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中國出口貿易產品種類多的原因(中國國際服務貿易發展原因)

的行為，而成為各國的共同努力。這里邊也有一個技術開發的規模經濟問題。在某種意義上說，貿易和技術的國際流動可以使開發研究形成“規模經濟”而降低各國的科研開發成本。一項新技術從一國開始后，另一國可以馬上引進，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不應重復同樣一個過程。當然，這樣做需要許多政治條件和技術條件，但從經濟學角度來講，這是一種資源配置的最優方式。

另一方面，技術革新也會影響貿易模式。在技術作為外生變量和“干中學”的模型中，最初的貿易模式都是給定的，都假定各國在生產技術上有差距但沒有討論為什么有差距。技術作為內生變量的模型則揭示了產生技術差距的根本原因。綜觀歷史，我們可以看到，盡管技術的國際國內外溢和干中學的過程有可能縮短各國技術上的差距，本國原有的資源和技術條件對于一國的長期發展和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仍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強對發展研究的投資和不斷開發新的技術，是改善一國的貿易地位和保證經濟長期增長的必要措施。

三、國際貿易新理論對我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啟示

過去十五年來，我們雖然在開放上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貿易政策上仍受許多傳統觀念的束縛。我們在出口方面作了許多努力，但是開放國內市場方面顧慮重重。在申請恢復關貿總協定地位的過程中，我們把擴大進口和開放市場看作是一種進關貿的代價，是為了獲得某種權利而不得不承擔的“義務”，其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來源于“保護幼稚工業”的理論。

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對某些產業的保護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問題是，怎樣選擇保護對象？采用什么方式來保護？保護的前景與代價是什么？我們必須充分估計為保護所付出的代價，并努力以最小的代價來實現我們發展先進或幼稚工業的目標。

古典和新古典的貿易理論已經分析了保護給消費者和整個國家福利所帶來的損失。關于技術外溢和干中學的學說又為我們揭示了保護所失去的“外部效應”，尤其是對電腦等高科技產品進口的限制，損失的不只是消費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拖延了技術外溢和干中學的過程。電腦等科技知識產品與一般消費品不一樣，電腦的使用和普及包含著科學技術的普及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電腦迅速普及所能帶來的外部效應，是無法用貨幣來衡量的，況且電腦行業發展的關鍵不是硬件而是軟件，只有在普及的基礎上才能有足夠的人力資本和市場需求來促進軟件的開發。通過貿易壁壘的辦法來保護幼稚產業，其代價和結果都是必須考慮的。

規模經濟的貿易學說還為我們的貿易政策提出了許多新思路，新的貿易理論揭示了當代國際市場的壟斷競爭和工業制成品貿易為主的特征，工業產品的多樣性使得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有足夠的資源來生產、出口全部的工業產品。國際貿易的空間變得越來越大，即使在同一行業內，也可能既進口又出口。現代的國際競爭并不局限于個別產品的得失，因此，我們沒有必要去限制外國優質產品的進口，不一定非要通過保護來生產國外已占優勢的產品。對外開放某些市場，并不等于國內的同類產業就不能發展了。別人生產了一些種類型號，我們可以集中資源生產別的或新的種類型號，并通過規模經濟降低成本向國外出口。

怎樣使某些產業形成規模經濟？規模經濟的貿易學說提出了一個“戰略性貿易保護”的問題。由于國際市場上的不完全競爭和現代企業規模經濟的存在，如何擴大國際市場份額以擴大生產降低成本，成為企業能否在國際競爭中取勝的關鍵因素。如果政府能夠正確地選擇某些有發展前途并能充分發揮本國資源優勢的產業，通過政策支持，幫助其達到一定生產規模的話，對本國利益和發展都會有利的。這種貿易保護著眼于一國長期的戰略發展，被稱為“戰略性貿易保護”。

不少國家曾采用過戰略性貿易保護政策，如日本在戰后經濟發展過程中，也對許多產業有過保護。它將一個產業保護一段時期，然后就轉移。保護的目的只是希望在保護期內，讓產業自身產生出一種技術外溢和自行不斷壯大的能力，在短期內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競爭力。保護的時間是短暫的，保護的行業是不斷變動的。克魯格曼借用了吉文斯（Givens，1982）的說法，將其稱做“狹窄的、移動的保護帶”（the Narrow Moving Band）。

中美貿易逆差產生原因

1.根本因素是中美市場的需求因素

(1) 中美市場需求結構不同。人們的消費選擇和其收人水平密切相關，兩國經濟發展的巨大差異導致兩國居民的需求結構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2) 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而美國生產的高技術產品卻屬于高檔產品。由于中國居民的收人水平比較低，中國市場能夠形成購買力的有效需求不足。

2.重要原因是美對華實行歧視性出口管制對華出口管制是一把“雙刃劍”，出口管制政策在對美國工業產生危害的同時，也在許多方面削弱了其出口競爭力，導致對中國出口下降。

3.直接因素是全球化產業轉移所導致 自20 世紀80 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進行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把其在國內已經喪失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國，由此形成了中國從這些國家和地區進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國內進行加工組裝然后出口到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加工貿易格局。

亞太地區經濟結構調整帶來的國際分工格局的變化使得美國減少了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進口，增加了從中國的進口，從而韓、日等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呈下降態勢，中美順差連年攀升。

4.中美貿易逆差具有較強的互補性 中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為勞動密集型產品，中國對美國的大量順差來自貨物貿易。而美國在服務貿易方面具有比較優勢，是世界服務貿易最發達的國家，提供的服務以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產業為主。

5.對華的直接投資掩蓋中美貿易逆差 隨著美國對華市場投資的不斷向縱深發展，通過在華投資的子公司的出口而不是由美國直接對華出口將會造成美國對華出口數額的進一步減少。

美國跨國公司把原本由本國生產或出口的大量商品及服務轉化為海外子公司的巨額生產與出口，并相應地增加美國公司從其海外子公司對美國的進口，從而擴大了美國的“逆差”。 

6.統計方式的不同夸大雙邊貿易的不平衡 在統計原則和統計方法上，中美雙方應該基本是一致的。然而中美雙方在貿易統計數據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美國統計的來自中國的貿易逆差要遠遠大于中國統計的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而且之間的差額呈現不斷擴大的態勢。

擴展資料：

中國國際服務貿易發展原因

國際服務貿易迅速發展的原因

當代國際服務貿易迅速發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經濟結構發生了歷史性 的變化。20 世紀 60 年代起步的新科技革命加速了這種歷史演變的進程，從 而導致世界貿易結構和人們社會生活方式的改變。具體來說，當代國際服務 貿易的發展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1）世界產業結構的重心向服務業偏移。 按照發展經濟學的經濟增長階段論的說法，隨著國家經濟能力的增長，

該國的產業結構將依次提升，逐步由農業經濟過渡到工業經濟，再由工業經 濟發展到服務經濟。本世紀 60 年代初，主要西方工業化國家都已完成了本國 的工業化進程，開始步入后工業化的發展階段，即國內經濟重心向服務業偏 移。新科技革命的介入為這種經濟結構的轉型提供了杠桿，從而加速了這一 進程。

根據統計，1960—1985 年間，西方主要國家的服務業就業人數占整個就 業人口的比重由 51．6％上升到 60．7％，其中美國從 57．2％上升到 65．8

％，歐共體國家從 43．4％上升到 56．8％，日本從 40．9％上升到 54．4％。

甚至在西方發達國家之后才發展起來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如亞洲“四 小龍”等，也都自本世紀 80 年代以來不斷地提升自己的產業結構，把國內加 工制造業等勞動和資本密集型的基礎產業轉移至發展中國家從事跨國經營， 利用這些國家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另外，從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來看，

1994 年服務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美國已高達 69％，法國為 67％，

英國為 62％，德國 59％，日本 56％。這些比例清楚表明，西方國家為適應

21 世紀的發展，已經大幅度地調整自己經濟的產業結構，由工業經濟轉變為 服務經濟，如美國僅金融業一項就占其國民總產值的 25％。

由各國經濟能力增長所帶動的產業升級使得世界產業結構發生大規模的

調整。在這一過程中所形成的新的世界經濟結構不平衡，導致了對國際服務 的更大規模的需求。與此相適應，全球服務性產業的貿易總額才有了高速增 長的潛力。另外，服務產業的發展也越來越專業化，規模也趨于擴大。規模 的擴大和專業化程度的提高提升了服務業的生產率，從而刺激向國外輸出， 增加了國際市場的服務的供給。

（2）商品貿易和國際投資增長的帶動。 同國際貨物貿易直接關聯的傳統服務貿易會隨著世界商品貿易的增長和

自由化而在規模上擴大并在數量上增加，而國際投資的迅速擴大和形式多樣 化，同樣會使得廣義服務貿易項目的投資收益（股息、利息、利潤）流量加 大。

在戰后關貿總協定組織的貿易自由化原則的帶動下，世界各國通過雙邊 和多邊的國際協調和談判，逐步形成了有序運行的國際商貿體系，為各國的 商品貿易和投資提供了良好的國際市場環境，推動了貿易和投資的迅速增 長。

戰后半個多世紀以來，除了最初的幾年各國都處于戰后經濟恢復狀態之 外，自 50 年代起，國際商品貿易流量就開始不斷擴大。以世界貨物貿易出口

總值為例，1950 年總計為 611 億美元，1960 年為 1280 億美元，1970 年為 3120 億美元，1980 年為 19946．68 億美元，1990 年則達到 33949 億美元，40 年 時間增長了近 56 倍，遠遠超過了世界工業生產和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 在商品貿易高速增長的帶動下，同貨物進出口直接關聯的傳統服務貿易項目 如國際運輸服務（海運、陸運和空運）、國際貨物保險、國際結算服務等， 都相應地在規模上、數量上成倍地增長。

國際投資帶動國際服務貿易的迅速增長可以從 4 個方面說明：1）速度帶 動。國際直接投資自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快速增長，到 80 年代達到高潮，從

1983 年到 1990 年這類投資的增長速度是世界生產總值增長速度的 4 倍，是 全球國際貿易增長速度的 3 倍。這種增長勢頭在 90 年代初因世界性經濟衰退 而有所減慢，但自 1993 年起又開始恢復。2）國際直接投資帶動國際間接投 資和國際貿易（貨物和服務）額的增長。因為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是跨 國公司，而世界貿易額的約 1／3 是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3）國際投資收益 作為要素服務項目，其迅速擴張本身就構成海外服務貿易流量的擴大。4）國 際直接投資的產業向服務業傾斜。1975 年到 1990 年間，西方國家在第一產 業和第二產業的國際投資比重都有所下降，而對服務業投資的比重卻從 31．4

％上升到 48．4％。由于服務的生產和消費是同時進行的，因此服務業的跨 國直接投資必然驅動國際服務貿易的進一步國際滲透。

（3）新科技革命的有力推動。

新科技革命，特別是 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的信息技術革命，有力地推動 了國際服務貿易的迅猛發展。首先，高新技術的發展廣泛應用到了服務產業， 使許多原先“不可貿易”的服務轉化成“可貿易”的服務，從而使國際服務 貿易的種類增加，范圍擴大，例如一些傳統的教育服務、健康服務一向被認 為是“不可貿易”的服務，現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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