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上海外灘四歲女孩死亡(好聽的歌曲有哪些？)

>在戰爭年代的人們只有兩個結果，連累和被連累。

我和蘇的存在連累了姥姥和漁村的人。而我連累了大年和小年被抓，連累了家人慘死，連累了蘇遭受危險。假如我還是沒病前那個溫順柔弱的安妮，一切都不是現在的樣子了，誰也不會遇見，什么也不會發生。都是因為我。

小年說：“小小姐，現在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法租界找蘇，小年，你和哥哥已經失散了，你趕快離開上海這個是非之地，找個安生的地方，好好過日子吧。”

“小小姐，現在全國各地都在打仗，哪里有我的容身之處啊。我還是跟著你去找蘇軍官，有機會要給漁村的老老少少報仇。”

這樣也好。小年，你要記得，這是血海深仇，我們的血海深仇。

第四節 到底什么是真的

1

夜上海歌舞廳。

“你會干什么？”劉爺穿著干凈的大馬褂，翹著二郎腿，悠閑地品著藍色印花茶杯里的碧螺春。他不時地上下打量著我，那眼睛里有太多的贊賞。

“我會唱歌。”我穿著破舊的棉布裙子還維持不餒的自信。

“夜上海的歌女都會唱歌。”

我輕輕地笑：“我唱的歌，其他的人絕對沒有聽過，而且我相信，用不了一個月，我就會成為整個夜上海的臺柱。”

“好！”劉爺微笑著點頭，聲音里掩飾不住的贊賞：“你有什么條件？”

“只求我和弟弟有吃有住。”

我搬進了劉爺派人找的大房子，就在舞廳不遠的地方，而且離法租界也很近。當初去夜上海是有目的的，聽小年講，很多法租界的軍官晚上都喜歡來夜上海聽歌，應酬，應該有機會見到蘇或者和蘇認識的人。聽說，劉爺是個吃人不吐骨頭的主，黑白兩道關系都非常好，連將軍都不敢動他。我只能祈禱自己不要被人認出來，不要給劉爺的地盤添麻煩，否則，還沒有找到蘇，報不了殺父母之仇，我就死不瞑目了。我改了名字叫櫻素，穿了很鮮艷的衣服，濃妝艷抹，像個妓女。

我唱的歌都是自己作詞用的古樂的調子，聽起來淡雅嫻靜，清涼如水。夜上海的牡丹總是媚眼紛飛讓臺下的好色之徒呼聲一片。而我的歌則讓那些善良的人們喜歡。他們說，櫻素小姐的歌就像是仙樂，在臨死前的黑暗看到的最美麗的一朵夕陽。

那天，我唱完歌就去后臺換衣服，牡丹說，櫻素，有幾個軍官要請你去大廳里喝酒，你是去還是不去？我笑：牡丹姐，你替我去招呼吧，就說我直接回家了。牡丹友善地應下，我剛要答應，劉爺的聲音在背后冷冷地響起來：“櫻素，這里面有一個軍官可是邀請你好幾次了，再不給面子就是不給我劉爺面子。”

“我怕……”差點脫口而出，我怕遇見不想見的人。轉口念道：“我怕給劉爺添麻煩。”

“劉爺最不怕的就是麻煩。”劉爺哼了一聲轉身離開。

不知不覺已經快50歲了，面對衰老的恐懼誰與我有同感啊？

面對衰老的恐懼，每個人都會有。

夕陽中，許多老人自發地聚集在公園中，議論關心的話題。上海，2017

如何變老：面對衰老的人生，你會害怕嗎？

序

翻譯家馬振騁老師送給我們他翻譯的《蒙田隨筆》，米歇爾·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這位十六世紀的法國哲學家寫過一篇很有趣味的“論壽命”：“人在自然環境中都會遭到種種不測，使原本的期望生命嘎然中斷……壽終正寢，這是一種少見的、特殊的、非一般的死亡，不及其他死亡自然；這是排在末位的終極死亡。離我們最遠，因而也是我們最難期盼的。”這是四百多年前的生死觀，但隨著人類越來越遠離自然，活到“年老力衰”至少在較為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已經成為常態。

沈梅英，拍攝時88歲，退休。上海，2013

老年日間照料中心安排老人活動。上海，2013

在21世紀，衰老是最為普遍的身體經歷之一，不論性別、族群、文化、信仰以及社會角色，大多數人都無法避免這一過程。在人們慣常的觀念里，對于“美人遲暮”這樣的臆像總是抱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惋惜。這種被文人大大書寫一番的“淡淡的憂傷”背后其實是一個殘酷的隱喻，即老年是一切“有價值事物”的對立面：青春、美貌、力量……在楊天乙2000年的紀錄片《老頭》中，導演大膽地說破了衰老背后的隱喻，社區邊緣的墻根，一群老頭為了排遣無聊而扎堆，日復一日，這幅圖景說不上凄苦，卻同樣讓人恐懼。

老照片。上海，2012

畢竟，衰老不僅是長出皺紋，或者肌肉變得松弛，也不僅僅是越來越遲緩的身體反應和越吃越多的藥，它更是一次身份角色的重新定位。在家庭中，衰老的父母從供給者變成了依賴者，雖然在城市中，較大比例的老人群體并不需要子女的經濟供養，而更依賴于他們在精神上的關懷。在社會中，老年群體在離開工作崗位后，也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一部分話語權。因此，活到年老力衰的可能性不在是人們求之不得的幸運，而是早早就備受恐懼的經歷，并且，大眾媒體還在有意無意地擴散這種恐懼，從“孤獨”、“留守”之類的苦情報道，到嘲笑或自嘲保溫杯的使用，“老”字成了一種彌散的恐慌。

吳佩貞，拍攝時79歲，退休。上海，2012

“我知道自己得了癌癥，我承受，（希望）天主收我……我要歸根結底要靈魂得救就好了。”

繞平如養的貓。上海，2017

饒平如，拍攝時95歲，退休，在愛人去世后用連環畫形式進行追憶，并出版了《平如美棠：我倆的故事》。上海，2017

“關于生死，對死亡我思想都有準備，死亡也是一個事情，而人生大事是要有準備的。我老伴去世之后，我就買了一個墓穴，墓碑也刻好了，但她的骨灰還沒葬下去。我跟孩子們講，等我去世之后，把我的骨灰和（老伴的骨灰）混在一起，兩個人葬同一個穴。不過我看過，（一個墓穴）兩個人的骨灰是裝不下的，怎么辦呢？我說，把我們倆的骨灰放到一起，二分之一帶進去，其他二分之一往黃浦江一灑……開追悼會用的挽聯如果叫別人寫，不一定合我的意，所以我自個兒也寫好了——應笑不負此生——我跟孩子們講，我死了，你們別哭，我已經蠻幸運，95歲了，還沒死，應該笑。”

心態

我不敢說，饒平如先生就不畏懼死亡了，我想這世界上可能沒誰能真的不畏死亡——這同時也是一種對生命的敬畏。但選擇了接受終將死亡這一事實，我看饒平如先生活得反倒更有滋有味，沒有什么需要避諱，也就對自己的人生擁有了主動權。94歲高齡（采訪時間：2017年）的他，在電子鋼琴前坐下，執意要為我們彈奏一曲。鋼琴前擺滿了他獲得的各種獎杯。他卻很自知：“我彈得不好，他們是鼓勵我那么大年紀了還彈琴，所以頒發給我一座‘音樂夢想獎’。”歷經歲月洗禮，曾經的戰場早已不在，過往的戰友也一一離開，若不是這份積極向上的心態，又豈能在晚年活出這樣的精彩。同樣對人生抱有積極心態的伍麗天，自學繪畫，信手拈來，就連中藥的包裝紙都可以是她的畫紙。牡丹、南瓜、藤蔓……這些她從窗外即可看到的植物在她筆下暈染開來。早年因為時代原因而輟學甚至各種絕路逢生的艱辛過往，終究成為她筆下的紅花綠葉，記憶猶新，哀愁不再。“真正到我了我這歲數，快要死去的人，活一天就等于賺一天。”

伍麗天，拍攝時83歲，退休后自學繪畫，自己在癌癥康復中，卻變賣房產捐給希望小學。上海，2012

“我這個命，以前算命先生說我一生都很坎坷沒有順利……我總覺得我已經心理能承受了，習慣性的承受，不成功再來第二次，也不生氣也不著急再來第二次、第三次，總會成功的。但是最好的結果就是我發現，常常絕路逢生，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都會出現，我已經覺得前面沒有路了，到時候它就又通過去了，所以我不太著急了，我已經知道了，過不去就過不去，天塌下來頭頂著，我就這么個心態。”

手寫的老樂譜。上海，2012

沈美寶，拍攝時91歲。不識字的她信仰天主，為了讀《圣經》，老來開始學識字，拍攝時居住在市郊一處教會主辦的養老院中。上海，2013

學習

97歲的費鶴年、96歲的徐曼倩（采訪時間：2012年）早年都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兩人一個求知欲旺盛，一個動手能力很強。費老在73歲那年還因探親前往美國，“順便”又上了一次大學，主修美國歷史。而在一次交大老校友自發組織的咖啡會上，這些20世紀30、40年代畢業的老人，個個精神抖擻，甚至都令年輕人汗顏。本以為上了年數，對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也就自然會下降，卻沒想到，竟也有這樣一批老人，對操作互聯網、Photoshop、Skype這樣的新玩意兒熟練得很。也許，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和年齡并沒有太大關系，反而事關早年形成學習能力和自身的好奇心？我不禁想到，我們這一代身處“網絡時代”的青年，在我們老去時，是否也能像這些老年人那樣接受更新的時代和事物？重要的，并不是現在你懂得如何操作手機和電腦，而是你是否擁有學習的能力——這才是不會隨著時代變化而淘汰的根本。

費鶴年（右）與徐曼倩（左），拍攝時分別為97歲與96歲。上海，2013

“反正是時代在進步，那么你們要跟著時代去進步了。我們就是這樣，要跟得上時代。”——費鶴年

金伯承，拍攝時88歲。曾為中美上海施貴寶第一任副總經理。上海，2012

陳良廷（左）與劉文瀾（右），拍攝時分別88歲與87歲。著名翻譯家，夫婦倆合譯作品包括《馬耳他黑鷹》《教父》《兒子與情人》《薩馬拉約會》《考德威爾中短篇小說選》《奧德茨劇作選》《納尼亞傳奇》。此外，陳良廷還翻譯了阿瑟·米勒的《都是我的兒子》、田納西·威廉斯的《熱鐵皮屋頂上的貓》，并與人合譯了《湯姆·莎耶出國記》《亂世佳人》《愛倫·坡短篇小說集》《海明威短篇小說全集（上冊）》《尤金·奧尼爾的劇本：一種新的評價》等等。上海，2017

張芝，拍攝時88歲。新中國第一代女性播音員，現在依然經常參加各種演出。上海，2017

伍麗天的繪畫，上海2012

知足

費老和徐老夫婦倆都曾飽受動蕩時代的磨難，但費老卻反復叮囑我們：“過去的事情別再拿出去說了”。盡管從夫婦倆的生活里已經看不到過去的痕跡，這種謹言慎行的態度，興許也是歲月留給他們的難以抹去的印跡吧？當夫婦倆陶醉于iPad里播放的老歌《金發中的銀絲》（Silver Threads Among the Gold），不時哼上兩句時，那種對生活的知足常樂著實令人感動。正如費老所說，“只要記得今天是屬于我的，管他明天呢！”同樣的話，曾在小學任教的張宗德也說過。時代留給他的磨難讓他如今都不愿意再去看紀錄相關歷史的電視節目，“我現在感到很幸福，今天過好就是好，每一天都開開心心的，管它明天呢！”曾經翻譯過很多蒙田的作品的馬振聘老師則引用蒙田說過的話：身體上不痛不癢，思想上不思不想，便是最大的快樂。“世界上快樂的事情很多，倘若你想每一件都沾邊，那是不可能的。我主張讓快樂的事情找上你，而不是自己拼命去追求。”

“生命就像一條河，人不活到最后一天，是不知道自己將如何結束的。” 馬振聘老師這么來描述他對年齡的理解。一切沒到終點尚無法定論。這番篤定在很多次與老人的對話中都能感受得到。盡管老了，他們并不著急。“現在的年輕人，’能量’太大！”馬老戲稱。盡管“看不慣”，但馬老也能處之泰然。在他心底，他相信時間會把值得留下的事物留下，沖走那些雜質。一切只是時間問題。鄭時齡院士回憶自己年輕時，“機會少、誘惑也就少，而現在時代不同了”。可能正是因為他們過去選擇不多，他們如今反而更能淡然面對得失和生活的錯綜復雜。對待過去與現在，他們都持著一顆平常心，沒有誰真的覺得自己“了不起”，也沒有誰真的還在計

很赞哦!（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