛克菲勒在1897年將精煉石油價格從30多美分/加侖壓低到5.9美分/加侖；北方證券的鐵路網絡極大地拓展了五大湖區工廠的銷售市場，促進美國形成一個統一的國內市場，商品價格大幅度下降；到20世紀20年代，老福特發明了流水線，將 汽車 的價格在短時間內降到了平民價格，從此 汽車 進入了尋常百姓家。

大型企業為何高效？

古典經濟學家一直認為，自由市場是資源高效配置的唯一方式。1931年，還在倫敦經濟學院就讀的羅納德·哈里·科斯，獲得了一筆獎學金，前往美國研究工業結構。科斯發現，美國大型工業企業實施有效的管理（泰勒革命），其內部的經濟效率非常高。他敏銳地察覺到，企業內部的組織計劃，與自由市場一樣都是有效率的。他引入了交易費用將其觀點寫成了著名的《企業的性質》（1937）。后來，威廉姆森等新制度經濟學家認可了企業及一般經濟組織的內部效率。這一理論相當于否定了哈佛學派的結構主義。

七十年代開始，美國陷入滯脹危機，新自由主義崛起，芝加哥學派的“經濟效率至上”的思想開始流行。施蒂格勒、德姆塞茲、波斯納等經濟學家的研究，告訴聯邦政府及法官，判斷一家企業是否壟斷，主要看經濟效率，而不是哈佛學派提倡的市場份額和集中度。

隨著信息產業開始興起，芝加哥的績效主義掀起了“反托拉斯革命的第二次浪潮”，在新技術時代與哈佛學派的結構主義激烈交鋒。具體表現在兩個著名案件中：

一是1974年聯邦政府訴AT&T案。

訴訟理由是該公司存在利用從電子設備獲得的壟斷利潤補貼其網絡的行為；阻止MCI或者其他運營商鏈接到本地制造商，并通過拒絕購買非貝爾供應商的設備，從而壟斷了電信設備市場。

這個官司打了將近十年，AT&T于1982年同意了接受司法部的裁決方案。兩年后，這家美國最大的電話通信公司被依法拆分為7個大型的區域性電話控股公司，其只保留了長途電話業務以及貝爾實驗室和西電公司，規模和銷售額均被削減了80%。

人們普遍認為對AT&T的拆分推動了通訊領域的競爭與創新。不過，人們很快反應過來，打敗壟斷的力量并非反壟斷，而是技術創新——正在爆發的信息革命。貝爾系統解體后，移動通信系統的創新在不斷削弱貝爾系統基于有線通信的自然壟斷。

薩繆爾森在《經濟學》一書中這樣寫道：“貝爾體系的解體，向人們清楚地揭示了這樣一個真理：迅猛發展的技術革新，并不需要依賴于壟斷的力量。【4】”

第二個案件是1969年聯邦政府訴IBM案。

訴訟理由是壟斷或企圖壟斷通用數字電子計算機系統的市場，尤其是商業設計的電腦；通過降低價格阻止競爭對手進入該產業以及引進新產品、減少其他公司產品的吸引力等。

這是一個曠日持久的官司，一打就是十幾年。當時，芝加哥學派對反壟斷司法行動的影響在增加，聯邦司法部和最高法院的反壟斷思維處于轉型期，判決一時難以抉擇。

IBM辯稱，政府是在懲罰成功者，而不是在懲罰反競爭行為。政府的所作所為，是對預見到計算機革命的巨大潛力并通過自己“高超的技術、遠見和產業”來統治該產業的企業進行懲罰。IMB還指出，它在美國銷售電子數據程序產品和提供勞務中所得的收益份額并不是像政府聲稱的那樣占據市場的壟斷地位。它所占據的市場份額在1961年為56.4%，1968年為54%，到了1972年，則下降到了40.7%。

1982年，里根政府的反托拉斯局負責人威廉·巴克斯特決定以“沒有必要”為由撤銷這一訴訟。他的解釋是，與電信業不同，計算機行業是無管制的，承受著市場競爭的強大壓力。他認為，這一產業本質是競爭的，政府重組計算機市場的企圖，可能不是促進而是損害經濟的效率。

與AT&T相比，IBM是幸運的。

1992年司法部與聯邦貿易委員會聯合發布《企業橫向合并指南》基本放棄了結構主義思想，而以合并前后的經濟效率作為判斷基準。

方興未艾的信息技術革命，正在擊潰一切壟斷者。芝加哥學派告訴世人，沒有真正的壟斷，沒有永久的壟斷，唯有不斷前行的技術浪潮。

1983年以后的反托拉斯局的組織架構中顯示，經濟學家與律師處于同等地位。此后，美國反壟斷工作進入了經濟學家主宰的理性階段。

到這里，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對反壟斷法的觀點發生了轉變。最初，他們根據庫爾諾模型支持反壟斷法，但如今他們中不少人轉向反面。比如，弗里德曼認為，反壟斷法弊大于利。科斯也說：“我被反壟斷法給煩透了。當價格上升的時候，法官就說這是壟斷；當價格下降的時候，法官就說這是掠奪性定價或者說是傾銷；當價格不變的時候，法官又說這是一種價格勾結。法官到底想怎么樣呢？”

正如波斯納法官所說：“企業謀取或保持壟斷利潤的真正的單邊行為，是欺詐專利局或是炸毀競爭對手的工廠。而欺詐和暴力一般而言又會受到其他法規的充分懲罰。【5】”

比如著名的聯邦政府訴微軟案。訴訟理由是微軟公司利用其在操作系統領域的壟斷優勢，強制捆綁銷售其應用軟件；司法部要求將微軟一分為二。最后，小布什政府決定不再試圖拆分微軟公司，而是禁止微軟的搭售行為，同時要求微軟確保Windows軟件和非Windows軟件的兼容性。

微軟案的結果再次說明，反壟斷調查與壟斷本身并無太大關系，它針對的是非法競爭行為。越來越多法學家及經濟學家相信，壟斷的問題應該交給自由競爭，技術創新解決壟斷，法律解決非法競爭。

然而，隨著Facebook、谷歌等互聯網巨頭的崛起，有些人對巨頭們的超級市場支配能力感到擔心。

Facebook穩坐全球社交龍頭地位，旗下坐擁Instagram和WhatsApp兩員社交大將。Facebook日活用戶為15.9億，月活用戶為24.1億，分布全球主要國家。

谷歌在全球搜索引擎及移動操作系統中占據統治地位。在美國，谷歌搜索引擎市場份額高達86.4%，在歐洲，則是91.4%。谷歌安卓系統，在全球智能手機市場中占據85.9%的絕對份額。

Facebook和谷歌的市場支配力可能超過 歷史 上的北方證券、標準石油、電話電報公司等巨頭。

這時，“大即原罪”的思想又開始流行起來。今年8月初，美國兩位參議員試圖推出一項稱為《壟斷威懾法案》的新法案。若法案通過，Facebook、蘋果等 科技 巨頭，可能面臨嚴厲懲罰——美國市場營收15%的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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