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中國古代邊境貿易(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發展原因)

今河北徐水縣境內)等地。宋從遼輸入銀錢、布匹、馬、羊、駱駝等，而向遼輸出繒、帛、漆器、糧食等，不僅在互通有無中便利了百姓的衣食住行，還使兩國政府從中獲得大量的稅收。不僅如此，遼朝還在境內的北部地區設立榷場，與女真等民族進行貿易，其中最重要的榷場設在寧江州(治所混同縣，在今吉林松原市境內)，女真人的主要交易物品為金、布、蜜臘、藥材等。

宋朝在與西夏交界地區也設有榷場，西夏從內地輸入絲綢、糧食、布匹、香藥、瓷器和其他日用品，向內地輸出駱駝、馬、羊、氈毯、蜜蠟以及柴胡、麝香、紅花等各種藥材。雙方在互市中形成了互補，特別是西夏對內地生活用品的需要量很大，因此當關系惡化時，宋朝就用停止“歲賜”、互市的辦法進行制裁。1039年～1042年間，雙方戰爭不斷，元昊在戰場上不斷獲勝，卻在經濟上打了敗仗，因為宋朝為此停止了“歲賜”，關閉了榷場，這對宋朝影響不大，西夏境內則出現了糧食、布匹及其他日用品短缺，引起物價上漲。元昊的對宋戰爭政策讓官民頗為不滿，于是轉向了議和。

宋朝與遼、金、西夏的戰爭不斷，十分需要戰馬，為此在西北的熙州(治今甘肅臨洮縣)、河州(治所今甘肅臨夏市)和西南的雅州(今四川雅安市)、南部的邕州都設立榷場，以內地出產的茶葉和其他土特產換取吐蕃各部、大理的馬匹，這種貿易歷史上稱為“茶馬貿易”。這就使吐蕃、大理與內地的經濟往來更加密切，有利于西南邊疆的發展，而宋朝因此獲得了大量的戰馬，據記載紹圣年間(1094年～1098年)每年購買的馬多達2萬匹。

南宋與金朝1142年議和之后，在交界地區廣設榷場，但此后雙方時和時戰，榷場也時開時閉。盡管如此，雙方互市的品種、數量都相當可觀，南宋從金朝輸入貂皮、珠寶、人參、甘草、絹、松子等等，向金朝輸出茶葉、生姜、陳皮、牛、米、象牙、犀角、檀香、絲織品等等。茶葉是雙方貿易中的大宗商品，1223年(金元光二年)，僅河南、陜西的50個郡從南宋購買的茶葉，總值就高達30萬兩白銀。互市促進了南北經貿往來，金、宋政府也從中獲得了大量的賦稅，比如1196年(金承安元年)金政府就從秦州(治所在今甘肅天水市)榷場獲得了122099貫的稅收，而南宋從輸入金朝一個榷場的稅額也達到了43000貫。

金與西夏之間設有榷場，但規模較小，時斷時續。經過西夏多次要求，1141年(金皇統元年)金朝才答應互市，雙方在保安(治所在今陜西志丹縣)、蘭州、綏德(治所在今陜西綏德縣)、環州(今甘肅環縣)等地設置了榷場。西夏以珠寶、玉石交換金朝的絲帛，金世宗認為這是“拿無用之物換我們的有用物品”，1172年(金大定十二年)停止了保安、蘭州兩個榷場；1181年恢復了綏德榷場，10年后恢復了所有舊有榷場，但1193年(金明昌四年)又全部關閉；以后一度恢復蘭州、保安榷場，但又因雙方戰爭而關閉。

古代西南邊境主要生意

古代西南邊境主要生意茶馬互市

茶馬古道是我國歷史上內地和邊疆地區進行茶馬貿易所形成的古代交通路線，分川藏、滇藏兩路。茶馬古道存在于中國西南地區，是以馬幫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間國際商貿通道，是中國西南民族經濟文化交流的走廊，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茶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邊疆的茶馬互市，興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戰中后期最為興盛。

中國古代對外輸出的商品有什么？

輸出的商品有絲綢，茶葉、陶瓷、藥材、紙等。

漢代：中國與日本、朝鮮、越南等國保持著頻繁的貿易往來。張騫通西域后，漢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大量絲帛錦繡沿著通道不斷西運；西域各國的珍奇異物也陸續輸入中國。通過絲綢之路與中亞、西亞、南亞諸國進行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與南海諸國即印度半島等地進行經常的貿易往來。

唐朝：對外貿易繁榮。唐政府在廣州設置市舶使，管理對外貿易。唐朝和朝鮮的貿易往來繁盛，朝鮮輸入唐朝的有牛、馬、麻、人參，唐朝輸入朝鮮的有絲綢、茶葉、瓷器、藥材、書籍等。中亞、波斯商人足跡遍及各地，把胡椒、波斯棗、藥品、香料、珠寶等輸入中國，中國的絲綢、瓷器、紙張等也源源不斷運往波斯，并從那里運銷西方。對外交通有陸路和海路；與朝鮮、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貿易頻繁。

兩宋：北宋政府在廣州、杭州等地設置"市舶司"，負責管理對外貿易和事務，征收商稅。南宋海外貿易的重要港口有廣州、泉州、明州等，泉州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際貿易港。南宋政府采取鼓勵外商的政策，在一些港口設有番坊，有外商長期在此居住。同南宋通商的國家眾多，以阿拉伯人最多。紹興末年，廣州、泉州兩個市舶司歲收稅高達200萬，超過北宋一倍多。中國的絲織品、瓷器、茶葉等遠銷日本、東南亞等地，輸入商品以香料、珠寶為主。遼、金與高麗通過使節貿易保持聯系，并在邊境設榷場，互通有無。日本、波斯、大食等國也同遼、金有貿易關系。主要對外貿易港口有泉州、廣州、明州，對外貿易東達日本、朝鮮，西至非洲一些國家。

元朝：泉州是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經常停泊著數百艘海船，大量貨物在此匯集和起運。高麗的土特產人參、水獺和虎豹皮在我國內地受到歡迎，布在我國民間也很流行。我國的植棉、棉紡織和火藥技術在此時傳人高麗。

明朝：鄭和下西洋與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直接貿易，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和紅海沿岸地區。明朝著名的對外貿易港口有廣州、泉州、寧波、福州。

清朝：政府實行閉關政策，一方面禁止國人出海貿易，另一方面限制外商來華貿易。只開放廣州一地對外貿易，還幾次下令實行海禁。在正當的中外貿易中，中國處于出超地位，出現貿易順差。

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發展原因

在當代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中國以及其他亞非拉發展國家在原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經濟的基礎上，僅僅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就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這讓英法那些經歷了幾百年積累才完成蛻變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實在心有不甘。于是許多學者開始進行思考這種現象的根源到底何在。在眾多的原因中，其中有一派學者看到了亞非拉國家在古代社會的優勢地位，也就是以反駁“歐洲中心論”為代表的一系列理論，他們主要論證了古代亞非拉對世界經濟的重要影響。

在學者的論證中，都會提到中國在古代世界貿易中的重要地位。在這一傳統貿易中，中國的主要活動是出口，憑借著巨大的優勢，賺進了大量的白銀。據經濟史權威估計，從1493年到1800年，世界白銀產量的85%和黃金產量的70%來自拉丁美洲。18世紀，美洲白銀產量約74000噸，其中52000噸運抵歐洲，這其中的40%約20000噸運往亞洲。另外美洲本土剩余的白銀約有3000噸經馬尼拉大帆船來到中國，再加上日本和其他地區的白銀，全球白銀總量的一半抵達亞洲，尤其是中國和印度，而中國又被稱為世界白銀的“終極密窖”。

那些外匯的賺取正是由于傳統中國最優秀的物產：絲綢、茶葉、瓷器等。這些東西不只是在古代世界，即使是在今天，也依然是中國魅力的象征，但它們在近代經濟中所發揮的作用卻大打折扣。那到底是什么讓中國傳統工藝的光芒在西方近代科技發展的情況下立刻被徹底掩蓋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中國傳統經濟是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是一種內向型經濟，對外基本沒有依賴，體現出了巨大的出口優勢。正是這種“封閉”優勢，使它在古代社會能夠絕對勝出。也正是這種原因，進一步加深了它的封閉，使它隨著近代科技的崛起迅速敗落。

一

無論是中國的茶葉、東南亞的香料，還是美洲的煙草都是地域性的特產。中國是世界茶葉的原產地，千百年來，中國茶葉是世界茶葉消費市場的最主要來源。早在南北朝時期，中國的茶葉就已經開始外銷，“五世紀后期，土耳其人至蒙古邊境，以物易茶，首肇其端”。此后周邊國家開始從中國進口茶葉，但數量較小。隨著15、16世紀地理大發現，西方人逐漸了解東方。據說，由于西方人的飲食習慣，導致茶葉在西方廣受歡迎，開始癡迷中國的茶葉，直到17世紀，茶葉成為中外貿易的重要商品。到18世紀，茶葉占據了對外貿易的主導地位，據主要茶葉輸入國家的推算，18世紀中國對外輸出的茶葉達8889241擔以上，19世紀的前40年，就達到了1500萬擔。

由于茶葉的特殊作用和它所帶來的巨大利益，西方國家在對待中國茶葉方面采取相互競爭的態度，主要表現在英國和荷蘭，1776年英國運出3402415噸茶葉，占總輸出量的20.9%，荷蘭遂運出4923700噸，占總量的30.3%。但其后，英國逐漸增加運輸船隊的規模，到了1791年，英國的運茶量達到22369620噸，比重高達88%，幾乎把荷蘭擠出了中國市場。但隨后，荷蘭專心發展爪哇茶，進行對抗。經分析推算，18世紀，荷蘭從中國運出茶葉大約178萬擔，英國大約運出400萬擔，其他各國大約800萬擔左右。這么大規模的輸出給中國賺入了大約1.2～1.3億兩的白銀。

茶葉剛傳入歐洲的時候，被當做稀罕之物，價格十分昂貴。17世紀的歐洲茶葉市場，每磅需銀100元；1657 年，英國最早的茶商托巴斯・卡洛韋（Thomas Garraway）出售的茶葉，每磅價格為6～10英鎊。政府對茶葉按照奢侈品課稅，每加侖納稅6便士，“光榮革命”以后，1689年修改《液量稅法》，茶價才隨之下降。但直到18世紀20年代開始，英國幾次下調茶價，達到1磅茶葉8先令，茶葉才真正走向普通百姓，但茶的消費量也大增。不僅英國，美國、法國等國家茶價市場也出現過巨大的調整，調整的結果是導致中國“茶葉價格因需求的關系而陡漲”。

在古代各國聯系不發達的情況下，茶葉這類依靠自然優勢而獲得青睞的產品，必然取得了無可比擬的“專利”地位。正是它的專有和被需求，導致產出國在古代世界貿易中獲得了一定的支配地位，這種支配在物質方面的表現也就是賺進了大量的白銀。而且土壤這種先天的優勢是不可能偷盜的，尤其在科技不發達的情況下還是難以復制的。因此古代社會彼此之間的隔絕、封閉，茶葉生產的這種專利優勢也還能發揮一定的效能。但受到茶葉利益的巨大刺激，其他各國也紛紛發展本國的制茶業，并不斷地沖擊著中國的茶業。

在封建制度下，茶葉經營的表面繁榮掩蓋了厘稅過重、粗制濫造、剝削加重等問題。雖然有識之士有所注意，如《申報》就不止一次指出，印度茶制作精細，質量高，日后必將成為華茶的勁敵，或導致“中國茶生意日廢矣”，但并未得到重視。直到1886年茶葉出口的高峰到來，也就到了總危機爆發的邊緣。其實早在70年代，漢口、上海各地的茶商，對華茶的采購就采取非常審慎的態度，中國茶葉出現了滯銷的狀況。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各種茶價不斷下跌，華茶的價錢必然受到影響，茶葉的出口總值也不斷呈下降趨勢。茶葉行業的衰落首先從茶商開始，“二十年來，以業茶起家者，十僅一二；以業茶破產者，十有八九”。隨之而來，茶農的生活也困苦不堪，大規模棄茶他圖，昔日著名的茶區，已經呈現出一幅凄涼景象。

此時，印度、錫蘭、日本茶卻迅猛發展，尤其是印錫茶成為華茶的勁敵。遲至18世紀90年代，印度的茶業已逐漸實現了機械化，提高生產率，降低成本，而且所制之茶“味尤加美”。1890年，印度茶出口超過1億磅，超過中國茶出口的1倍還要多。錫蘭茶的發展雖然起步晚，但速度極快，僅1880年，茶園面積就比1875年增加了13倍，并實現了機械化，首先進軍英國市場，逐漸與華茶抗衡。日本綠茶的擴張以及占領臺灣后的生產的烏龍茶、包種茶也進一步威脅了中國茶的地位。1874～1875年，日本輸入美國的綠茶，首次壓倒中國綠茶的輸入量，并且輸出量逐年增加，到了1886年以后，每年的輸出量基本保持在30萬擔左右。隨后而來的爪哇在茶葉生產出口領域奮起直追，到了20世紀初，成為世界第四大茶葉輸出國，并于1915年突破億萬磅，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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