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上海第一人民醫院心外科第一把刀是誰(一個醫生的故事)

境，始終保持著強烈的求知熱情。在“文革”期間，他當廁所清潔工、被剝奪行醫權力，也未放棄對醫學基礎理論、英語知識、前沿課題的學習鉆研。走上領導崗位后，張新生更是如饑似渴博覽群書，每天晚上除了看新聞聯播外，把全部時間都用在了學習上。他的妻子王文霞說：“他這個人，一輩子唯一的愛好就是讀書學習，每天都11點以后睡覺。”結婚頭十幾年，他倆一直在單位食堂就餐，三個孩子都是剛滿月就送到上海岳母家寄養。家庭、病房、圖書室是他生活的全部。這些年，他翻譯的學術論文、文獻卡片、醫學繪圖加在一起足有上百萬字，對《克氏外科學》、《希氏內科學》和英文版《孔氏實用解剖學》他基本上都能背下來，對分子生物學、遺傳學、免疫學、亞細胞結構、醫學統計學等他能用通俗的語言講出來，被全院上下譽為“百科全書”。

追求卓越勇攀高峰。張新生對醫學事業的追求，堅持在實踐中探索起步，從看圖和動物實驗開始手術，一步一個腳印地摸索，一步一個支點地攀登，先后掌握了門體分流、胰十二指腸切除和肝葉切除等27項最新技術。在第321醫院工作那些年，在醫療條件非常艱苦、缺少設備和指導的情況下，他率先開展了鎖骨下靜脈穿刺、中肝葉切除術等技術，在國內首次采用一期心包切除術治療一組化膿性心包炎病人。著名肝膽外科專家吳孟超評價說：“在這樣的條件下，肝外科工作開展得這么好，真是不簡單！”進入省城醫院后，他更加珍惜先進的醫療條件和優越的醫療環境，更加主動地投身于醫療技術的創新中，先后開展新技術新業務70余項，在核心期刊發表學術論文160余篇，獲國家和軍隊獎項10余項。憑著這種追求卓越、勇于超越的探索精神，張新生練就了一身絕技。患者稱他是“神醫”，說沒有他治不了的病；同行稱他是“主心骨”，不管哪個科遇到多難治的病，只要他到場大家就感到有底兒；作為軍區醫學專家組組長，關鍵時刻他都親自出馬，深受軍區醫學界同仁的景仰。

科學嚴謹高度負責。張新生始終堅持用科學的態度、嚴謹的作風、負責的精神對待工作。對待患者他嚴謹認真，每個患者入院，都認真診察，慎重做出診斷；每次做完手術，都對患者進行回訪，了解恢復情況；每次查房，都仔細閱讀病歷，防止出現任何紕漏和失誤。問題面前他敢于較真，堅決不允許醫生在病情診治、病歷填寫上出現模棱兩可的情況。有一次，他發現一個醫生在病歷上只寫著“心肺未見異常”，當場就作了嚴厲批評。這對很多醫生來說是很平常的事，但在他看來，這是對工作不認真、對病人不負責。風險面前他敢于擔當，一次醫院收治了一個患心臟二尖瓣狹窄的病人，手術后突然發生心室纖顫，生命垂危。他決定采用高能量直流電擊心臟除顫來搶救病人。但連續電擊四次室顫仍未消除。不救，病人馬上就會死亡；救，還有生還希望，但電擊超過四次，一旦發生意外，就要承擔責任。為搶救生命，他果斷決定繼續電擊，終于使病人脫離了生命危險。和他共事20多年的老專家汪曾煒說：“他是一個為了患者生命而敢于擔當的人”。

三、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他始終把忠于使命、奉獻病人作為人格堅守

從計劃經濟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到改革開放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論社會環境如何變化，價值取向如何多元，他都始終保持革命軍人、共產黨員的政治本色，恪守職業道德，用實際行動詮釋了“忠誠于黨、熱愛人民、報效國家、獻身使命、崇尚榮譽”的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鑄就了以人為本的大愛醫魂，彰顯了踐行崇高、追求高尚的人生境界。

始終視患者如親人。在張新生眼里，患者只有病情輕重之分，沒有親疏遠近、貧富貴賤之別。無論是什么身份，從事什么職業，他都一樣平等真誠對待，一樣傾注滿腔熱情。在下鄉勞動和牧區巡診期間，他經常用自己的錢給生活困難的鄉親抓藥，利用一切業余時間給老鄉看病，想盡一切辦法解除群眾的病痛。為了搶救一個患急性肺炎的牧民嬰兒，他只身趕了六十多里山路，在牧民小土坑上治療護理了五天五夜，終于把孩子從死神手里奪了回來。在給一位老人治病過程中，患者突然喉頭發生痙攣，嘴里吐出惡臭黏稠的穢物，引起窒息，他毫不猶豫地口對口進行人工呼吸，保證了手術順利進行，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容。從解放戰場下來的張興旺，20年前被查出肺癌晚期，許多專家都說他沒救了。但張新生認為，只要患者有一線希望，作為醫生就不能放棄。他先后兩次親自主刀，切除張興旺的肝臟、腎臟等8組器官和結構，讓他奇跡般健康地活到現在。得救的張興旺把手術這一天定為他的第二個生日，以此紀念張新生救命的大恩大德。

始終視醫德如生命。張新生經常講，醫德是涉及人生命的道德，醫生的價值就是全心全意為病人服務、一切為病人著想。這些年，他做的每一例手術，都千方百計地為患者省錢，從來不開“大處方”。他把當前醫療行業存在的紅包、提成、回扣稱為“三害”，說：“三害不除，院無寧日，醫無寧日。”行醫幾十年，他治病救人無數，但從未收過患者一分錢。張新生走到哪身上都透著一股正氣。

四、從醫學院助教到軍區醫學專家組長，他始終把培育人才、提攜后來人作為使命責任

張新生懷有強烈的愛才意識，始終把培養人才、扶植人才視為己任，作為推動軍區醫療衛生事業和單位建設持續發展的基礎工程緊抓不放。他雖然沒有博士碩士的頭銜，卻是眾多博士碩士的老師；沒有頂端的獎項，卻培養出頂尖的學科帶頭人；沒有出國留學的經歷，卻帶出一批出國歸國的優秀人才。

堅持以博愛的胸襟帶人。張新生學識淵博、醫術精深，幫帶身邊人從來都是大公無私，毫無保留。為幫助青年醫生提高醫療救治水平，他甘當“拐棍”和“墊腳石”。哪有需要，他隨請隨到；誰有困難，他主動幫忙，經常把典型病例資料送給年輕的主任、醫生作參考，為年輕的醫生、護士修改論文，翻譯學術文章。利用查房、疑難病例會診討論等時機，進行臨床教學、答疑解難。每搞成一項手術新技術，他都馬上教給別人，讓出主刀，自己先當第一助手，再做第二助手，最后做臺下指導。1994年，第205醫院收治了一名胸部巨大肉瘤患者，邀請他去做手術，他堅持讓本院的科主任主刀，在12個小時的手術時間里，他始終站在一旁“保駕”。僅去年一年，由他作助手讓別人上一線主刀的復雜危重手術就有10多例。經他親手幫帶的醫生都深有同感地說，和張院長做手術，既長見識，更長本事。

堅持以前瞻的思維選人。張新生是“千里馬”，更是善于發現“千里馬”的伯樂。作為黨的十六大代表、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亞太地區和國內著名的心血管病專家，現任軍區總醫院副院長韓雅玲，提起張新生，一臉仰慕之情。1992年，張新生帶專家組對正在第二軍醫大學攻讀博士的韓雅玲，進行晉職考核，發現她基礎理論掌握特別扎實、對前沿學科了解非常精深、對外文資料翻譯十分流暢。他興奮不已，向院黨委建議，這樣的好苗子必須破格使用、委以重任。那一年，韓雅玲不僅提前晉升為副高，在博士還沒畢業的情況下，成為全軍各大軍區總醫院最年輕的心血管內科主任。任專家組長以來，他始終以求賢若渴的精神積極發現人才、舉薦人才，摸索出既考慮全面又兼顧特點的衡量標準和科學的考核辦法，幾乎走遍了戰區所有醫院，考核干部近千人，為戰區醫學人才成長做出了突出貢獻。一旦發現有發展潛力的，他都備案在冊，跟蹤培養，定期詢問，經常幫帶。這些年，經他考核推薦的中青年優秀人才有60多個，現大多都已走上科室主任的崗位，其中有19人成為軍區專業委員會負責人。

堅持以寬廣的思路育人。任專家組組長以來，他始終注重醫院和臨床醫學建設的整體性，倡導加強人才梯隊建設和臨床綜合素質提高，確保醫院和學科建設可持續發展。根據醫學人才隊伍成長規律，研究探索出“二年輪轉打基礎、三年專科定向培訓、一年總住院醫師全面鍛煉”的“二三一”培養模式。針對部分醫務人員對基礎理論不夠重視、英文水平不高的問題，他建議有關部門對高學歷人才考核考察時，加大對基礎理論和實際能力的考核，并親自組織臨床病理討論會、基礎醫學知識競賽、醫學英語競賽、外語晚會等活動，為臨床實踐打下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他充分借鑒同類醫院的成功經驗，積極倡導推行《科主任任期目標責任制》，帶領專家組成員科學論證、跟蹤指導，切實發揮專家組在任期目標評審中的職能作用，提高了醫院學科總體建設水平。他還通過深入調研，向軍區黨委寫出醫療科技人才隊伍建設專題報告，提出在人才培養上重點抓好醫院領導干部、學科帶頭人、中青年科技骨干三個層次的人才培養構想。1996年他榮獲軍區科技人才培養專家一等獎，1998年被總部聘為全軍醫學繼續教育委員會成員。

劉伯承是誰

劉伯承（1892~1986），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始人和領導人，現代軍事家。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入學生軍，參加了護國、護法戰爭。加入中國共產黨后，組織過滬順起義、南昌起義，先后任過中央紅軍總參謀長、八路軍一二九師師長、第二野戰軍司令員、軍事學院院長、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職。他對中國革命軍隊的建立和壯大，對革命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成立，對我軍向正規化現代化的邁進都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1． 坎坷一生元帥路

劉伯承，原名明昭，出身于四川開縣張家壩一戶貧苦農民家庭。上過私塾，讀過高小，后考入官立中學。辛亥革命爆發時，劉伯承已經十九歲，他立即加入到推翻封建統治的斗爭中，參加了學生軍，次年入重慶陸軍將校學堂速成班，畢業之后被分到蜀軍第五師任司務長。護國戰爭爆發后，他又改任排長，由于作戰勇敢，他被火線提升為連長，可是蜀軍很快被袁世凱的軍隊打敗了，就連指揮討袁的蜀軍總司令熊克武也被打跑了。部隊失散，劉伯承回家暫避，不久，救國心切的劉伯承再次出來投身到革命斗爭之中。

1916年，在討袁護國斗爭中，劉伯承組織起四川護國軍第四支隊，很快這支隊伍發展到兩千余人。他率軍攻下豐都，在反動軍隊的反撲他負重傷失去了右眼。然而，由于他指揮有方，作戰勇敢，年僅二十四歲的劉伯承落下了川軍名將的美稱。

劉伯承在川軍中戰斗了十年，參加了護國、護法戰爭，也參加了軍閥之間的戰爭。他看到戰爭給老百姓帶來的是痛苦和災難深感不安。1926年，劉伯承在吳玉章等人的引導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受黨的委托，為配合北伐戰爭，他與楊闡公一起組織了滬州、順義起義。蔣介石叛變革命，國共合作破裂之后，劉伯承從四川東下，奉黨的指示，到南昌與朱德等將一起組織了南昌起義。起義失敗之后，劉伯承等人潛往香港，1927年冬轉到上海。在上海躲避期間，正遭通緝的劉伯承被染上惡習的兒子告發，幾遭逮捕。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劉伯承到蘇聯學習，躲過了反動派的追捕。

從蘇聯回國后，劉伯承任中央軍委總參謀長，協助周恩來、朱德指揮了第四次反“圍剿”并取得了戰爭的勝利。面對“左”傾路線和李德的瞎指揮，劉伯承敢于站出來進行斗爭，他告誡李德：“如果我們不停止這種拼消耗的戰術，采取機動靈活的方針，根據地將會喪失，紅軍將會拼光，我們將變成千古罪人。”他的正確意見不僅未受到重視，還被免了總參謀長的職務。

紅軍在慘痛的失敗中開始總結教訓，1935年1月，紅軍打下遵義之后召開中央緊急會議，劉伯承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毛澤東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之后，劉伯承的軍事道路漸入順境，在長征途中，每遇關鍵時刻，他總是親臨前線指揮。在后有數十萬追兵，前有金沙江天險的情況下，許多人怕部隊過不了江，毛澤東卻風趣地說：“朱德同志說，四川稱劉伯承是一條龍下凡，江水怎么會擋得住龍呢？他會把我們帶過去的！”劉伯承果然不負眾望，使大軍安然渡江。他還組織了智取遵義、強渡大渡河、巧過少數民族區域等重大軍事行動，為紅軍的長征立下了不朽的功績。

抗日戰爭中，劉伯承任一二九師師長，與政委鄧小平率部深入敵后，在太行山建立了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組織指揮了奇襲陽明堡、伏擊神頭嶺、巧勝七亙村等戰斗，粉碎了日軍的九路圍攻，打破了敵人的十三路“圍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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