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東亞朝貢貿易體系解體時間(韓國近代以來的悲情民族主義形成，經歷了怎樣的歷史進程？)

應請求派遣大軍救援，朝鮮將領李舜臣和中國將領鄧子龍互相支援，最后都壯烈犧牲。但是最后中朝盟軍最終獲勝，朝鮮轉危為安；日軍主力被迫撤退，日本企圖侵占朝鮮并以之為跳板進攻中國的企圖破滅，豐臣秀吉也在希望破滅后不久死去。他死后不久，日本軍隊被迫全部從朝鮮撤退。

這是中國第二次保護朝鮮免受日本的侵占。李朝時期朝鮮對中國明朝的援助是一直講究情義、感激涕零的。在當代韓國的官方歷史敘述中，不提明朝援朝之事。當代韓國學者的論述，也是強化韓國歷史上的自救衛國的英雄，明朝的作用在其歷史書籍的表述中是弱化的甚至是混亂的。

而中國和朝鮮半島的關系數千年來即經常受到第三因素主要是日本的影響，無視這段歷史是不尊重事實的。

朝鮮從與明朝的和平交往中不僅得到了安全，還得到了儒家文化。朝鮮李氏王朝時期將中國的朱子哲學思想定為國教，世宗大王在位期間實現了以禮樂治天下的“儒教”精神，達到了文化學術發展的鼎盛時期鞏固了韓民族精神的基礎，一直被后世視為學術與政治協調一致的模范而稱頌和效法。

李朝中葉后，誕生了韓國儒學雙璧退溪李??1501—1570）和栗谷李珥（1536—1584），李退溪號稱“韓國朱熹”。在這些人的推進下，李朝李學達到了全盛時期。韓國人對歷史上著名的儒者十分敬崇。在韓國還有許多企業支持或創辦各類以著名儒家命名的研究所，研究院等，其中著名的如：退溪學研究院，栗谷研究會等。這些研究院對于推進儒學研究，形成社會尊崇儒家文化的氛圍起了重要作用，說明傳統儒家思想在韓國經濟發展后的文化取向中，仍然居于一個極重要的地位。

韓國的傳媒也對積極宣傳儒學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從2000年10月份開始，韓國國家電視臺播放了長達100小時的《論語》講座。每周2小時，歷時約1年的時間。到處可見的宗族會，宗親會，把散居各地的族人們連接在一起，體現儒家注重血親血緣關系的倫理觀念；各種各樣的同窗會，同門會，是儒教不忘故舊觀念的具體體現。

此外，明初，明朝與朝鮮之間的貿易十分發達。除了邊境的互市之外，明朝通過饋贈的方式（朝貢貿易），向朝鮮輸出的物品主要是瓷器、絹帛，以及樂器、書籍和藥材。但朝貢貿易對于中國而言主要是政治行為而非經濟行為，所得文化反饋也少。當然，出于國防戰略需要，明朝也從朝鮮得到了戰馬。洪武年間（1368-1398），明朝總計向朝鮮購買馬30000余匹(按中國的記載為30443匹，按朝鮮的記載為34617匹)。

雖則李朝和中國在歷史上維持了和平友好往來的關系，但這種關系是存在于朝貢體制之中，李朝朝鮮即便有感激，也為當代韓國的歷史書寫者所不能接受，這便是悲情歷史觀的真實寫照。古代的中朝朝貢關系，不等同于近代西方列強與殖民地之關系。其根本區別在于中國不以滅其國家、占其領土、掠其資源為目的。這種本質區別被韓國方面刻意忽略。

被征討、占領和殖民的歷史記憶

晚清以來韓國遭受日本的侵略和屈辱，這些歷史加強了韓國民族心理的受害者情結。近代的屈辱歷史成為中國和朝鮮民族的共有的記憶。

1876年，日逼迫朝鮮簽訂《江華島條約》日本取得在朝鮮的特權。甲午戰爭中，清朝為履行保護屬國的義務而于侵略朝鮮的日本作戰失敗，并導致日本侵略中國本土。根據1895年的《馬關條約》，第一款明確規定：清朝放棄對朝鮮的宗主權：“中國認明朝鮮國確為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國，故凡有虧損其獨立自主體制，即如該國向中國所修貢獻典禮等，嗣后全行廢決”。中國與朝鮮的傳統關系結束。

此后，日本占據朝鮮，朝鮮走上了殖民化之路。此為其最屈辱之歷史階段。韓國史學家說：“由于門戶開放，在韓半島地區被拖入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過程中，因為未能自覺建立起國民國家，想資本主義經濟體制過渡的主題轉變也遭到了失敗，可以說淪為殖民地是無法避免的。”“韓半島是大陸勢力和海洋勢力角逐的地方，無論在經濟上，還是軍事上，與周邊任何國家相比，都不占優勢的條件下，雖然為了根據有關國家之間的國際協定，使該地區永久中立化，從而維護主權，避免國際爭端進行過活動，但韓半島大部分政治勢力，都分別屬于親清派、親俄派、親日派和親美派，他們企圖以強國為靠山，維持政權，結果終于走上殖民化的道路”。

1904年，日俄戰爭俄國戰敗，日本得控制朝鮮。1905年，日本逼迫朝鮮簽訂《乙巳保護條約》，朝鮮成為日本的“保護國”。日本在朝鮮設立日本派出的“統監”政權。高宗被迫退位由皇太子繼位。1910年8月《日韓合并條約》正式吞并朝鮮半島，設立朝鮮總督府，進行殖民統治。至此，李氏王朝正式終結。自1919年三一運動至1945年日本戰敗，朝鮮民族進行了艱苦卓絕的獨立運動。其間，中國給予朝鮮獨立運動以極大的支持。在中國的支持下，朝鮮共產黨人金日成領導的游擊隊在中國東北開展抗日游擊活動。而成立于上海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先是得到中華民國孫中山領導的護法政府的支持，后又在中華民國政府的支持下幾次遷移，最終遷至中國的戰時陪都重慶。同時，在中國政府幫助下，朝鮮復國運動人士在中國成立“韓國光復軍”和“朝鮮義勇隊”。1942年中國軍事委員會決定將兩支武裝合并為韓國光復軍，交由臨時政府直接統轄。

晚清和近代以來的韓國歷史和中國的關系頗多曲折。總的來說是一個脫離傳統歷史、走向獨立自主的過程。其中，日本侵略后又實行暴力殖民的因素則對韓國現代民族心理的形成產生了屈辱感的影響。此外，朝鮮半島分裂的狀態也是加深并不斷提醒韓國民族心理中危機和屈辱感等狀態的現實因素。

如果一個歷史事件沒發生,世界將會有怎樣的變化論文

世界歷史中的近代社會形態變化研討范文

關于近代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主要原因，學術界長期存在著“內因說”和“外因說”兩種不同觀點的爭論。世界歷史的視野，是研究近代中國社會形態變化需要遵循的根本方法。

近代西方的重大變化是了解近代中國重大變化的重要的外部條件。這是因為，在這一時期，歷史開始成為世界歷史，西方資本展開了向全球擴張的歷史進程，地處遠東的中國成為西方資本青睞的重點對象。正是從這一意義上，可以說“東方是由西方‘發現’并帶入歷史的”［1］（P79）。與此同時，近代中國是在西方槍炮的脅逼下“被全球化”的。基于世界歷史的視野，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是影響近代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主要原因。

一、鴉片戰爭前的西方

眾所周知，中國曾是一個在人類歷史上長時期領跑的國家，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為人類文明作出過巨大的貢獻。15世紀以前，中國商品生產的發展程度遠高于西歐，即使到了19世紀初，商品生產和流通仍然生氣勃勃，非西方所能逾越。費正清是這樣描述的，1800年的中國，龐大的中國航運船隊來往于長江及其支流，而千百條大小船只航行于中國沿海，把南方的水果、糖和手工藝品運到滿州，而將那里的大豆和毛皮運到南方。

早年一位英國觀察家曾經計算過，19世紀40年代長江口上海港的貨物噸數超過倫敦港，而當時倫敦已是西方貿易的中心。［2］（P59）根據麥迪森的考證，1700年到1820年，中國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經濟構成的比例也從22．3％上升到32．9％。與此同時，中國的人口總量從占世界總量的22．9％上升到36．6％。［3］可以說，直至19世紀初，中國仍然是世界上綜合國力最強大的國家，但這一切，畢竟只是最后的輝煌罷了。而此時的英國正在冉冉升起。在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變的過程中，英國不僅迅速超過了遠東的中國，也超過了歐洲大陸諸國，率先取得了實質性的突破和進展。雖然直到16－17世紀，英國還是一個封建農業國，但18世紀下半葉，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工業革命在這個國家首先發生。

工業革命始于毛紡織業，進而擴及絲紡織業和棉紡織業，然后又迅速擴及交通、采礦、冶金、制造等各個工業部門，工業迅速超越了農業的經濟地位，英國由此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化國家。有資料表明：到1860年，英國的人口雖然僅占世界人口的2％，但英國鋼鐵產量占全球產量的53％，煤產量占全球產量的50％，棉產量占全球產量的近一半，貿易量占全球貿易量的20％，擁有全球1／3的船舶和40－45％的工業能力，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4］（P164）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生活的時代親眼目睹了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生產力的巨大進步和跨越式的發展。在《共產黨宣言》中，他們發出了這樣的感慨：“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采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使，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里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5］（P277）從社會形態的視角看，與工業化相伴相隨的是資本主義對封建社會的全面替代。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考西方資本主義的起源問題時，深入分析了西歐封建社會內部存在的一種相當特殊的歷史現象。這個特殊的歷史現象是，西歐城市及其商業始終游離于封建體制之外，與封建體制相分離。具體表現為：在經濟上，城市及其商業在很大程度上沒有納入封建莊園的經濟體系之中，同時，城市自身還具有征稅以及獨立于封建領地之外的財政管理系統；在政治上，城市是一種相對自治的單位，具有自己獨立的司法權和自己獨特的價值觀念，并不存在封主與封臣的關系。在馬克思看來，“城市和鄉村的分離還可以看作是資本和地產的分離，看作是資本不依賴于地產而存在和發展的開始，也就是僅僅以勞動和交換為基礎的所有制的開始。”［5］（P105）城市之間彼此建立了聯系，新的勞動工具從一個城市運往另一個城市，生產和交往間的分工隨即引起了各城市間在生產上的新的分工，最初的地域局限性開始逐漸消失。“不同城市之間的分工的直接結果就是工場手工業的產生，即超出行會制度范圍的生產部門的產生。”［5］（P108）馬克思還觀察到，在17世紀中葉至18世紀末，“商業和工場手工業不可阻擋地集中于一個國家———英國。

這種集中逐漸地給這個國家創造了相對的世界市場，因而也造成了對這個國家的工場手工業產品的需求，這種需求是舊的工業生產力所不能滿足的。這種超過了生產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紀以來私有制發展的第三個時期的動力，它產生了大工業———把自然力用于工業目的，采用機器生產以及實行最廣泛的分工。”［5］（P112）正如有學者所揭示的，對于資本主義在封建社會內部發展來說，正是與封建采邑的自給自足體系并存的城市自治體系及其發展，成為最具有決定意義的方面，成為孕育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母胎”。［6］（P310）

在生產關系的革命和工業革命的關系上，是生產關系的革命推動了工業革命的產生和發展而不是相反。恰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誕生，構成工業革命發生的關鍵因素。換言之，沒有生產關系領域這一重大變化，工業革命就是一種侈談。馬克思深入考察了人類社會由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向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轉變過程的具體機制，他指出：“僅僅有了貨幣財富，甚至它取得某種統治地位，還不足以使它轉化為資本。否則，古代羅馬，拜占庭等就會以自由勞動和資本來結束自己的歷史了……

在那里，舊的所有制關系的解體，也是與貨幣財富———商業———等的發展相聯系的。但是，這種解體事實上不是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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