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上海富朔行貿易有限公司(羅靜案“羅生門”：爆雷與涉嫌詐騙)

西票號的產生創造了條件。雍正時，我國北方已出現與商業發生借貸關系的金融組織，稱帳局，又稱帳莊。帳局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張家口、太原等商埠，經營者多為晉人。雍正時，中俄恰克圖貿易開始，乾隆時成為中俄“兩國通商的咽喉”，而內地商民到恰克圖貿易，強半皆山西人，由張家口販運這些綢緞布雜貨等，易換各色皮張、氈毛等物。長途販運，商品流轉周期長，每周轉一次，有時需一年，需社會信貸的融通與支持，以完成長途販運，故晉商最早設立帳局放太原、紛州、張家口、庫倫。乾隆元年（1736）張家口祥發永帳局，即汾陽商人王庭榮經營，資本四萬兩。（《山西票號史料》第10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乾隆六十年（1795），“汾、平兩郡，多以貿易為生，……富人攜資入都，開設帳局。”（李燧《晉游日記》）嘉慶（1796——1820）時，北京永泰公、亨記和大州玉分號帳局皆是晉商所設。由于貿易的擴大和交換的需要，乾隆時已出現經營兌換銀錢業的錢莊，如北京從康熙時（1662——1722）到道光十年（1803）前，先后開設錢鋪 389家。據《皇朝文獻通考》卷16（錢幣四》載：“京城……兌換之柄，操之于錢鋪之手，而官不司其事，故奸商得任意高昂，以圖厚利。”王安說：“今京師民間市易，自五百以下，皆用錢票。”（王鎏《錢幣芻言》）上海從乾隆五十一年（1786）到嘉慶二年（1797）前陸續設錢莊 124家，乾隆后錢莊業務發生變化，漸從銀錢兌換向信貸轉化。同時，由民間錢莊簽發的錢票，已在一些地區使用和流通。山西巡撫申啟賢說：“晉省行用錢票有憑帖、兌帖、上帖名目。憑帖系本鋪所出之票，兌帖系此鋪兌與彼鋪，上帖有當鋪上給錢鋪者。

此三項均系票到付錢，與現錢無異。”（清檔軍機處錄副，山西巡撫申啟賢復奏《錢票不能禁止及山西鈔票流通情況折》，道光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當時，錢票已在北方山西、直隸、陜西、山東等省流行，因“西北諸省陸路多而水路少，商民交易勢不能盡用銀兩，現錢至十千以上，即須馬馱車載，自不若錢票有取攜之便，無路遠之煩……甚便于民。”在東南沿海，也未因使用洋錢而排斥錢票流通，如上海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已成立錢業公所，其中資力雄厚錢莊大多與南北洋的船業發生資金關系。

典當業是起源很早的行業。清嘉道以來，由于部分商業資本轉化為高利貸資本，使高利貸資本異常活躍，其中最典型的是典當鋪。典當鋪又稱當鋪、質庫。康熙三年（1664）全國有當鋪二萬多家，其中山西商人開辦的就有4695家。（參閱孔經緯《中國資本主義史綱要》，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清人李浩說：“典當鋪江以南皆徽人開辦，江以北皆晉人開辦。”（李健《晉游日記》）印局，是一種高利貸形式。清人祁雋藻說：“竊聞城內外，現有殷實山西等省民人開設鋪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鋪以及軍民人等俱向其借用錢文，或計日，或計月清算。”（張正明、薛慧林《明清晉商資料選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張杰《津門雜記》稱：“印子錢者，晉人放債之名目也。每日登門索道，還訖蓋以印記，以是得名。是雖盤剝小民，然剜肉醫瘡，亦權濟目前之急。”由上可見，在票號產生前已經出現了因商品貨幣經濟發展而產生的各種類型金融機構，這就是說票號的產生是在上述貨幣經濟發展、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活躍，出現了一些金融機構的基礎上而產生的。

第四，鏢局運現已不能適應越來越擴大的貨幣交割需要。在商品交易過程中，由于商人異地采購業務的不斷擴大，現銀調動額數也越來越大，次數也越來越多，因此既安全又快速運現就成為一個突出問題。鏢局就是在這種狀況下應運而生的專門運現機構。所謂鏢局，以“雇傭武藝高超的人，名為鏢師傅，腰系鏢囊，內裝飛鏢，手持長槍（長矛），于車上或馱轎上插一小旗，旗上寫明師傅的姓，沿途強盜，看見標幟上的人，知為某人保鏢，某人武藝高強不敢侵犯。重在旗標，故名標局。”鏢局起運的騾馱子，人稱“標馱子”。每一馱可馱銀3000兩。山西祁縣是著名的戴氏心意拳發祥地，有武功之人不少，而山西商幫遍布全國各大商埠，商品交易中常需運現，放開設源局者山西人居多。衛聚賢《山西票號史》載：“考創設鏢局之鼻祖，仍系……山西人神拳張黑五者，請于達摩王，轉奏乾隆，領圣旨，開設興隆鏢局于北京順天府前門外大街。”（衛聚賢《山西票號史》）衛聚賢還進一步推論，鏢局是明末清初顧炎武、傅山、戴廷軾為反清復明，以保護商人運送現銀而設。鑲局不論何時開創，山西人業此行者不少。直至清末尚有不少山西人開辦的鏢局，如山西榆次人安晉元在張家口開辦有“三合鏢局”，王福元在蒙古三岔河開辦有“興元鏢局”。此外還有“志一堂”、“長勝”、“三義”、“無敵”等鏢局，太谷車老二，祁縣戴二閣等都是有名的鏢師傅。（孔祥毅《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業資本》，《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鏢局運現一般是按季起運，以歸化城鏢局來說，凡運往直隸的白銀，路線是經平型關、駱駝峪，達平山、唐縣；運往山西的白銀，由殺虎口，往雁門關，達祁縣、太谷。但是鏢局運現，隨著社會的動蕩，土匪四起，已不安全。

因此，山西商人隨著商業貿易的擴大，靠鏢局運現確已遠遠不能適應業務發展要求，更何況鏢局運現時間長、費用高，安全系數低。在這種情況下，以經營匯兌為主的票號自然就應運而生了。

票號由晉商首創，原因為：

其一，晉商資本積累比較雄厚。如前所述，早在乾隆時，山西商人資本“百十萬家資者，不一而足”。

其二，晉商經營活動的需要。山西商幫多數從事長途販運，商品流轉和資本周轉慢，墊支資本大，在資本不足的情況下，就需要向社會借貸。例如山西商人販運福建武夷茶，或安徽霍山茶，或湖廣茶，經水陸之途運銷至北京、歸化城、張家口、蒙古草原、烏里雅蘇臺、科布多、恰克圖和西北蘭州、新疆伊犁、塔爾巴哈臺等地，路程數千里，資本用量大，周轉慢，需要大量貨款，為了適應營銷活動需要，山西商幫首先創辦了賬局，經營存放款業務，后來，在賬局的基礎上而形成票號。

其三，晉商的商號之間資金調撥和結算的需要。晉商商號遍布全國各地，形成一定規模的商業網絡。而各地商號的盈利，均須解回山西總號，統一結賬分紅，同時總號與分號之間，也要發生資金調撥。過去對此均采用由鏢行保鏢運現銀形式。但是由于乾嘉以來社會極不安寧，保鏢運現極不安全。為了解決運現銀問題，于是以匯兌形式出現的山西票號就產生了。

羅靜案“羅生門”：爆雷與涉嫌詐騙

來源:上海證券報

羅靜被上海警方刑拘一事迅速發酵，爆雷、詐騙、偽造合同、事涉上市公司抑或打著上市公司幌子的關聯方，諸多匪夷所思的案情被陸續曝光，其引發之風波，已在資本市場、第三方理財圈、電商金融供應鏈等多個行業與領域產生強烈共振。

仍令外界疑惑的是，卷入該連環案件的各方，至今都極力撇清自己，不斷指摘他方。

7月9日，羅靜控制的承興國際控股，極力撇清其與京東有過合作。而諾亞財富此前提及，其向羅靜提供供應鏈融資34億元，標的是“承興國際控股關聯方”與北京京東世紀貿易有限公司（簡稱“京東貿易”）的應收賬款債權。

旋即京東又否定了諾亞財富的說法。7月9日晚間，京東回復上證報，“承興與京東未結賬款的確認函，經核實均為偽造。”

三方各執一詞，令一場資本“羅生門”大戲徐徐展開。各方的說法、公告的措辭、應對的手段，有怎樣微妙的區別？

雖然真相仍如迷霧，但一條環環相扣、或明或暗的灰暗利益鏈已漸次浮出水面。

爆雷與涉嫌詐騙

7月8日晚間，諾亞財富公告，公司旗下上海歌斐資產管理公司（簡稱“歌斐資產”）的信貸基金，為承興國際控股相關第三方公司提供了34億元的供應鏈融資，管理的基金名稱是“創世核心企業系列私募基金”。

承興國際控股，是羅靜在港股控制的上市公司。承興國際集團官網介紹，羅靜于1996年在香港創辦承興國際集團，涉足泛 娛樂 、智能硬件、大 健康 三個產業，目前控制的三家上市公司分別是：A股的博信股份、港股的承興國際控股，以及新加坡的Camsing Healthcare。

而在6月20日，羅靜在上海被當地公安機關刑事拘留。歌斐資產表示，已知的信息是，此案件系精心策劃、醞釀多年的詐騙案件。

歌斐資產預期，基于上述案件仍在偵查過程中，該基金的投資期在屆滿時，暫時無法進行分配。依據基金合同約定，公司延期該基金份額的投資期到期日。

以承興國際控股作為融資平臺，羅靜募集的34億元供應鏈融資去向何處，目前尚未可知。但是羅靜在獲得A股的博信股份控股權后，一直為其輸血。

7月8日晚間，博信股份公告，公司日常經營資金，來源于控股股東蘇州晟雋營銷管理有限公司（羅靜控制的公司）7億元額度內循環使用的借款，后續獲得該項資金支持尚存在不確定性。

諾亞與京東互撕

對于此次風險，歌斐資產的應對措施中，狀告京東顯得尤為矚目。

諾亞財富稱，“歌斐（資產）已經就這個供應鏈融資，對承興（國際控股）和京東提起司法訴訟。”

歌斐資產介紹，相關基金的投資標的，主要是向“承興國際控股關聯方”與京東貿易的應收賬款債權提供供應鏈融資。承興國際控股相關方為京東供應商，雙方存在大量長期交易。

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顯示，京東貿易成立于2007年4月20日，法定代表人、總經理、執行董事均為劉強東，京東香港國際有限公司是該公司的唯一股東。

對此，京東回復上證報，廣東承興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簡稱“廣東承興”）是京東的普通供應商，在京東有一定的業務。但是“在京東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廣東承興涉嫌偽造與京東等公司的合同進行詐騙”。

上證報查詢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動產融資統一登記公示系統發現，目前廣東承興共有73筆應收賬款質押和轉讓的登記記錄。其中，質權人為歌斐資產的共有58筆，并且多項登記記錄中明確提及京東貿易。在2017年10月24日登記，廣東承興將其持有對京東貿易的應收賬款約2.18億元，轉讓給了歌斐資產，登記到期日是2019年10月23日，并且可以看到京東貿易的應收賬款轉讓確認函回執。

但是廣東承興與承興國際控股并無股權交集，羅靜在廣東承興任職董事長。

而對于歌斐資產的起訴，京東正面回擊。京東稱，歌斐資產在被詐騙的過程中，一直未通過任何方式與京東進行過合同真實性的驗證，這暴露了其自身在合規和風管上存在重大缺陷。

誰在偽造合同？

在配角多次搶戲后，作為本次故事的主角的承興國際控股，公開表示“無辜”，極力撇清與京東的關系。這令案情原貌顯得更為撲朔迷離。

7月9日，承興國際控股公告，有媒體報道公司與京東訂立了偽造合同。對此，公司董事會澄清，“廣州承興并非公司成員，公司也未與京東訂立媒體報道提及的有關合同。”

處于此次輿論中心的確是廣東承興。承興國際控股2018年年報披露，公司架構圖中未見廣東承興。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顯示，廣東承興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注冊資本10億元，最大股東為羅偉，持股比例為97%，羅靜為公司董事長。該公司旗下有一家名為“廣州承興產業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資子公司。

但承興國際控股想撇清關系的是“廣東承興”還是“廣州承興”，目前尚不清楚。

耐人尋味的是，承興國際控股的命運，因為羅靜大比例質押其股份，導致其與廣東承興、諾亞財富捆綁。

港交所披露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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