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上海煦海進出口貿易有限公司(2011年上海市應屆畢業生首場招聘會，就是1月8日的招聘會，在婁山關路88號，有沒有參展單位的名單O(∩_∩)O)

京五里店中糧公司下屬北京分公司的一個烤鴨廠里。廠房只有一間，是烤鴨廠騰出來。1981年4月正式投產。

雙方當時的合作方式是：可口可樂贈送一條瓶裝線，每分鐘裝300瓶，中方每年花30萬美元購買可口可樂的濃縮汁。可口可樂方面起初預計投資60萬美元，最后建廠花了將近100萬美元。

工廠建成之后，又有了不同意見。一位老同志先發話了：“中國的汽水就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嗎？不能滿足外國人的需要嗎？非要喝可口可樂？簡直是賣國主義。”要求中糧對此作出解釋。

中糧公司專門寫了報告，闡述5點理由：

一、可口可樂是飲料，有名氣是因為銷售成功。美國人到世界各地都喝這種東西，改革開放之后，外國人來得多了，成為一種必備飲料，我們應該滿足這種需要。

二、可口可樂配方用了中國的桂油，有中國的成分在里面。

三、我們尚未掌握飲料罐裝瓶裝技術，引進這套設施，有助于技術進步。

四、我們每年花30萬美元買濃縮汁，但是我們的利潤要比30萬美元多出2到3倍。

五、我們僅限在北京設廠，不在其他地方設廠。北京設廠也是有控制的，國家在政策上規定，可口可樂生產量不超過我國飲料總產量的5%，建廠前辦理審批手續等。

提起可口可樂配方添加了中國的桂油，孫紹金對我說，“豈止桂油，里面還有甘草、桂皮等很多中藥成分。上世紀末，可口可樂公司每年從中國土畜產總公司進口的中藥就達3.5到4億元人民幣。”

1982年初，可口可樂副總裁、國際部總裁哈利去廣州簽署有關協議，不料廣州也出現了“反可口可樂潮”。此時正值***期間，廣東省領導都在北京開會，他們要求“慎重”并且推遲簽字。但哈利及其專機已經獲準在北京入境，馬上要轉赴廣州。怎么辦呢？時任外經貿部部長代表王品清請示國務院領導，國務院副總理谷牧指示“按原計劃進行”。王品清親自去機場迎接了哈利及其代表團。1983年，廣州廠投產。

“現在可口可樂在中國已經擁有了30家裝瓶公司和36家廠房，可在80年代，每建一個廠都要經過層層審批，磨很長時間，十分辛苦。”當時在可口可樂公司負責中國公關業務，后來升任公司副總裁的盧炳松說。

1986年，可口可樂想在上海建設濃縮汁廠。由于配方保密，美方要求這個廠由可口可樂獨資。但在當時，中國尚不允許外資獨資。后來，中方代表提了一個方案：先由可口可樂建兩個廠——一個濃縮汁廠，一個汽水廠，再由美方把汽水廠白送給中方。然后，這兩個廠組成一個聯合董事會，中美各控股50%，組成一個合作企業，這就是第一個中美合作企業。

通過這樣一道道復雜的手續，濃縮汁可以在中國本地生產了。盧炳松現在也搞不明白，為什么上海生產的濃縮汁要算進口。“我們把濃縮汁從濃縮汁廠運到隔壁的汽水廠，要提前半年申請配額，蓋48個圖章。”盧炳松說，后來隨著大陸開放程度越來越大，需要蓋的章不斷減少，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就不需要蓋章了。

話說回來，北京的工廠于1981年4月投產后，產品供應飯店，收取外匯。1982年初，征得外經貿部同意，將供應飯店之后剩余部分由北京糖業煙酒公司在投放市場內銷。

最初，可口可樂賣到4元一瓶，大飯店里要20元一瓶，貴了點。為了盡快打開市場，可口可樂總公司決定搞促銷。有人提醒說，中國還不適應促銷這一套，但自信的美國人沒聽進去。

1982年冬天的一個周末，可口可樂公司在北京各大商場推銷可口可樂，買一瓶可樂，送一個氣球或一雙帶包裝的筷子。當時國人對這種有點咳嗽糖漿味的汽水還不習慣，但在那個物資緊缺的時代，購物贈物吸引了不少人，這是中國當代市場上第一次賣場促銷活動。

北京各大報做出激烈反彈。《北京日報》的“內參”以“可口未必可樂”為題發表文章，認為國家缺少外匯，引進可口可樂浪費國家大量外匯資源。政治局常委陳云在這份內參上批示：只準賣給外國人，不準賣給中國人一瓶。其他中央領導也都圈閱了。外經貿部根據批示，只好通知北京停止內銷。一夜之間，所有可口可樂都從商店的柜臺里撤下來了。

美國人不理解，為什么一次簡單的促銷活動，竟引起軒然大波。盧炳松回憶說：“我去總部匯報，美國人嚇一跳：‘怎么賣個汽水也要到政治局？’”那時，汽水從豐臺五里店的生產廠往城里運，運輸車上貼著可口可樂的廣告，被警察攔下，不讓進城。

1983年又發生一件事，使十分嚴峻的形勢進一步惡化。

有一個地方的衛生部門提出，“可口可樂含有咖啡因，不符合衛生要求。”他們的根據是，東北一個研究所給白鼠喂了可口可樂之后，白鼠十分興奮。

盧炳松說，當時可口可樂就是他其在華外企的晴雨表。“中國一有什么風吹草動，我的電話就響個不停。其他企業都向可口可樂打探消息，比如你們是不是又挨批了？什么時候搞定通知我們。我們有個什么東西，不知道要不要往上送云云。”

對此，可口可樂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奇偉也深有體會。他說，在經濟上仍然限制重重的80年代，只要“掛”上了可口可樂的牌子，一舉一動都必然會牽涉很多政治的因素。當時中美關系一緊張，我們開展新項目就可能面臨阻礙。

盧炳松說，當時可口可樂公司內部分為兩派：鷹派主張打官司，到國際法庭去仲裁，這一派在公司內部一度占上風。***主張用軟辦法，因為即便贏了官司，以后也很難在中國市場上立足。當時，美國的很多高官都是可口可樂的顧問。董事局最后決定，還是用軟辦法，勸說中國領導人給可口可樂放行。

可口可樂公司從全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收集了含咖啡因的資料，拿著這些資料去說服中國政府：茶所含咖啡因是同等濃度可樂的6倍，中國為什么不禁止喝茶，卻不讓喝可樂呢？此外，可口可樂還邀請中國官員到各國訪問，并和當地官員座談。這個過程對于可口可樂來說相當漫長，工廠閑置，公司一籌莫展。

無奈之下，可口可樂公司只好找合作者中糧公司，請中糧幫忙，而這也符合中糧利益。

中糧直接負責協調此事的是糖酒雜品處。先是雜品處處長陳光給《新觀察》寫文章反駁，但雜志拒絕發表。他又寫報告到部里，部里表示愛莫能助。一位副處長劉昌璽提議，以“人民來信”的形式直接向中央領導反映。他把想法告訴中糧主管雜品處的副總經理朱晉昌，朱說：“你敢寫我就敢簽名。”信寫好，兩人共同簽名。

信中說，北京生產的可口可樂有96%是國產原材料，可口可樂公司供應的濃縮液只占成本的4%。北京內銷的可口可樂不僅沒有花國家一分外匯，通過旅游飯店，還為國家賺回大量外匯。將剩余部分投放市場，一方面豐富市場供應，同時工廠可獲得可觀利潤。

劉昌璽說，當時外經貿部部長陳慕華的女兒恰好是雜品處的員工，于是他就托陳的女兒把信轉交給陳慕華。

陳慕華收到信之后，利用在機場送總理趙 紫陽出訪的機會，口頭向萬里副總理匯報了北京可口可樂生產銷售情況，希望中央批準內銷，萬里當即同意。陳慕華將萬里的意見批在劉昌璽的信上退回中糧。

可是，當中糧把萬里的意見告訴外經貿部時，部里表示，停止內銷是根據中央領導文字批示，要恢復內銷，最好也有中央領導批示的正式文件。部領導責成中糧糖酒雜品處代部擬稿向國務院請示。劉昌璽現在還清楚地記得，***在報告上批了兩個字：同意。姚依林、谷牧、李先念、陳云等中央領導都在報告上圈閱。這以后，可口可樂恢復了內銷。

盧炳松是可口可樂公司做公關的第一個華裔，雖然生長在香港，但對大陸頗為熟悉。他透露了一些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

1986年，搖滾歌手崔健在法國巴黎舉辦的一個由可口可樂贊助的世界搖滾樂比賽上，得了一等獎，回京后開個人音樂會，要找贊助商，找到可口可樂公司。起初，可口可樂非常高興，欣然應允，但被盧炳松緊急攔下，“搖滾樂在當時很新潮，而且崔健的歌有爭議，贊助崔健的搖滾樂，不是要把可口可樂引向歧途嗎？” 從此，可口可樂“學乖了”，只是暗暗地賣，不敢再做宣傳了。

真正打破不敢聲張的局面，也是在1986年。這年10月，英國女王首次訪華。英國廣播公司BBC為此拍了一部紀錄片，中央電視臺要買片子播放，找到可口可樂，希望贊助20萬美元，條件是在片子播放前后放可口可樂廣告。

可口可樂抓住了這個機會。“20萬美元在當時是個天價，可口可樂公司一年在中國賣汽水也賺不到20萬美元。”盧炳松說，但美國人很清楚，可樂的廣告一旦在中央電視臺上播出，就意味著可口可樂公司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中國做生意了。

經過一次又一次艱辛努力，可口可樂終于逐漸融入中國人的生活

很赞哦!（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