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東亞朝貢貿易體系是什么(朝貢體系的特點是什么？)

利益與安全，協調彼此關系而建立的各種規則和制度，而條約作為正式的國際協議對國家行為具有重要的制約作用，在安全、經濟和環境領域，條約成為廣泛的國際規制中的一個核心結構性元素。英國為避免因“軍事費用過大”，“帝國戰線太長”，“直到最后被完全拖垮”的窘境，通過國際條約來維持既有的國際秩序是重要的選擇。因此，鴉片戰爭期間，英國接受清政府的和談要求是體面的做法。

根據《中英南京條約》及隨后于1843年簽訂的細則性附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條約》，中國被迫開放貿易并按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原則建立通商口岸和租界，即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五個口岸開放通商。后為國內風起云涌的農民起義所迫，清政府面對英國、法國、美國領事聯合在各自租界征收關稅的事實，設立了海關總稅務司，并在各口岸的海關設立一個外國稅務司。這一海關體系的建立，為條約通商貿易體制提供了一種制度化的保證。

盡管條約是主權國家平等協商、相互妥協的產物，但仍然掩飾不了強勢國家的意志與利益，因為國家的實力（尤其是工業和軍事實力）是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實力弱的一方必然在國際上受制于強國。條約通商貿易體制的確立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國喪失了主權獨立，使中國的商品市場被納入由英國構建的西方世界經濟體系：在各口岸設立的外國稅務司，職位與中國的海關官員相同，但事實上掌握著更大的權力；原先的公行制度廢除后，各口岸一時洋行甚眾，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占據統治地位，它們通過支配和控制買辦階層來開展在華進出口貿易；在關稅征繳方面，英國進出口貨物應繳納的稅率須由雙方議定，即協定關稅。英國對華輸出商品的稅率，總體上“值百抽五”，其中棉花、棉紗、頭等和二等白洋布、本色洋布、斜紋布等平均稅分別定為5.56％、5.56％、6.95％、5.56％、5.56％、6.01％，只相當于鴉片戰爭前的中國自定稅率的1/4，這對于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的中國損害極大。由于英方不同意，清政府始終未能自主調整自己的海關稅率。更為嚴重的是，英國等列強還享受較大的治外法權，各通商口岸皆準許英國派軍艦一艘駐守，保護英商對華貿易，此后更發展為在許多中國口岸設立租界。五個口岸城市均地處東南沿海，為清朝內外交通的要道，且多為歷史文化名城，商賈繁昌，是自古兵家必爭之地，控制這幾個戰略要點不僅能夠在這些富庶區域開辟市場以獲取顯著的經濟收益，而且占據了能夠發揮自身強大的海軍優勢、從海洋進攻大陸腹地的軍事跳板；更深層次的影響還在于，這些口岸素有開放貿易的傳統，民眾也被認為更易“歸化”，在中西文化交匯中更易接受西方“自由貿易”等代表資本利益的價值觀念，更易將西方的市場交換規則移植至東方農本經濟的體系中，進而傳播并敦促東亞國家效仿“日不落帝國”樣板的輝煌與發展道路。有學者指出，國家層面的領導權，是一個支配國引領多個國家組成的體系向預期的共同利益方向發展，這導致支配國領導權和財富分配權的膨脹，從而大大降低了軍事征服成本。

英國在條約通商體制下獲得了驚人的利益，但這一利益主要通過鴉片貿易而取得。《南京條約》生效后，英國商品蜂擁至中國，對華出口總量和貨值陡然增長。1842年為96.9萬英鎊，此后連續增長至1845年的239.5萬英鎊[5]721-722。英國商人無視中國市場的實際需求而傾銷各種商品，甚至包括鋼琴和吃西餐用的刀叉，最終導致英國商品在華滯銷嚴重，對華出口從1846年起呈現連年下降的趨勢，同時由于江南大部分富庶地區尤其是長江下游的河運網為太平軍攻占，各口岸無法開展正常的國際貿易，1854年曾跌到100萬英鎊。而《南京條約》第4款規定“以洋銀六百萬圓償補”鴉片販子，相當于變相糾正禁煙銷煙的“過錯”，承認鴉片貿易的合法地位；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條約》明確規定了鴉片進口稅率及交易范圍，意味著鴉片貿易為合法貿易。資料顯示，英國對華鴉片貿易數量連年攀升，1842年為33508箱，1845年為39010箱，1849年為43075箱，1852年為48600箱，1853年為54574箱，1854年為61523箱，1855年為65354箱[25]626。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之后4年，英國出口中國的商品占中國進口商品的7/8。但從商品結構來看，1870-1890年間，中國每年進口的鴉片價值約800～1200萬英鎊，是最大的單項進口貨物[14]252、249，“英國政府在印度的財政，實際上不僅要依靠對中國的鴉片貿易，而且還要依靠這種貿易的不合法性。

客觀上分析，條約通商體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以口岸為中心的近代區域市場的發展和近代市場關系的形成。盡管各口岸均是傳統的地區商業中心，但這些地區的商業繁榮是建立在封建農本經濟的小生產基礎上的，而一口通商與公行制度更是束縛了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條約通商體制的形成，確實在國人的觀念和傳統貿易體系中出現了基于市場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關系和工商經濟，在行會組織的基礎上產生了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市場秩序與貿易規則，進而為近代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和近代產業工人的儲備創造了條件。

條約通商體制對近代中國的深遠影響，不僅在于對制定該條約主導權的控制體現了崛起的英國霸權的利益和意志，成為其攫取和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認為，一國在獲得霸權地位后，即開始奉行自由貿易政策，這是因為霸權國占有最領先的技術，最具比較利益的優勢，是最具成本效益的生產國，因而也就成為國際經濟體制中自由貿易的最大受惠國；而且在于該條約標志著經濟意義上的朝貢貿易體系解體的契機已經來臨，盡管該條約及1844年的《中法黃埔條約》屬于雙邊條約，但經過以后的《中日馬關條約》等擴展，條約通商的關系具有了多邊的性質，并且亞洲國家間也開始簽訂一些通商及友好條約，從根本上改變了朝貢貿易體系的制度框架，開始演變為條約通商體制；更重要的是，作為近代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該條約深刻地動搖了清王朝在東亞體系或東亞國際秩序中的主導地位，開始越來越多地受到來自體系內外的挑戰，長期以來維持東亞體系的國家之間的等級秩序走向瓦解，國內傳統的經濟秩序與原有的社會生活遭到重大挑戰和破壞，包括“中國在戰爭失敗以后被迫付給英國的賠款、大量的非生產性的鴉片消費、鴉片貿易所引發的金銀外流、外國競爭對本國工業的破壞性影響、國家行政機關的腐化”等，迫使封建權貴資本集團的部分先進分子開始思索探求社會變革之路。恰如歷史學家柯文（Paul A. Cohen）所言，19世紀的中國“是一個長期以來自身經歷著重要變化的中國，一個充滿最基本的矛盾與沖突的中國。

四、結論與啟示

“近代化的核心是資本主義化”，條約通商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機器大工業的要求，反映了一些以市場交換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的普遍規則，對近代中國的市場發育、近代民族工業的誕生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然而，西方霸權國家通過主導和控制市場規則的制定權，動輒使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脅，迫使落后國家接受和遵從其設定的“游戲規則”，無視落后國家關于變革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合理要求，“合法”地控制和把持著世界財富分配權，從來就沒有改變過。

中國古代的“朝貢制度”是什么一回事？

朝貢制度是明朝西藏各地僧俗首領向中央王朝納貢制度。

朝貢制度簡介：

明朝推行行都武衛的設置和各政教勢力多封眾建相結合的行政管理體制，把整個西藏納入中央王朝統轄之下。為進一步強調分封所包含的政治隸屬關系，明朝統治者在分封的同時，建立了與之配套的嚴格的朝貢制度。朝貢成為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政治聯系的特定形式。西藏地方向明朝中央朝貢始于洪武五年（1372）攝帝師喃加巴藏卜遣使入貢，終于崇禎三年（1630）烏思藏僧人三旦多只等朝貢，歷時200余年，具有類型多樣、次數頻繁、規模龐大等特點。

朝貢類別：

1.例貢

明朝，西藏地方的朝貢制度主要針對受封者制定，大體可分為三大類：①例貢。即西藏地方各行都武衛官員、地方政教首領以及其他僧俗勢力按照明朝規定，定期向朝廷進貢方物，以效職方之貢。這種朝貢實際上是西藏地方對中央政府承擔的一種必須履行的政治義務，表明其政治上對明朝的隸屬關系。例貢通常三年一次，但在永樂和宣德年間，也出現了一年一貢或二年一貢，甚至一年兩貢的情況，因此又稱歲貢。

2.請職朝貢

明朝中央管理西藏地方僧俗官員任職、承襲、替代的一種手段和方式，洪武、永樂年間最為常見。分為請封、請襲和請替三種。明廷對故元舊官請求新朝授職以及新興的地方僧俗勢力通過朝貢方式以求封授，皆授職名。明朝在西藏地方廣授官職，并允其世襲傳承，但承襲必須通過朝廷的審查和認可。故每到承襲，即由襲職者自己或遣人向朝廷入貢，辦理有關手續。對諸王等重要人物的承襲，朝廷還要派遣專使往封，但請替朝貢并不多見。明朝規定，除三大法王的名號可由師徒或轉世者繼承，不必聽候中央詔命外，其余五大教王和灌頂國師等，其職號的承襲、替代都必須由承襲者遣使或親自入朝申請承襲，上繳原頒印信、誥敕，旨準后方頒賜新的印信、誥敕，完成襲職手續。這種請職朝貢，成為明朝制約和管理西藏各僧俗首領的重要手段。

3.謝恩、慶賀朝貢

受封者在得到朝廷特殊恩惠后，如賞賜隆厚、準予襲職等，入朝進貢以示感謝。如弘治八年（1495），大乘法王陸竹堅參巴藏卜、灌頂國師藏卜領占各遣人朝貢，“謝恩襲職”。此外，遇有朝廷慶賀大典，如皇帝萬壽圣節、皇太子千秋節等，西藏各受封首領也前往朝貢，表示慶賀。如宣德元年（1426），大乘法王昆澤思巴遣國師班丹扎思巴、凈覺慈濟大國師班丹扎失“貢馬及方物，賀萬壽圣節”。謝恩、慶賀朝貢具有明顯的體現臣屬關系的禮儀性質，朝貢的憑證為朝廷頒賜的印信、誥敕等。西藏諸王遣使入貢，均以貢使所持具諸王印信的藏文文書為憑，經核驗方能成行。成化時期，為防止偽冒諸王入貢，又頒給諸王勘合。而其他國師、禪師、喇嘛等俱以朝廷所賜敕諭為憑入貢。

古越南給中國的貢品中的代身金人究竟是什么東西？

古典時期的東亞的政治體系可以簡單概括為“宗藩體系”，由于中原王朝往往有著壓倒性的政治、經濟、文化實力，故周邊一些小國便會奉中華為上邦，自身作為藩屬，名義上向中國稱臣。在交往貿易之中，有一種特殊的形式就是“朝貢貿易”：中原給周邊小國的物品名義為“賞賜”；而周邊小國也會進獻禮物給宗主國，名義為“上貢”。

那這些禮物都是什么呢？通常都是一些特產或是方物。但在歷史上，越南的貢品中，有一種很特殊，這就是“代身金人”。

“代身金人”是什么？就是用金鑄造的人形模型，聽起來還真是很貴重的東西，越南為什么要進貢這種東西給中國呢？這很特殊了，進貢這種東西，并不是越南主動的，而是中國要求的——我就要這個！

那問題就變了：中國干嘛要越南的“代身金人”？

越南人現在一般有這么一種解釋：是代償中國將軍的性命。

因為越南古代和中原王朝交戰不斷，由于越南地處偏遠，氣候燥熱，加之民風彪悍，古代中原王朝和越南交戰之時多有損失，比如在藍山起義之時，明朝在支棱之役中有柳升與梁銘兩位大將身死。

當然，越南給的金人應該是比這奧斯卡金人要大得多

而后來明朝撤離越南，承認越南獨立，越南向明朝稱臣納貢的時候，規定黎利每隔三年向明朝貢一次，而且這還有一道特殊規定：每次朝貢必鑄金人兩尊，稱之為“代身金人”！

明朝僅對于越南進貢有這種要

很赞哦!（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