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中國古代社會對外貿易政策的演變發展的原因(中國古代有幾次經濟轉型,簡單描述一下？)

為時代精神來繼承。例如《周易大傳》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剛健有為精神，《論語》中所提倡的舍生取義、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品質，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歷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獨立人格以及“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憂患意識，《春秋公羊傳》中強調的天下統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轉化為新的時代的。尤其是強調統一的思想傳統，更具有現實意義。（2）對有些內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核心，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為今天新文化建設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從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民本思想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內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們剔除其封建核心，則可以從人民當家作主的角度來轉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將其發展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會主義觀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題，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仍具現實意義。今天我們仍需要提倡自身修養和為社會主義而獻身的精神。（3）對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必須否定和拋棄。如“三從四德”的女性觀，“天不變道也不變”的自然觀，“別尊卑，明貴賤”的封建等級觀等。

為什么中國古代的封建統治者大多傾向于重農抑商的政策？

原因主要有：

1、中國是內陸國家，物產豐富，自古形成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而在小農經濟基礎上，又形成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制的國家。即小農經濟是封建統治的基礎，所以封建統治者要維護小農經濟。

2、封建社會的形成。小農經濟是封建經濟的核心，商業發展與農業爭奪勞動力，影響了農業的發展，所以要維護農業，就必須要抑制商業的發展。

3、官營工商業古已有之，商業的發展不但爭奪勞動力，而且與 *** 爭利。這也是實行重農抑商政策的原因之一。

4、商業的發展不但會沖擊小農經濟，而且商品化的加快容易滋生資本主義萌芽，資產階級也會應運而生，這樣就會沖擊封建統治。所以也要抑制商業的發展。

如何理解“明清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農民身份的提高，租佃制普及到全國”？

一、扼殺晚明思想啟蒙運動，扼殺資本主義萌芽。強化落后而僵化的封建專制制度。

明代中葉以后長江中下游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標志著儒家文明內部，工商業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江南一帶到處是資本主義萌芽。各國歷史上封建國家都有權對工商業攫取過多的利潤加以剝奪。明王朝所為只是巧立名目，加大征稅比率。沒有出現漢武帝時期命令商人拿出一半家產以佐官府導致“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但是明代工商業者已經成為相當強大的社會力量，對于這種加稅也不能忍受。出現大規模反對礦監，稅使的民變運動不斷發生。大規模的幾十次，一般規模的幾百次。(《儒家文明》)“民變”不同于農民起義，有這類斗爭,“平等”、“自由”、“實業興國”、“保護貿易”等思想就會傳播，資產階級改良和革命就可能發生。

有人說明代沒有類似西歐的實現資本主義條件，那么我們要問了，各國都有自己的現代化道路，中國的確沒有英國等最先實現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特點，難道就不能自己探索一條現代化道路嗎？比如農奴制的俄羅斯，比如封建色彩濃厚的德國、日本。再比如現代中國是沒有經過發達資本主義階段而直接走向了社會主義。同是深受儒學影響的華人就曾在南洋建立了“蘭芳共和國”，前后存在了100多年。

關鍵是思想解放，對外交流，有交流就能進步。

英國有議會，而當時的中國民間紛紛結社，民間議政的風氣很盛。特別是有先進的思想政治組織“復社”。 而在滿清,閉關鎖國，嚴禁結社。

大清律規定：“凡三十人聚會，一律處斬”。好了，一切非政府組織全部取締了。

明末封建專制制度正在走向解體和衰亡，特別是宋明理學暴露出扼殺人性的弊端和生機勃勃的市民文化形成激烈沖突。有識之士在各方面都發現了封建制度的弊病，正在探索一條新的道路。新思想，新觀念不斷涌現，西方的先進優秀的文化科技正在引進，正如同西方社會經歷的文藝復興前夜。明末清初正是思想界啟蒙的時代，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都看到了封建社會的弊病特別是宋明理學的危害，在他們的著作中人本主義，民主主義的光芒在閃耀。黃宗羲的《原君》批判君主專制，打響了近代民主思想的第一炮，明末思想界對整個封建意識形態從哲學到倫理，從治國到治學都開始反思和批判。戲曲小說都以市民喜好為標準，反映了市民意識的覺醒，這是對封建禮教壓抑人性的反叛。西方的天主教在南方廣為傳播，特別受到明末先進士大夫的歡迎，他們試圖將西方傳來的宗教和儒學結合，洋教中國化。東林黨人和天主教徒密切結合，涌現出大批杰出人物。比如徐光啟、李之藻、瞿式耜等都是天主教徒，象王徵、孫元化、李天經、張燾、瞿式耜、陳于階等形成一個“西學集團”。

南明天主教也在宮中傳播,后妃們普遍信仰天主教，這必將影響到最高統治集團。西方宗教宣傳的人人平等思想有利于人本主義，民主思想的傳播,也有利于科技引進、東西方文明的交流乃至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但是滿清入關使得思想界斷送了儒學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相結合產生新型文化的最后機會。

有人說明朝已經腐朽了，從整體看是的，但是從局部看就未必，統治階級和封建官僚是腐朽的，而民間則是生氣勃勃。富庶的江南地區正是新興力量萌芽，成長，壯大的地區。正如同抗戰時期，國民黨是腐朽的，領導全民抗戰是不利的，但是共g產g黨就是新生革命的力量，能夠領導中國人民抗戰。只是南明的新生力量還沒有強大到具有獨立領導全民抗戰的能力。正如同法國大革命的前夜，封建王朝腐敗嗎？社會矛盾激烈嗎？這正是國家民族最虛弱渙散的時候，是希望再來一次蠻族入侵，還是來一次資產階級大革命呢？在19世紀日本只用短短三十多年的西化--“明治維新”運動，就一躍成為世界列強，我們有什么理由懷疑早200年的明末思想啟蒙和解放運動不能帶來更好的局面。

但是滿清用鐵血摧殘使得社會生產力大幅度倒退。物質文化大規模毀滅，之后大興文字獄，理學成了碰不得的理教。空前強化了這種腐朽沒落的封建意識和制度，如同西方蠻族入侵后的歐洲中世紀一樣把中國帶入了黑暗。

二、生產力相對停滯,軍事裝備、科學技術大幅度倒退。

現在某些人極力鼓吹的康雍乾之世,其實大多是對明末的恢復性增長。滿清收支在嘉道以前相當長的時期基本是不變的，地丁 3000萬，耗羨460萬，以及其他共計4800萬兩白銀，根據《清朝文獻通考》田賦所載，順治十六年（1659）中國耕地總數是五百四十九萬頃，康熙二十四年增長到六百八十三萬,乾隆十八年增到七百零八萬。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到七百四十一萬，而明末崇禎時就有田七百八十三萬（翦伯贊），數字剛接近明末土地數字。可見康雍乾生產恢復是緩慢的，過了一百年才到了明末的生產規模。清朝最高的是嘉慶十七年為七百九十一萬，僅僅超過明崇禎時期七、八萬頃，以后就下降了，道光十三年是七百三十七萬。封建經濟在停滯中（范文瀾 中國通史簡編767頁）。

明末傳教士利瑪竇說這里物質生產極大豐富,無所不有,糖比歐洲白,布比歐洲精美...人們衣飾華美,風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禮，談吐文雅。（《利瑪竇中國札記》第十章）。而乾隆時來訪的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則說“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很多人沒有衣服穿“,“象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的軍隊”。

大家都知道宋朝工商業極為發達，而明朝則有進一步發展，鐵產量為北宋的兩倍半，永樂年間的鐵產量高達9700噸，到了17世紀當時歐洲產鐵量最多的俄羅斯才2400噸。但是到了清，政府嚴禁采礦，冶金業從此衰落。明代棉布取代麻布成為紡織品的主流產品。無論是鐵，造船，建筑等重工業，還是絲綢，棉布，瓷器等輕工業，在世界都是遙遙領先，工業產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農業產量在全世界的比例還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雖然人口數倍于明朝，然而鐵和布匹這兩項指標性的工業產品總產量卻始終未能恢復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結束不久，中國工業產量僅為全世界的6%.無論是總產量還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明末的對外貿易量是驚人的，美國的弗蘭克，他在《白銀資本》一書里，憑籍已有的各種研究成果，估計16世紀中期到17世紀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間，由歐亞貿易流入中國的白銀在七千到一萬噸左右，約占當時世界白銀總產量的1/3。一萬噸白銀，相當于當時中國的三億二千萬兩白銀。不是歐洲而是中國占據了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而清朝由于閉關鎖國在鴉片戰爭前的對外貿易遠遠低于明代。

明朝的知識分子心胸是開放的，海上軍事力量很強大，對先進技術的掌握和引進一直抱著歡迎和學習的態度，“明代海軍在歷史上可能比任何亞洲國家都出色,甚至同時代的任何歐洲國家,以致所有歐洲國家聯合起來,可以說都無法與明代海軍匹敵.”--李約瑟.明代的火器裝備已經很先進了,明末軍營營一級編制里除了1000人為騎射外，其余都是火器手。每一營（5000人）用霹靂炮3600桿，大連珠炮200桿，手把銃400桿，盞口160位。這是何等現代化的裝備啊。隨著明王朝的徹底滅亡，經過康雍乾三世之后。先進的火器武裝技術被滿清埋葬了，到鴉片戰爭時，手持大刀長矛的清兵對火器已經陌生了。

西方國家與日本求新，求變，對新生事物的渴求，與滿清保守，不思變革，對新生事物的冷漠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種下了中國淪落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幾近亡國滅種的禍根。

三、從晚明的對外開放、交流、引進到滿清的閉關鎖國，對外交流終止。

明比清有多得多的大科學家，明末科學家對中國古代科技成就進行了歷史性的總結。自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中葉這一百年，在我國科學技術史上，是個群星燦爛的時期，各種科技成果異彩紛呈，是中國古代所有的科學技術的總結并達到了空前的高峰。同時出現方以智、李時珍、徐光啟、徐霞客、宋應星五位科學巨人以及朱載堉、李之藻，王征等眾多科學家。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正說明了明末思想界、文化界、生產力的勃勃生機。非但如此，明末士大夫對西方科學是非常歡迎的。大科學家徐光啟受教于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翻譯了《幾何原本》.一個是亞利士多德的《邏輯學》，一個是《幾何原本》，這就是西方科學的基礎，是理解科學范式的根本。沒有這些，知識只能是個人經驗，人們建立不了科學最基本的概念。知識和經驗就無法傳播。除《幾何原本》之外，數學方面還有《乾坤體義》，物理學《奇器圖說》、《遠鏡說》，地理學《萬國輿圖》，哲學《西學凡》，邏輯學《名理探》，明末知識分子對西方科學和哲學正系統地引進，西方傳教士金尼閣從歐洲帶來七千部書，教皇也捐獻了500多。

有大量數學和天文學、科學等內容。其中不少被翻譯成中文。其文化、科技的引進深度、廣度不亞于清末，而朝廷、官吏和知識分子卻比晚清積極得多，受干擾也少得多。崇禎十二年，天主教傳教士畢方濟直接向崇禎皇帝上奏富國強兵四大策，一、改歷法，二、辨礦脈，三、通西商，四、購西銃。崇禎皇帝先后準奏。可惜明亡得太早，沒有起到作用。

德國大思想家萊布尼茨在《中國近事》序言說：“中國這一文明古國與歐洲難分軒輊，雙方處于對等的較量中”在思考的縝密和理性的思辨，歐洲顯然略勝一籌，即使在數學和戰爭科學上，中國也低于歐洲的水平。然而在實踐哲學方面，既在生活與人類實際方面的倫理以及治國學說，歐洲實在是相形見絀。”

李約瑟說：“由于歷史的巧合,近代科學在歐洲崛起與耶穌會傳教團在中國的活動大體同時，因而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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