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東亞朝貢貿易體系中心(怎么分中亞，東亞，西歐，中歐等等？)

賈繁昌，是自古兵家必爭之地，控制這幾個戰略要點不僅能夠在這些富庶區域開辟市場以獲取顯著的經濟收益，而且占據了能夠發揮自身強大的海軍優勢、從海洋進攻大陸腹地的軍事跳板；更深層次的影響還在于，這些口岸素有開放貿易的傳統，民眾也被認為更易“歸化”，在中西文化交匯中更易接受西方“自由貿易”等代表資本利益的價值觀念，更易將西方的市場交換規則移植至東方農本經濟的體系中，進而傳播并敦促東亞國家效仿“日不落帝國”樣板的輝煌與發展道路。有學者指出，國家層面的領導權，是一個支配國引領多個國家組成的體系向預期的共同利益方向發展，這導致支配國領導權和財富分配權的膨脹，從而大大降低了軍事征服成本。

英國在條約通商體制下獲得了驚人的利益，但這一利益主要通過鴉片貿易而取得。《南京條約》生效后，英國商品蜂擁至中國，對華出口總量和貨值陡然增長。1842年為96.9萬英鎊，此后連續增長至1845年的239.5萬英鎊[5]721-722。英國商人無視中國市場的實際需求而傾銷各種商品，甚至包括鋼琴和吃西餐用的刀叉，最終導致英國商品在華滯銷嚴重，對華出口從1846年起呈現連年下降的趨勢，同時由于江南大部分富庶地區尤其是長江下游的河運網為太平軍攻占，各口岸無法開展正常的國際貿易，1854年曾跌到100萬英鎊。而《南京條約》第4款規定“以洋銀六百萬圓償補”鴉片販子，相當于變相糾正禁煙銷煙的“過錯”，承認鴉片貿易的合法地位；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條約》明確規定了鴉片進口稅率及交易范圍，意味著鴉片貿易為合法貿易。資料顯示，英國對華鴉片貿易數量連年攀升，1842年為33508箱，1845年為39010箱，1849年為43075箱，1852年為48600箱，1853年為54574箱，1854年為61523箱，1855年為65354箱[25]626。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之后4年，英國出口中國的商品占中國進口商品的7/8。但從商品結構來看，1870-1890年間，中國每年進口的鴉片價值約800～1200萬英鎊，是最大的單項進口貨物[14]252、249，“英國政府在印度的財政，實際上不僅要依靠對中國的鴉片貿易，而且還要依靠這種貿易的不合法性。

客觀上分析，條約通商體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以口岸為中心的近代區域市場的發展和近代市場關系的形成。盡管各口岸均是傳統的地區商業中心，但這些地區的商業繁榮是建立在封建農本經濟的小生產基礎上的，而一口通商與公行制度更是束縛了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條約通商體制的形成，確實在國人的觀念和傳統貿易體系中出現了基于市場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關系和工商經濟，在行會組織的基礎上產生了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市場秩序與貿易規則，進而為近代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和近代產業工人的儲備創造了條件。

條約通商體制對近代中國的深遠影響，不僅在于對制定該條約主導權的控制體現了崛起的英國霸權的利益和意志，成為其攫取和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認為，一國在獲得霸權地位后，即開始奉行自由貿易政策，這是因為霸權國占有最領先的技術，最具比較利益的優勢，是最具成本效益的生產國，因而也就成為國際經濟體制中自由貿易的最大受惠國；而且在于該條約標志著經濟意義上的朝貢貿易體系解體的契機已經來臨，盡管該條約及1844年的《中法黃埔條約》屬于雙邊條約，但經過以后的《中日馬關條約》等擴展，條約通商的關系具有了多邊的性質，并且亞洲國家間也開始簽訂一些通商及友好條約，從根本上改變了朝貢貿易體系的制度框架，開始演變為條約通商體制；更重要的是，作為近代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該條約深刻地動搖了清王朝在東亞體系或東亞國際秩序中的主導地位，開始越來越多地受到來自體系內外的挑戰，長期以來維持東亞體系的國家之間的等級秩序走向瓦解，國內傳統的經濟秩序與原有的社會生活遭到重大挑戰和破壞，包括“中國在戰爭失敗以后被迫付給英國的賠款、大量的非生產性的鴉片消費、鴉片貿易所引發的金銀外流、外國競爭對本國工業的破壞性影響、國家行政機關的腐化”等，迫使封建權貴資本集團的部分先進分子開始思索探求社會變革之路。恰如歷史學家柯文（Paul A. Cohen）所言，19世紀的中國“是一個長期以來自身經歷著重要變化的中國，一個充滿最基本的矛盾與沖突的中國。

四、結論與啟示

“近代化的核心是資本主義化”，條約通商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機器大工業的要求，反映了一些以市場交換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的普遍規則，對近代中國的市場發育、近代民族工業的誕生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然而，西方霸權國家通過主導和控制市場規則的制定權，動輒使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脅，迫使落后國家接受和遵從其設定的“游戲規則”，無視落后國家關于變革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合理要求，“合法”地控制和把持著世界財富分配權，從來就沒有改變過。

怎么分中亞，東亞，西歐，中歐等等？

①“中亞”一詞所指的范圍，學者們歷來都有不同的看法。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最初的規定，中亞的范圍西起里海，東到大興安嶺；北自阿爾泰山、薩彥嶺，南至喜馬拉雅山。全部或部分屬于中亞地區的國家有7個，即：阿富汗（北部）、中國（新疆、西藏、青海、甘肅河西走廊、寧夏、內蒙古）、印度（西北部）、伊朗（北部）、蒙古國、巴基斯坦（北部）和原蘇聯（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塔吉克斯坦）。

蘇聯解體后，關于“中亞”所指的范圍仍引起廣泛爭論。一些學者提出將中亞地區分為廣義的中亞和狹義的中亞。

廣義的中亞是“東到蒙古國東境和內蒙古東部；南始伊朗和阿富汗的北部，印度、巴基斯坦西北，包括新疆、甘肅河西走廊等中國西北地區；西起里海，包括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國；北達西伯利亞南部米努辛斯克、克拉斯諾亞爾斯克一帶。”

狹義的中亞以阿姆河和錫爾河西河流域為中心，蘇聯解體后，這一區域的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國政權已形成一個比較共同的政治文化區域，因而，狹義中亞一般來說是指中亞五國。

②東亞 包括中南半島和馬來群島.聯系兩大洲、溝通兩大洋的“十字路口”,位于南緯10°至北緯25°之間,也是有狹義和廣義的分法.狹義的東亞指中國、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等地;廣義的東亞除上述地區外還指東南亞、馬來群島諸國以及新加坡等受漢字文化影響的國家與地區。從歷史上看,所謂“東亞”是指以中華帝國為中心的華夏文明所覆蓋的中心地帶以及這一文明所能夠輻射到的周邊地帶。它是由以儒學價值觀為核心的文化結構、以朝貢貿易為特征的經濟結構、以冊封體制為前提的政治結構所構成的一個統一的東亞世界體系,這個體系在2000余年的時間里,決定了東亞國際關系的主要格局(唐朝與明朝是這一體系的鼎盛時期)。

③在自然地理概念上包括英國、愛爾蘭、荷蘭、法國、摩納哥。二戰后,在國際政治概念上,指除蘇聯和東歐國家之外的24個歐洲資本主義國家。

狹義的西歐指歐洲西部瀕臨大西洋的地區和附近島嶼，包括英國、愛爾蘭、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和摩納哥。面積93萬平方千米。是近代科學技術發展最早的地區，也是世界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有發達的工業、農業和對外貿易。

廣義的西歐指歐洲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位于歐洲西部、中部和北部。面積約500萬平方千米.

④中歐指波羅的海以南、阿爾卑斯山脈以北的歐洲中部地區。包括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德國、奧地利、瑞士、列支敦士登。

濱下武志的學術成就

濱下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社會經濟史、東亞經濟史、東南亞華僑華人史等。他著述宏富，獨立著作有：《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清末海關財政與通商口岸市場圈》（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89年）；《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東京大學出版會，1990年）；《香港：亞洲的網絡城市》（筑摩書房，1996年）；《朝貢體系與近代亞洲》（巖波書店，1997年）；《香港大視野：亞洲的網絡中心》（香港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文版）；《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中文版）；《沖繩入門》（筑摩書房，2000年）。此外還有合著和主編的專著6種、資料集3種，獨著日、英、中文論文60余篇。具體如下： Major Publications

Books

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 500, 150 and 50 Year Perspectives, edited by Giovanni Arrighi, Takeshi Hamashita, and Mark Selde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3

East Asian Geo-Culture under Globalization: From Modern Nation-state to East Asian Regional-world (in Japanese). China: Society and Culture 17, 2002

Okinawa Nyumon: Ajia o Tsunagu Kaiiki Koso (Introction of Okinawa: A Conception of Maritime Network of Asia). Chikuma Shobo, 2000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Study of Modern History: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Society. Acta Asiatica (Toho Gakkai) 62, 1992

“Crossing of Indian Network and Overseas Chinese Network: Comparative Study on Overseas Remittance System”, in Modern South Asia 6,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2003

China, East Asia and the Global E買粉絲nomy: Region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Routledge, 2008

Book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中國、東亞與全球經濟》, 王玉茹、趙勁松、張瑋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9

《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清末海關財政與通商口岸市場圈》，高淑娟、孫彬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東亞的復興：以500年、150年和50年為視角》，馬援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亞洲價值、秩序與中國的未來：後國家時代之亞洲研究》，臺北 : 中央研究院東北亞區域研究, 2000, 2001重印)

《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朱蔭貴、歐陽菲、虞和平譯，北京 :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9

《香港大視野: 亞洲網路中心》，馬宋芝譯，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公司，1997 “Sino-Japanese War and East Asia”, (in Japanese ). In Empire State in Asia, ed. by Hidemasa Kokaze. Yoshikawa Kobunkan, 2004

“Tribut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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