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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著作和中國經典，對中國學術思想恍有所悟，寫就平生第一篇有關中國的論文《中國學》，文章概述了西方十九世紀以來的漢學發展情況，嚴厲批評了西方漢學家們的治學態度和學術不足。此文在《字林西報》(英國人在上海辦的英文報紙)上連載后，他興沖沖地趕到上海，請教馬建忠，未遇，乃隨處旁聽一些塾師講授四書。“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學》里這句本是說洗澡問題的話，給湯生留下至深印象，他進一步悟道：精神上的洗禮，品德上的修煉，思想上的改造，又何嘗不是如此？聯想基督教徒的每日懺悔，湯生決意要使自己廢舊圖新，追求中國精神，并使之完美。他借用“湯之盤銘”之句，給自己取字鴻銘。鴻者，大之意。商湯王在洗澡盆上刻寫警語，湯生將之放大，刻在心中，使之成為座右銘。

1885年前后，辜鴻銘在折回香港的船上，舌戰幾位肆意詆毀中國的洋鬼子，為同船的廣州候補知府楊玉書所奇，乃向兩廣總督張之洞引薦。由是，辜鴻銘進入了晚清重臣張之洞幕中，被委為洋文案，辦理邦交諸務。

二、究竟如何聰明、善辯、幽默

著名中國通、曾任袁世凱總統顧問的《泰晤士報》駐華記者喬治·莫理循雖然終生與辜鴻銘為敵，但這位自負的英國博士卻由衷地說：“辜鴻銘的英語詞匯罕見地豐富，是一個語言天才。”辜鴻銘的語言天才堪稱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其英文造詣，孫中山、林語堂皆推為“中國第一”。其德文水平也達出神入化之境，德國作家帕凱說：“辜鴻銘是我可以用地道的德語與之交談的第一個中國人。”民國初年在德國人舉辦的慶祝俾斯麥誕辰一百周年的聚會上，辜鴻銘即興用德語作了一個充滿激情的精彩演說，博得全場德國學者和紳士們心悅誠服的掌聲。至于法文、希臘等語，辜鴻銘使用起來也像公孫大娘舞劍一般順手。就連幾欲失傳的拉丁語，也不在話下。

辜鴻銘還是個記憶天才。他在少年時代所學的詩歌，終生不忘。曾師從辜鴻銘學英語的現代著名女作家凌叔華，曾親耳聽過年過花甲的他背誦彌爾頓那首6100多行的無韻長詩《失樂園》，居然一字沒錯！他嘗教記憶之法，謂初步為感動（impression），次步為保留（retention），終為回憶（re買粉絲llection）。當外國人向他請教因何有如此記憶力時，他說，你們外國人用腦記憶（remember by brain），我們中國人用心記憶（remember by heart）。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矣！”這是辜鴻銘喜歡引用的孟子語錄。在現實生活中，他還是直追東方朔的能言善辯之士、一個為中外稱道的諷刺天才。

天才出自勤奮，辜鴻銘的聰明是幼時勤奮好學結出的碩果。除了每日背誦古今中外經典，他還喜歡抄書。在蘇格蘭愛丁堡大學讀書期間，他每逢星期日，必入藏書樓閱書，數年之間，抄書數十種。連西方一些飽學之士，都畏與之談，因其所讀之書，不僅有為彼等未曾寓目者，還有世間無法購得之孤本。

中國著名醫學家、馬來西亞歸僑伍連德博士嘗言，“從青年時期讀書開始，他（指辜鴻銘）就很有出息”，在檳榔嶼廣為人知。凌叔華在《記我所知道的檳城》一文中，說自己曾聽父執輩談起幾個西方學者說過類似這樣的話：“這個怪人，誰能跟他比呢！他大概是沒出娘胎，就讀了書的，他開口老莊孔孟，閉口歌德、伏爾泰、阿諾德、羅斯金，沒有一件事，他不能引上他們一打的句子來駁你，別瞧那小腦袋，裝的書比大英博物院的圖書館還多幾冊吧？”

對那些自以為是、不尊重其他民族習慣的西洋佬，辜鴻銘的舌辯天賦，發揮得最是淋漓盡致。還在英國留學時，每逢中國重大傳統節日，他一定要在房間里朝東方擺個祭臺，敬上酒饌，有板有眼地遙祭祖先。房東老太揶揄地問：“你的祖先什么時候會來享受你這些大魚大肉哇？”他響亮地回敬道：“應該就在貴先人聞到你們孝敬的鮮花花香之前！”令對方瞠目結舌。

十九世紀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訪華時，曾會晤辜鴻銘，名為請教孔孟學說，卻語含譏誚：先生留學歐美，精通西學，難道還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數千年前，而不能行于當今嗎？辜鴻銘微微一笑，道：孔子的思想，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幾千年前是三三得九，幾千年后依然是三三得九。你說，難道還會是三三得八不成？貴國如果沒有孔子之教，焉能有今日，我看不是因了洋人的那點玩藝兒吧！不待對方發話，辜鴻銘又接著說了下去：不過，閣下說的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這十九世紀的數學是改良了，剛才我們說三三得九也有不正確之處。比如說，我們中國人向洋人借款，三三得九卻七折八扣變成了三三得七，有時連七還得不到，成了個大大的負數。到了還錢時，三三得九卻連本帶利還了三三得十一！嘿，我倒真是不識時務，落伍得很！一席話說得伊藤博文大窘，再無他語，后來見人就說辜鴻銘有金臉罩、鐵嘴皮功夫。

一次外國友人邀請辜鴻銘宴飲，推其坐首席。席間有人問孔子之教究竟好在哪里。辜鴻銘答：剛才諸君互相推讓，不肯居上坐，這就是行孔子之教。假如行今日西洋流行的“物競天擇”之教，以“優勝劣敗”為主旨，則今天這一席酒菜勢必要等到大家你死我活競爭一番，決出勝敗，然后定座，再動筷子。如果這樣的話，今天這頓飯不知要經過多長時間才能到口呢，恐怕最后誰也吃不到嘴。眾皆稱妙。二十世紀初辜鴻銘在上海任職時，曾與幾個外國朋友逛十里洋場。洋人見沿途艷旗高張、娼館林立，驚異上海的賣淫婦何其多也。辜鴻銘巧言遮丑，說：rostitude,destitude（賣淫者，賣窮也），隱含的意思是并非中國婦人品行不佳，而是因窮途末路，不得已而為之。

辜鴻銘一張利嘴，還為辮子保過駕，為纏足作過辯護。外國人問他“為什么中國人留辮子”?他如是答：“為什么外國人留胡子？”當外國佬譴責中國婦女纏足野蠻時，他必大加反擊：“那么，你們西洋女子為何要束腰呢？”辜鴻銘知名度最高的世界級辯護，乃是為納妾制所作的“壺一杯眾”。當一位洋夫人藉此反問為何不能“妻一而夫眾”時，他振振有詞地答：“夫人可曾見過一只茶杯配四把茶壺的？”令人啼笑皆非。又有一版本，他受此詢問后，以溫和的語氣對該貴婦人道：“夫人平日以汽車代步，汽車有四只輪胎，敢問府上備有幾付打氣筒？”此語一出，哄堂大笑。辜鴻銘機智善辯，雖然有時也狡辯，強詞奪理，用理不得其正，但其自圓其說，并以巧言制服論敵的那份能耐，卻是中外莫如的。 辜鴻銘不僅是中國留學生的老前輩，也是幽默的老前輩。一代文豪、翻譯大家兼幽默大師林語堂對其推崇備至，嘗言：“他是具備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見識和深度，不是這時代中的人能有的。”

也許正因為辜鴻銘聰明、幽默、有趣且有見識和深度，因此頗受學生們的喜歡。據北京大學畢業的震瀛等人回憶，辜鴻銘在北大執教時，“很得學生愛戴，胡適之先生也比不上”。

三、究竟是怎樣一個“極熱烈之愛國主義者”

文化巨匠吳宓曾以“極熱烈之愛國主義者”加譽辜鴻銘，并說：“辜氏久居外國，深痛中國國弱民貧，見侮于外人，又鑒于東鄰日本維新富強之壯跡，于是國家之觀念深，愛中國之心熾，而闡明國粹，表彰中國道德禮教之責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終身，無縮無倦。”

當年出西洋讀書時，父親說了許多話，辜鴻銘記得最牢的是“中國人”三個字。到歐洲后，作為大富翁家的養子，他的生活完全是貴族化的，可他畢竟是個黑頭發、黃皮膚的中國人，是為歐洲人所瞧不起的黃種人的一員，自然成了為數不多的種族歧視的對象。這種社會背景，培植了他極強的自尊心和愛國情結。

剛走上張之洞總督府洋文案任上，他看到西人的公文中稱中國貨為native goods（土貨），大為氣憤，認為native含有生番野蠻不化之意，堂堂中華所產貨物怎能以土貨稱之？立即將之改成 chinese，明明白白地相告這是“中國貨”。1889年，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辜鴻銘隨其移節武昌，時長江流域教案迭起。血濃于水的民族尊嚴，使辜鴻銘憤而以“一個中國人”為筆名，在《字林西報》發表英文專論《為祖國和人民爭辯——現代傳教士與最近教案關系論》，堂堂正正為中國人民的反洋教運動向世界作辯護。倫敦《泰晤士報》對此文作了摘要并加評論登載，懷疑此文的作者出于中國人之手，因為那“行文的語氣中，絕不會有那種高貴的鎮定”。用空谷足音來比喻辜鴻銘的言論，并非溢美。因為自鴉片戰爭以來，整個英語世界幾乎一直是歐美列強自己充當輿論主角并自說自話，辜鴻銘的出現，使中國終于有了能理直氣壯地為祖國權利向世界發言、尋求正義的聲音，這是屈辱的中國近代史難得一聞的壯魄和虎吼聲。

辜鴻銘歸國以后，一種崇高的使命感，就像開鍋的蒸汽一樣長久升騰在他的心頭。一位美國船長在福州無端向中國人開槍，幾致人喪命，他卻僅僅支付了二十美元的賠償。而美國駐福州領事竟責怪他多付了，罵他是個傻瓜蛋，說：“為什么要給他那么多錢，只不過是一個中國人嘛。”辜鴻銘得知此情，義憤填膺，公開將帶有此種歧視感欺辱中國人的洋人宣判為“夷”。他著文說：

真正的夷人，指的就是像美國駐福州領事那樣的人……是那些以種族自傲、以富自高的英國人和美國人，是那些惟殘暴武力是視，恃強凌弱的法國、德國和俄國人，那些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卻以文明自居的歐洲人！

如此義正辭嚴、指名道姓的譴責，在此之前的外交文書或對外檄文中是無法見到的，即使今天讀來，也令人感到血脈賁張，心胸里升騰起一股民族正氣。

對那些動輒“叫嚷炮艦鎮壓”的侵略者，受過西方近代民族意識熏陶的辜鴻銘表示萬分的蔑視，他如是抨擊：

我想應當告訴外國公眾，從外國炮艦上開火的第一炮，就將成為一場戰爭的標志，不是與政府的對抗——正如我們迄今的對外戰爭那樣——而是一場反對中國人民的戰爭。

字里行間，洋溢著濃烈的民族感情和神圣的國格意識，令人肅然起敬。

八國聯軍侵華后，辜鴻銘懷著一腔火熱的愛國之情，不遺余力地用英文寫就《尊王篇》等文章，廣發世界，向世界輿論尋求正義。當辛丑議和、列強叫囂要中國拆毀大沽口炮臺時，他大聲疾呼：

我在此貿然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國存在一個更危險的炮臺——傳教士炮臺。我斗膽預言，假若這一炮臺不引起世界應有的關注，很快甚至連外國人在中國謀生都不可能——除非搶！

此類檄文，堪稱民族宣言。《清史稿》如此稱道辜鴻銘：“庚子拳亂，聯軍北犯。湯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義，列強知中華以禮教立國，終不可侮，和議乃就。”

除了抨擊侵華行為，譴責列強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對那些傲慢無禮、藐視中華已極的輕佻言論，辜鴻銘也少不了要震怒一番，為中國辯護，捍衛民族尊嚴。十九世紀末，歐洲忽然刮起了一股針對中國的“黃禍論”旋風。德皇威廉二世專門畫了一幅《黃禍圖》，送給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圖中之意是“黃種人”的崛起將給歐洲帶來威脅，歐洲白人應當聯合起來，抵制黃種人的入侵。為了消弭這股空穴來風，辜鴻銘用英文發表《文明與混亂》一文，嚴正駁斥了強加在中華民族身上甚囂塵上的這種無稽論調，并強烈抨擊了西方的霸道政治。美國有“小斗牛士”之稱的著名政論家波博·埃文斯特地致函辜鴻銘，說：“我懷著濃厚的興趣閱讀了你文中所寫的每一個字，并相信這樣做是值得的。最終，我在許多深具興趣的問題上站在了中國人一邊。”一個世紀以來，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總把中國作為假想敵、不時夢囈般失態驚呼“黃禍論”。去年“9·11”事件以及中國政府的立場，使那些西方政要，似乎有了某種清醒的認識，善良的西方民眾據此更是分清了敵友。重溫辜鴻銘一百一十年前的“斥黃禍”文章，喚起我們的難道僅是對中國這位最早“斥黃禍”義士的記憶？

英國駐華外交官威妥瑪研究漢學的結果，竟然得出“中國人智力貧乏”的結論。辜鴻銘譏斥他不僅缺乏教養，而且自身恰是個智力極端貧乏者，因為不懂得中國的文化典籍有精深和淺顯的各種層次分別，他能夠看懂的恐怕也僅屬其中淺顯的一類。最后，辜鴻銘還不忘幽上一默：“當威妥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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