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東亞朝貢貿易體系解體勞動方式變革(大多數國家把中英鴉片戰爭也叫做通商戰爭嗎？)

9年《義律致巴麥尊的機密件》：‘中國政府對陛下官員與臣民已經犯下了突然而殘酷的戰爭罪行，用最近這樣的方式強迫繳出英國人的財產（筆者注：此處義律同樣玩弄用抽象的中性詞語“財產”代替毒品“鴉片”的丑惡伎倆。）就是一種侵略，這在原則上是如此的危險，在實行上又如此的不能容忍，所以，為每一件損失要求完全的賠償，已成為文明的高尚義務了。’在這里，英國首任駐華商務監督義律竟然將林則徐禁煙的正義之舉，污蔑為‘犯下了突然而殘酷的戰爭罪行’，是‘一種侵略’；竟鼓動英國政府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而把這種侵略戰爭說成是‘文明的高尚義務’。這不是顛倒黑白的彌天大謊嗎？”

如果一個歷史事件沒發生,世界將會有怎樣的變化論文

世界歷史中的近代社會形態變化研討范文

關于近代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主要原因，學術界長期存在著“內因說”和“外因說”兩種不同觀點的爭論。世界歷史的視野，是研究近代中國社會形態變化需要遵循的根本方法。

近代西方的重大變化是了解近代中國重大變化的重要的外部條件。這是因為，在這一時期，歷史開始成為世界歷史，西方資本展開了向全球擴張的歷史進程，地處遠東的中國成為西方資本青睞的重點對象。正是從這一意義上，可以說“東方是由西方‘發現’并帶入歷史的”［1］（P79）。與此同時，近代中國是在西方槍炮的脅逼下“被全球化”的。基于世界歷史的視野，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是影響近代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主要原因。

一、鴉片戰爭前的西方

眾所周知，中國曾是一個在人類歷史上長時期領跑的國家，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為人類文明作出過巨大的貢獻。15世紀以前，中國商品生產的發展程度遠高于西歐，即使到了19世紀初，商品生產和流通仍然生氣勃勃，非西方所能逾越。費正清是這樣描述的，1800年的中國，龐大的中國航運船隊來往于長江及其支流，而千百條大小船只航行于中國沿海，把南方的水果、糖和手工藝品運到滿州，而將那里的大豆和毛皮運到南方。

早年一位英國觀察家曾經計算過，19世紀40年代長江口上海港的貨物噸數超過倫敦港，而當時倫敦已是西方貿易的中心。［2］（P59）根據麥迪森的考證，1700年到1820年，中國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經濟構成的比例也從22．3％上升到32．9％。與此同時，中國的人口總量從占世界總量的22．9％上升到36．6％。［3］可以說，直至19世紀初，中國仍然是世界上綜合國力最強大的國家，但這一切，畢竟只是最后的輝煌罷了。而此時的英國正在冉冉升起。在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變的過程中，英國不僅迅速超過了遠東的中國，也超過了歐洲大陸諸國，率先取得了實質性的突破和進展。雖然直到16－17世紀，英國還是一個封建農業國，但18世紀下半葉，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工業革命在這個國家首先發生。

工業革命始于毛紡織業，進而擴及絲紡織業和棉紡織業，然后又迅速擴及交通、采礦、冶金、制造等各個工業部門，工業迅速超越了農業的經濟地位，英國由此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化國家。有資料表明：到1860年，英國的人口雖然僅占世界人口的2％，但英國鋼鐵產量占全球產量的53％，煤產量占全球產量的50％，棉產量占全球產量的近一半，貿易量占全球貿易量的20％，擁有全球1／3的船舶和40－45％的工業能力，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4］（P164）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生活的時代親眼目睹了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生產力的巨大進步和跨越式的發展。在《共產黨宣言》中，他們發出了這樣的感慨：“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采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使，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里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5］（P277）從社會形態的視角看，與工業化相伴相隨的是資本主義對封建社會的全面替代。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考西方資本主義的起源問題時，深入分析了西歐封建社會內部存在的一種相當特殊的歷史現象。這個特殊的歷史現象是，西歐城市及其商業始終游離于封建體制之外，與封建體制相分離。具體表現為：在經濟上，城市及其商業在很大程度上沒有納入封建莊園的經濟體系之中，同時，城市自身還具有征稅以及獨立于封建領地之外的財政管理系統；在政治上，城市是一種相對自治的單位，具有自己獨立的司法權和自己獨特的價值觀念，并不存在封主與封臣的關系。在馬克思看來，“城市和鄉村的分離還可以看作是資本和地產的分離，看作是資本不依賴于地產而存在和發展的開始，也就是僅僅以勞動和交換為基礎的所有制的開始。”［5］（P105）城市之間彼此建立了聯系，新的勞動工具從一個城市運往另一個城市，生產和交往間的分工隨即引起了各城市間在生產上的新的分工，最初的地域局限性開始逐漸消失。“不同城市之間的分工的直接結果就是工場手工業的產生，即超出行會制度范圍的生產部門的產生。”［5］（P108）馬克思還觀察到，在17世紀中葉至18世紀末，“商業和工場手工業不可阻擋地集中于一個國家———英國。

這種集中逐漸地給這個國家創造了相對的世界市場，因而也造成了對這個國家的工場手工業產品的需求，這種需求是舊的工業生產力所不能滿足的。這種超過了生產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紀以來私有制發展的第三個時期的動力，它產生了大工業———把自然力用于工業目的，采用機器生產以及實行最廣泛的分工。”［5］（P112）正如有學者所揭示的，對于資本主義在封建社會內部發展來說，正是與封建采邑的自給自足體系并存的城市自治體系及其發展，成為最具有決定意義的方面，成為孕育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母胎”。［6］（P310）

在生產關系的革命和工業革命的關系上，是生產關系的革命推動了工業革命的產生和發展而不是相反。恰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誕生，構成工業革命發生的關鍵因素。換言之，沒有生產關系領域這一重大變化，工業革命就是一種侈談。馬克思深入考察了人類社會由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向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轉變過程的具體機制，他指出：“僅僅有了貨幣財富，甚至它取得某種統治地位，還不足以使它轉化為資本。否則，古代羅馬，拜占庭等就會以自由勞動和資本來結束自己的歷史了……

在那里，舊的所有制關系的解體，也是與貨幣財富———商業———等的發展相聯系的。但是，這種解體事實上不是導致工業的發展，而是導致鄉村對城市的統治。”［7］（P509）

反過來，工業革命進一步推動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和封建生產關系的消亡，兩者之間形成了一種良性互動的關系。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從世界歷史的角度上看，西歐工業革命的邏輯結果首先是西歐封建主義制度的徹底瓦解、作為制度的資本主義在世界歷史范圍內的最終確立；但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因素和作為制度的資本主義的一定程度的發展又是工業革命由以產生的‘世界歷史條件’系統中的主導條件，也是貫穿其中的主線。”［6］（P308－309）

二、鴉片戰爭前的中國資本主義

歷史時代的來臨加速了人類發展的歷史進程。資本主義不僅促進了生產力的巨大發展，而且在空間上開創了世界歷史。

在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過程中，東方和西方的交往程度也迅速提升，超過了此前的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馬克思在兩篇重要論著中描述了這一現象。

與掙脫封建藩籬后躍躍欲升的西方相比，中國這個曾孕育了中華文明的東方大國，在西歐各國相繼向資本主義挺進時，放慢了前行的步伐，落在了時代的后面。對于這一問題，只有借助唯物史觀的理論和方法才能得到科學的說明。遵循這一理論和方法，所有制因素應納入分析的框架之中。

任何發展都不可能脫離一定的社會結構。社會結構的條件直接決定了發展的性質和水平。“如果把社會發展或現代化作為一種功能體現的話，那么，這種功能的發揮必須有賴于能夠產生這種功能的結構的確立。所謂發展的差異，不過是不同社會結構的具體表征或功能體現”［8］（P224）。

美國經濟史學家道格拉斯·諾思和羅伯特·托馬斯也認為，社會發展的關鍵在于“制度因素”。其中，財產關系的作用最為突出。一個客觀的事實是，無論是封建莊園制度的興起和衰落，還是近代產業革命的發生，都與私人財產地位的變革有直接關系。私有權不確定，私人經營的產業及其收入沒有合法保障，對個人經營的刺激沒有制度上的保障，近代工業和近代商品經濟就發展不起來。

這里所講的財產關系和所有權關系，其基礎就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6］（P313－314）

生產關系變革的相對落后，是導致中國在同一時期相對落后的根本原因。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所以在西方和中國獲得了不同的歷史命運，主要是因為，繁育這一生產關系的社會土壤存在著明顯的差異。與西歐城市的特殊功能所不同的是，在整個封建社會的歷史時期，中國的城市始終保持著作為官僚政治中心———軍事堡壘的基本屬性，在經濟上始終依賴于農村。這樣，城市和鄉村之間的關系不像西歐是相對獨立的而是相互聯結的，城市從來未曾脫離當時的社會經濟政治體系，沒有演化成一種體制外的存在，而始終是一種體制內的力量。在傳統的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手工業和商業雖然也有一定的發展，但這種一定程度上的分化不僅沒有成長為變革傳統社會結構的破壞性力量，反而成為自給自足經濟的自然經濟的有益的補充，從而進一步穩固了封建的生產關系。沒有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解體，傳統的社會結構就能夠始終保持再生的能力，近代工業文明就不可能產生和發展起來。

正如侯外廬在分析這一歷史現象時所指出的：“從16世紀以來，中國的歷史沒有如歐洲那樣走向資本主義社會，關鍵在于舊的生產方式以及舊的思想影響太深，新的因素十分微弱。”清王朝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政權。

為了維持固有的統治秩序，清朝統治階級采取了一系列強化封建專制主義的政策，在政治上，以天朝上國自居，將其他國家視為“朝貢”國，以“朝貢”儀式處理國與國的關系；在經濟上，將對外貿易的時間、地點和次數都做嚴格規定，力求將對外貿易納入“朝貢”的框架之中。閉關鎖國的政策導致中國與西方在經濟和科技上的差距越來越大。這一系列政策措施扼制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

因此，雖然18世紀中國社會經濟有所恢復和發展，隨之資本主義萌芽也有了一定的發展，“但它仍是難產的”。［9］這就是在西方與東方碰撞之前中國相對落后的根本原因。

三、鴉片戰爭的特殊解讀

東方和西方在近代歷史上第一次碰撞就構成了對立的存在。近代中國史是以鴉片戰爭的爆發為起點轉自:買粉絲://買粉絲.21ks.買粉絲的，這是國內外學術界的普遍共識。正如費正清所言，“無論在19世紀侵略中國的西方列強思想中，還是在那場侵略的最后階段出現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者的思想中，中國近代史都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的。”［2］（P58）對于近代中國而言，鴉片戰爭的意義被賦予了特殊的解讀，并構成理解近代中國史的一個重要線索。

盧森堡曾用戰爭對19世紀中國的近代史做了一個完整的勾勒。她指出：“中國近代歷史，就是一個與不發達社會進行所謂‘溫和的’，‘愛好和平的’商品交換的典型例子。中國近代史，從四十年代早期開始，在整個十九世紀內，是以戰爭來分段落的，而這些戰爭的目的就是用野蠻的武力來開辟通商關系。傳教士激起了對基督教徒的迫害，歐洲人挑撥了暴動，而在周期戰爭引起的血腥屠殺中，毫無準備的和平農民，被迫和歐洲列強最新式的戰爭技術相周旋。沉重的軍費造成了國債，中國于是接受歐洲借款，結果歐洲人控制了中國的財政，占領了中國的要塞；自由港口被強制開放，修筑鐵路權被破讓渡給歐洲資本家們。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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