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上海外灘的樓是誰建的(上海外灘的外國建筑都以前是干嘛用的，誰造的)

旗號不能飄揚，人們不易辨別。因此，徐家匯觀象臺根據船長和海員們的意見，對信號不斷作了改進。從1897年至1931年，較大的改進有6次。如為了使人們從各個不同方向看空中的信號投影都一致，采用圓形體做標記，有球體、圓柱體、尖端向上或向下的錐體、底部或尖端相連的錐體等，不同形狀組成的標記代表10位數碼。同時，將遠東海域分成若干大小不等的海區，規定用數碼表示臺風在某一海區的位置和移動路徑。臺風移動的方位采用海員熟悉的羅盤形式，以32個方位用數碼來表示。商船和船長和海軍的艦長只要看到信號，就可以作出判斷，并決定是否啟航和航行的路線。

外灘信號臺使用的電碼，曾由臺長勞積勛先后于1905年在因斯布魯克舉行的國際氣象局長會議和1930年4月在香港舉行的遠東氣象會議上分別作了介紹，獲得好評，認為“電碼之便捷，航用之簡便，有推于世界之可能”。中國海關早在1898年就決定，所屬各燈塔站統一使用外灘信號臺的信號電碼。從1931年3月1日起，東亞各國海關所屬港口（除朝鮮外）都使用上海外灘信號臺的電碼懸掛信號。

五、鳴炮示警

1915年7月27日至28日，強臺風襲擊上海，風速達43.9米／秒（12級）。雖然徐家匯觀象臺對這次臺風作了預報，信號臺發布了警報，但損失仍慘重。英、法租界行道樹被吹倒6000余棵，黃浦江浮尸200余具，沉船300余艘，損壞船只千余艘，徐家匯天主堂塔頂上的鐵十字架也被狂風吹彎，馬路積水盈尺，通訊一度中斷，工商業陷于停頓。這次臺風災害使社會各界引起極大震動。為了加強對臺風的報警和防范工作，上海海關于1916年8月3日發表通告，每當信號臺掛起黑球，臺風即將來臨時，“在陸家嘴樓房鳴炮一響示警”，后又規定在蘭路（今蘭州路）江海分關同時鳴炮，所有船只均需進港避風。1936年3月，海關又發布公告，將臺風警報鳴炮改為三響，與時間號炮有所區別。每當臺風即將來臨時，在狂風怒吼中，那深沉凄厲的炮聲震撼申城，提醒市民做好防臺工作，一切船只均不得出港，直到1940年7月27日才停止使用鳴炮示警。

六、“特殊服務”

外灘信號臺成立之時，正是中法戰爭爆發之際。法國來華郵船不得進入上海港，郵件只能卸在大戢山島燈塔站，再轉運上海海關，由外灘信號臺懸掛信號通告法國僑民領取，這是最早的“特殊服務”。

為西方各國海軍艦隊提供氣象“特殊服務”，是外灘信號臺的一項重要任務。據年報統計，僅1901年至1908年的八年中，這類“特殊服務”達1115次，平均每年139次。按國別區分，以1907年為例，法國47次、德國34次、意大利20次、英國15次、美國8次、奧地利5次、丹麥1次。應西方各國空軍和航空駕駛員的要求，自1920年3月1日起，外灘信號臺提供的徐家匯觀象臺氣象公報中，增加了三個高度的風向，在對云的觀測中推斷了云底高度。

外灘信號臺臺長龍相齊（Gherjzi）于1938年參觀了漢堡德國海洋氣象臺、倫敦英國空軍部、華盛頓美國氣象局、巴黎法國氣象局、意大利水道部、香港和馬尼拉氣象臺，回到上海后說：“與各國同類信號臺相比，上海外灘信號臺毫不遜色，甚至有些方面超過它們”。正由于此，外灘信號臺和徐家匯觀象臺受到西方各國的支持和稱贊。上海英租界工部局從1897年起承擔外灘信號臺經費開支的一半。日本明治天皇于1903年11月24日授于勞積勛臺長“瑞寶勛章”。法國海軍部于1919年10月提供一臺精密的天文鐘，以改善信號臺的授時服務。由法國海軍部長萊涅（Leygnes）提議，經法國議會表決通過，每年向徐家匯觀象臺提供補助金12000法朗，法國海軍上將吉萊（Gilley）率領的海軍參觀團于1923年到達上海，向外灘信號臺和徐家匯觀象臺的神父及員工表示了“感激之情”。

七、從“孤島”到黎明

抗日戰爭爆發后，上海于1937年11月12日淪陷，租界成為“孤島”。由于各地逃難的同胞以及世界各地的流亡者來到上海租界，資金和勞動力激增，經濟出現畸形的虛假繁榮。在此期間，中國內地的氣象站都已停止發報，但太平洋地區以及福州、汕頭等地氣象站仍繼續工作，徐家匯觀象臺仍能發布臺風和日常的氣象預報，外灘信號臺堅持進行氣象服務和信號報警。同時，由于設在巴黎的國際時間局的幫助，徐家匯觀象臺自1939年7月起，與世界各國20個觀象臺建立了確定標準時間的相互聯系和合作。因而，外灘信號臺的授時服務也有了改進。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占領租界，“孤島”局面結束。根據法國駐滬總領事館的指示，外灘信號臺的氣象和授時服務暫停。不久，徐家匯觀象臺提出了在日軍占領下恢復業務工作的方案，每天11時、16時兩次氣象要素觀測實況和天氣預報仍在外灘信號臺公布，但不發無線電廣播。

1943年7月30日和8月1日，法國維希政府和日本分別向汪偽國民政府“交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外灘信號臺由日偽上海特別市第八區公署接管。該區工務處副處長許貫三任臺長。原臺長卜爾克（M·Burgand）在報告中表示：“保證在上海市政府第八區管理之下，照常辦事于上海工商事業之中”，“與日本當局互相通氣，以冀事業日漸發展”。同年12月31日，日偽上海特別市第八區公署署長陳公博聘任卜爾克神父為外灘信號臺副臺長。

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中央氣象局會同上海市政府接收了外灘信號臺，改組成為上海氣象臺的一個組成部分，由鄭子政任臺長。1946年6月，上海氣象臺將國際間議定的氣象信號及地方風暴信號重新公布施行。黎明前的上海，通貨膨脹，百業蕭條，經濟崩潰，但外灘信號臺仍堅持開展氣象服務。

上海解放后，軍管會于1949年5月31日發布命令，派員接管了當時設在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的上海氣象臺，外灘信號臺同時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1950年6月，美國挑起了朝鮮戰爭。同年12月11日，軍管會命令接管了徐家匯觀象臺。隨著抗美援朝的勝利和國民經濟的恢復，為了保障海上和內河航運以及漁民的安全，于1952年成立外灘氣象站，自1953年1月1日起恢復氣象觀測和信號服務。根據上海中心氣象臺的通知，對外發布海洋氣象預報，遇有臺風或大風時，懸掛警報信號，并為航海部門提供氣象買粉絲服務。

1957年初，上海中心氣象臺成立了專門服務機構，與海運、航運、鐵路、機場、碼頭等交通運輸部門建立了電話服務網絡，海岸電臺加強了船舶氣象報告，人民廣播電臺不斷改進天氣預報的廣播。隨著通訊工具的逐步現代化，有線和無線通訊以及新聞媒介不斷提高氣象信息的傳播速度，適應了國民經濟各部門的需要。因此，上海中心氣象臺于1957年2月15日決定，外灘氣象站停止工作，風暴警報信號由港監部門負責懸掛。

如今，外灘信號臺早已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留下的這座古典式西洋建筑，是歷史的見證。據悉，它將開辟為外灘發展史料圖片展覽室，供游人觀瞻，成為外灘歷史風貌保護區的一組新的旅游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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