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東亞朝貢貿易體系解體的原因(大多數國家把中英鴉片戰爭也叫做通商戰爭嗎？)

9年《義律致巴麥尊的機密件》：‘中國政府對陛下官員與臣民已經犯下了突然而殘酷的戰爭罪行，用最近這樣的方式強迫繳出英國人的財產（筆者注：此處義律同樣玩弄用抽象的中性詞語“財產”代替毒品“鴉片”的丑惡伎倆。）就是一種侵略，這在原則上是如此的危險，在實行上又如此的不能容忍，所以，為每一件損失要求完全的賠償，已成為文明的高尚義務了。’在這里，英國首任駐華商務監督義律竟然將林則徐禁煙的正義之舉，污蔑為‘犯下了突然而殘酷的戰爭罪行’，是‘一種侵略’；竟鼓動英國政府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而把這種侵略戰爭說成是‘文明的高尚義務’。這不是顛倒黑白的彌天大謊嗎？”

韓國近代以來的悲情民族主義形成，經歷了怎樣的歷史進程？

韓國的歷史悲情主義來自韓國與中國的特殊的歷史關系、地緣政治上的夾心地位以及近代被日本殖民的歷史。在現代轉型時期，歷史悲情就有可能以非理性的面目展現出它的力量，尤其在身份認同上體現出非理性的特征，其政治層面的體現是激烈的民族主義情結。

弱化與中國歷史的聯系

一個民族形成國家的過程，首先面臨的問題，是挖掘獨立于其他民族的個性特征，以此辨明身份，加強民族心理認同。而民族心理認同是本民族形成的情感基石，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其來源問題。神話通常構成民族心理的源頭。民族心理的內核一經形成，就自然地支配了本民族的情感和認知。

在當今公眾外交（Public Diplomacy）時代，包括韓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顯然認識到民族心理作為一種內在的精神力量對國際關系有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和作用。

由于大多數人（無論中國人或韓國人）對“檀君”朝鮮、萁子朝鮮、衛滿朝鮮、三韓、高句麗、新羅、百濟、高麗和李氏朝鮮之間的關系不清楚，由此導致韓國官方和學者在敘述歷史上具有很大的選擇性和導向性。

韓國官方和學者普遍采信關于“檀君”的神話傳說，作為自己民族的來源。這和中國有歷史明確記載的“箕子朝鮮”的故事不符。韓國的這種選擇性敘述，旨在剔除其民族國家形成上的他國因素，凸顯本民族的主體性。

關于民族形成的神話可以通過拉大和臨近民族的心理距離而加強本民族的獨立性，增強民族內部的認同。“一個民族的共同心理,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可以有深淺強弱的不同。為了要加強團結,一個民族總是要設法鞏固其共同心理??總是要強調一些有別于其他民族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上的特點，賦予強烈的感情，把它升華為代表這民族的標志。還常常把長期共同生活中創造出來的喜聞樂見的風格，加以渲染宣揚，提高成民族形式，并且進行藝術加工，使人一望而知這是某某民族的東西，也就是所謂的民族風格。”

關于“檀君”的傳說，韓國駐華大使館的官方網站，直接將其定位韓國民族的來源。其中說道：“韓國歷史可追溯到公元前2333年。據說，韓國歷史上的傳奇人物檀君，是天神之子與一位以熊為圖騰的部落的女子所生。檀君建立了韓國歷史上第一個王國。歷史學家將韓國的這段早期歷史階段稱為‘古朝鮮’時代”。

2007年2月23日，韓國教育人力資源部宣布，從當年新學期開始將采用新編初中、高中歷史教科書。原教科書的敘述說“《三國遺事》和《東國通鑒》中記載，據稱是檀君王儉建立了古朝鮮(公元前2333年)”，如今將“據稱”二字去掉，成為“檀君王儉建立了古朝鮮”，從而將以神話形式記錄的古朝鮮建國變成了正式的歷史。

最早記述檀君神話的是高麗時代學者李承休(1224?1330年)和僧人一然的《三國遺事》。但用古漢語撰寫的有關朝鮮半島的記載傳聞稗說著作并無史料依據。而比《三國遺事》成書早150年的官修正史《三國史記》并沒有記述檀君。

尊檀君是出于彰顯民族精神以團結整合民族的需要。1910年至1945朝鮮反日獨立運動期間開始尊檀君，并以“檀紀某年”紀年。此間，朝鮮民族還把檀君建立國家的10月3日定為開天節，舉行盛大活動祭祀檀君。1961年樸正熙發動政變上臺后，檀君紀年自1962年1月1日起被廢除。1990年以前，朝鮮一直主張“檀君神話說”。

但七十年代以后韓國經濟騰飛，滋長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導致韓國史學界爆發了空前規模的“國史論爭”。新興民族主義者主張檀君為史實，應寫入正史和教科書，如韓國1990年編寫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國史》，其中就有“檀君和古朝鮮”一節，明確斷定“古朝鮮為檀君王儉建立”。

直至21世紀初，檀君逐漸被直接以韓民族的創始人的身份被寫進教科書。此段歷史說明，韓國塑造民族身份的過程是伴隨著國家獨立、經濟騰飛和歷史的重新書寫的。此間，必然淡化他國影響，以加強民族源頭上的純凈性和獨立性。

而真正的有記載的歷史則是來自“箕子朝鮮”。韓國學者雖然承認中國歷史上存在過箕子，但對于是否存在箕子朝鮮，是存疑的。在2001年10月復旦大學召開的“第四屆韓國傳統文化國際學術會議”上，韓國西江大學校史學部教授金翰奎先生，發表論文題目為“箕子與韓國”，提出，“在傳統時代韓國的歷史敘述中，無論何時箕子朝鮮都被置于重要的地位”

但是，由于“史料的零碎性和不確定性”，“箕子朝鮮的存在可以有多種多樣的解釋”；韓國“對箕子的尊重是在韓中間政治文化關系達到高潮的情況下展開的”，他本人并不認為箕子朝鮮具有可信的歷史根據。

箕子其人，自先秦至漢代的儒家經典中有廣泛記載，是孔子所稱的“殷末三仁”之一。箕子名胥余(約公元前1173——公元前1080年)，因封國于箕（今山西太谷縣東北），爵為子，故稱箕子。武王滅商建周后，命召公釋放箕子，向箕子詢治國之道，箕子不愿作周的順民，帶領遺老故舊一大批人從今膠州灣東渡到朝鮮，創立了箕子王朝。同去的有殷商貴族景如松、琴應、南宮修、康侯、魯啟等。

關于箕子的中文記載包括《十三經》中的《尚書》《周易》《論語》《孟子》《左傳》，以及《十三經》以外的《逸周書》《荀子》《尚書大傳》《大戴禮記》《韓詩外傳》和《孔子家語》等。在其他一些典籍中，如《墨子》《尸子》《莊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賈誼《新語》、劉向《新序》、王充《論衡》、桓譚《新論》、揚雄《法言》，也有記載。以后歷朝史書均有記載。其中，“箕子封朝鮮”的記載，始于《逸周書》。同時，在韓國最古的史書《三國史記》以及其后的《三國遺事》《帝王韻記》《朝鮮史略》《海東繹史》中，都有“箕子朝鮮”的記載。

《劍橋中國秦漢史》采信了箕子朝鮮的說法。“中國人和朝鮮半島民族的接觸，按傳統說法開始于周王國建立時（傳統說法為公元前1122年）。那時商王室的一個逃亡的成員名叫箕子，他逃到朝鮮，并將若干中國生活方式的特征帶到那里。”

整個朝鮮李朝時代，朝鮮尊箕子，并以此自豪。朝鮮世宗大王十年（大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世宗尊其父太宗之命重修箕子廟完成，李朝文臣卞季良奉命撰《箕子廟碑》，記載說：宣德三年歲在戊申夏四月甲子，國王殿下傳旨若曰：“昔周武王克殷，封殷太師于我邦，遂其不臣之志也。吾東方文物禮樂，侔擬中華，迨今二千余祀。惟箕子之教是賴。顧其祀宇隘陋，不稱瞻式。我父王嘗命重營。予承厥志而督之。今告成矣。宜刻諸石，以示永久。史臣其文也。”

混淆“高句麗”和“高麗”

除了在韓國民族形成源頭的選擇性敘述外，韓國在朝鮮歷史演進過程中高句麗歷史的歸屬問題上也凸顯其強烈的主觀選擇性。

跨越漢朝到唐朝歷史的“高句麗”，發源于中國漢朝治下的東北地區。公元前194年，燕人衛滿占王都王險城（今朝鮮平壤）自立為王，國號仍稱朝鮮，歷史上稱其為“衛氏朝鮮”。公元前108年被漢武帝所滅。漢朝在衛氏朝鮮舊地置樂浪、臨屯、玄菟和真番四郡，歷史上稱其為“漢四郡”。四郡之下設有很多縣，郡縣長官由漢朝中央派遣漢人擔任。

漢武帝破衛氏朝鮮后，以高句麗為縣，隸屬于玄菟郡。高句麗作為國號，則為公元前37年朱蒙建國開始有的。始分布于今遼寧省新賓滿族自治縣至吉林省集安市一帶，后統治地擴展至朝鮮半島北部。此國歷史為中國學者認為是中國史之組成部分，為當代韓國學者不認同。

高句麗形成后不久，朝鮮半島南部地區開始由馬韓、辰韓和弁韓之“三韓”部落集團，逐漸形成了百濟、新羅兩個奴隸制國家，它們與北部的高句麗王國并立。由于日本覬覦朝鮮半島，導致公元663年中日歷史上第一次戰爭——白江口（今錦江口）海戰的爆發。中國支持新羅，日本支持百濟和高句麗。唐軍焚日軍戰船400余艘，百濟滅亡。日本此后900年余不敢再覬覦朝鮮半島，反而進入與中國最友好的時期。

公元668年薛仁貴等滅高句麗唐朝于高句麗境分置9個都督府42州100縣，總隸于安東都護府，以薛仁貴為安東都護，統兵2萬，駐屯平壤。其后，由于高句麗遺民常發生叛亂，唐朝將高句麗數10萬戶內遷到江淮以南及河南、隴右諸州的空曠之地，余下的小部分高句麗族眾或奔突厥和渤海國，或向南奔新羅。高句麗人作為一個民族也與其他民族融合，從此在史書上銷聲匿跡。

以上為高句麗的簡要歷史。作為全面振興中國東北戰略的一部分，2002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東北三省聯合主辦了一項為期5年的“東北邊疆歷史與現狀系列研究工程”，簡稱“東北工程”。由于高句麗存在的700年歷史中，至少在公元427年遷都平壤之前，一直是中國古代邊疆的一個少數民族政權，高句麗的發源地是在中國吉林集安市，主要歷史也在中國境內，集安高句麗王城、王陵和貴族墓葬遺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已于2004年獲得了第28屆世界遺產大會的批準，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所以，中國進行的研究無可厚非。

但是，由于歷史上，中國至少在《明史》以前把高句麗和高句麗滅亡250年后朝鮮半島的“高麗”王國混同，導致韓國的部分學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證明高麗是高句麗的繼承。但是，無論是從語言還是從政權建立、擴張的歷史記載和現代考古結論而言，都已經證明二者并非繼承關系，即高句麗不是韓國歷史的一部分。盡管如此，2003年12月9日，韓國古代史學會、韓國考古學會、韓國近現代史學會第17個學會在漢城歷史博物館還發表聯合聲明要求中國應立即停止把高句麗史編入中國歷史的行為。

由于冷戰時期特殊的政治因素，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朝兩國在中國東北舉行了兩次聯合考古，所有發掘的高句麗文物全都送給了朝鮮。這使得中國在舉證方面存在一定的被動。但是，如果韓國把這一歷史-考古的學術性問題引導到民族認同和邊界問題上去的話，則會為雙邊關系帶來惡果。

對中國古代少數民族邊疆政權高句麗的歷史歸屬問題，韓國方面一直窮追猛打，不放棄稱高句麗是韓國歷史的說法，從2003年一直延續到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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