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中國在改革開放前后對外貿易政策特點(求改革開放之后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狀況及特點)

一，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是同毛澤東同志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不能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并不意味著要忽視甚至掩蓋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同時，也不能人為夸大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更不能全盤否定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如果這樣做，既違背歷史事實和人民意愿，也勢必造成十分嚴重的政治后果。鄧小平同志指出：“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鄧小平同志鄭重地提出這個重大問題，其基本精神同“歷史決議”是完全一致的。“歷史決議”指出：“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于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我們要深刻領會這一論斷的精神實質，理直氣壯地肯定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實事求是地評價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

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看到相互聯系，就是說這種聯系并不只是時間上的順延和承續，而是在堅持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基本制度、根本任務、奮斗目標基礎上的聯系，兩個歷史時期之間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看到重大區別，主要是指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著很大差別，也包括進行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的內外條件、實踐基礎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別。其中，有的差別是具有轉折意義的，比如，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前后兩個時期的聯系則大多是本質的、內在的，都是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

沒有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實行什么

我國的經濟改革主要分為三個階段：建國初期到改革開放之前階段；

1979年的改革開放政策，經濟體由封閉轉向開放；1994年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一、第一階段——建國初期到改革開放之前（1952-1978）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對外貿易由外貿部所屬的進出口公司壟斷，依國民經濟計劃統一制定貿易計劃執行進口和出口。出口是為了進口，進口主要為填補國內生產能力和需求的缺口。

因此，人民幣匯率可以定在任意水平，匯率的高低反映不出外匯的供求水平，也不會影響國內價格水平和進出口。匯率的存在只是作為編制計劃和會計核算的工具，與對外貿易的關系并不密切，只有在外幣升值或貶值時，人民幣官方匯率才進行相應的調整。

在這一階段中，發生過影響全世界匯率制度的國際事件，那就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而我國在此事爆發的前后對匯率制度也進行了一些調整。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前（1973年2月），西方很多國家都采取固定匯率制度，中國為了維持人民幣的穩定，很少對名義匯率進行調整，并且在這一階段，國內物價波動不大，因此從圖中可以發現這一階段人民幣的實際匯率基本沒有太大變化。

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西方列國普遍采用了浮動匯率制度，我國也依據西方各國的貨幣價值和物價水平，選取“一籃子”貨幣對人民幣進行調整。但由于此時中國并沒有迎來改革開放的浪潮，封閉的經濟環境其對匯率的調整也只是在做表面工作，中國經濟與匯率變化并沒有發生實際的聯系。

在改革開放之前，外匯是由國家集中管理，官方名義匯率是由國家擬定，名義匯率的每一次調整都是根據國外匯率的變化進行調整，較平穩的實際匯率曲線可能正是由于官方通過調整名義匯率以保持穩定的實際匯率的結果。

另外，可以清楚地發現這一階段中人均實際GDP大幅下降，從1952年的0.7下降至1978年的0.1。這可能是受到這一時期人口數量大幅增長的影響。據1953年中國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結果，當時總人口只有6億人，而到1980年人口數已增至10億人。

二、第二階段——改革開放到年代中期（1979-1993）

隨著1978年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中國除了對內發布的一系列改革政策的同時，在1979年確定了珠海、深圳、和汕頭三個經濟特區，并將這三個特區作為中國對外開放的試點城市。歷史證明這三個特區在短時間內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隨后中國在各個城市加大對外開放力度，逐漸確立將出口業、旅游業和貿易業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在這一階段，中國經濟處在重要的轉型階段，并穩步地與國際市場接軌。我國匯率制度在這一階段經過了以下的演變。

1.外匯留成制度（1979-1981）

1979年8月，為促進出口，平衡外匯收支，我國實行外匯留成制度，即對外貿易單位和出口生產企業把收入的外匯賣給國家，國家按一定的比例撥給他們相應的外匯留成。

2.多重匯率制度（1981-1984）

自1981年1月起，實行人民幣對美元的貿易內部結算價，規定貿易內部結算價為1978年出口商品平均換匯成本（2.53/元美元）加上10%的出口利潤。人民幣對美元的內部折算率為1美元等于2.8元人民幣。

貿易內部結算價限于進出口貿易外匯的結算，而官方匯率主要適用于旅游、運輸、保險等勞務項目和經常項目下的僑匯等外匯結算。貿易內部結算價一直實行至1984年12月31日，4年保持不變。可見，當時人民幣匯率制度服從外貿體制的改革，即匯率政策是為刺激出口而服務的。

3.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

1985年1月1日，我國取消貿易內部結算價，實行第一次匯率并軌，恢復單一匯率。由于1985年貿易收支逆差比較嚴重，在這一年間，人民幣官方匯率進行了一次較大幅度的調整，從1985年的2.80元/美元上浮至1986年的3.72元/美元。

1986年7月5人民幣官方匯率開始釘住美元，這一制度一直持續到1991年4月。這期間人民幣官方匯率有四次調整，從1986年7月的3.70/美元調整至1991年4月的5.29/美元，人民幣名義匯率累計貶值42.9%。

4.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1991-1993）

為了進一步改善和完善對外貿易體制，1991年4月9日我國改革人民幣匯率制度，實行人民幣官方匯率有管理的浮動運行機制。這一制度的實施改變了人民幣匯率以往大幅調整的方式，采用小幅微調的方式，其目的是使人民幣匯率達到合理的水平。

這一階段中人民幣匯率政策實行雙軌制，即計劃匯價與市場匯價并行。市場對匯率的調節作用逐漸顯現，而匯率與國民經濟的聯系也不斷加強。人均實際GDP在這一階段有著明顯的提升趨勢。

改革開放給中國經濟帶來的促進效應是不言而喻的，并且此時中國人口數量增速放緩。1989-1991年中國經濟的“倒春寒”現象導致中國經濟發展在這兩年出現停滯，因此有學者將此現象稱為“倒春寒”。

總的來說，在改革開放以來至1994年匯改之前這階段，盡管匯率制度進行了很大程度的調整，但人民幣匯率仍然是受到官方嚴格管制的，雙雷匯率制度與匯率政策服從貿場政策是該階段匯率制度的主要特點，人均實際GDP在這一階段有著較快的提升。

三、第三階段——90年代中期至今（1994-至今）

這一階段匯率制度的演變經過兩個階段：

1.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1994-2005）

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并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標志著我國匯率制度調整史上的第二次并軌。人民幣官方匯率由1993年12月的5.80元/美元下浮至1994年1月的8.70元/美元，人民幣貶值幅度達33.33%。

實行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匯率的形成是以市場供求狀況為基礎，改變了行政調節匯率的做法，發揮了市場機制對匯率的調節作用。在當年的4月，我國允許部分外匯指定銀行對客戶進行外匯的買賣，這就標志著人民幣匯率向市場化進程又邁進了一步。

人民幣匯率山各外匯市場的供求部分決定，人民銀行根據政策目標進行調整。而在1996年12月中國宣布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后，人民幣匯率真正地走向了市場。

2.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2005-至今）

自2002年1月，美國著名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在他的文章中寫到，由于亞洲，特別是中國，在向世界各國輸出低價的商品和服務，由此導致了諸如日本、美國以及歐洲許多國家的通貨緊縮問題。這一論點被稱為“中國輸出通貨緊縮”論。

2003年，這一論點逐漸演變成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到了2005年前夕，西方各國加快人民幣升值步伐的聲音不斷出現，他們一致表示人民幣幣值被嚴重低估，并將這題迅速地與全球經濟中出現的各種問題聯系在起。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施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而本次改革正式結束了人民幣貶值的步伐，拉開了人民幣升值的帷幕。在匯改當日，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5%。時至今日，自2005年匯改以來，人民幣名義匯率累計升值逾30%。

而在這一階段GDP仍然處于較快的增長，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使GDP增速趨于放緩，但總體上并沒有影響到經濟發展的趨勢。而實際匯率與GDP在這一階段表現出負向關系，即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經濟快速增長。

四、總結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各國經濟的聯系日趨緊密。作為聯系各國經濟的鏈條，匯率也自然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可以說，在各國經濟趨開放的大環境下，匯率的頻繁變動成為影響一國金融市場穩定與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若不能確認識到匯率變動所可能帶來的影響，會給一個國家未來的發展埋下巨大的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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