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中國和德國之間的貿易緊密度一直都不高(國際貿易發展趨勢與特點的論文)

應技術經濟合理性的要求，經濟效益高。目前設備能力在500萬噸以上的鋼鐵廠有50多家，占世界鋼鐵廠生產能力的1／2以上。

世界鋼鐵工業空間結構變化的特點

從內陸資源指向型向臨海消費地指向型布局是總趨勢。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相當長的時間里，世界鋼鐵工業布局多屬內陸資源指向型。在煤炭煉鐵時代，工廠向大煤田、大鐵礦集中，煤鐵復合區是最理想的區位。隨著冶煉技術的改進，特別是煉鐵焦化的下降，則又多由就煤而轉向就鐵布局。于是形成三種鋼鐵工業地域類型區：在煤田區建鋼鐵聯合企業，以德國魯爾區、烏克蘭頓巴斯區，美國匹茲堡區等為代表；在鐵礦區形成鋼鐵工業基地，以法國洛林區，俄羅斯馬格尼托哥爾斯克，我國的包鋼、馬鋼、武鋼等為代表，介于煤鐵資源運輸結節點（鐘擺式），以美國五大湖沿岸鋼鐵工業基地為代表。

50年代以來，世界鋼鐵工業向消費區布局成為主導方向。新廠多建在工業中心，形成鋼鐵工業為主的綜合性工業基地。分析其主要原因：首先是布局條件變化所引起的，如能源消費構成的變化，運輸條件的改善，特別是海上運輸的發展，運輸工具的革新，新資源來源地出現等。以鐵礦石生產為例，戰前開采加工主要集中在西歐、北美幾個國家。60年代后，在南三大洲相繼發現大型鐵礦區。如巴西、澳大利亞鐵礦石產量躍居世界的二、三位，并成為世界最大的兩個鐵礦石出口區。還有委內瑞拉、秘魯、利比里亞、毛里塔尼亞以及加拿大、印度等都有出口。老的鐵礦石產地產量減少，自給率下降，如法國原為凈出口國，目前1／3靠進口，使鋼鐵工業與鐵礦石生產地域脫節，而靠進口原料、燃料和鋼鐵廠多趨向消費區。其次是技術經濟的合理性，就地生產，就地消費，既節約時間又減少運費，可以降低成本，經濟效益最高。日本走出一條無資源國家靠進原料、燃料在消費區建大廠的成功之路。

鋼鐵工業日益向沿海、河、湖發展

世界汽車工業地域的分布

世界造船工業的發展

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后,美,德經濟實力超過英法的原因祥細

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后美國崛起的原因：

一、抓住新技術革命的機會窗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與美國大量出口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新興產業產品相反，美國在棉紡織業這個第一次工業革命主導產業的技術上雖然也有很大改進，但生產仍不能滿足國內需求，一直是棉織品凈進口國。這種歷史事實說明，一國在傳統產業上落后于發達國家的情況下，在新興產業上可以一躍超過發達國家。

演化經濟學對此在理論上已經證明，落后國家利用勞動力、資源等成本要素價格低廉的比較優勢，試圖在傳統產業上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追趕，將永遠不會縮小與后者的經濟差距。相反，在新技術革命剛剛興起的時候，雖然新技術最初出現在發達國家，但由于其技術體系處于最原始的早期階段，科技知識大都處于公共領域并停留在實驗室階段，知識的意會性程度很低，落后國家在這時如果能夠迅速進入新技術體系，就有可能把發達國家在早期新技術和科學基礎的領先地位轉移到本國。

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最初三十多年中，德國也是這樣崛起的，而英國卻因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時的領先地位，鎖定在舊技術經濟范式之中，導致了其工業力量的衰落。

二、巨大國內市場規模的關鍵作用

在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始時，美國并不是新技術的最初發明者；即使是從一開始就走在世界前列的電力電氣工業，美國在技術發展上也不具有占先優勢，基礎科學研究更是落后于英、法、德，那么，美國是如何抓住新技術革命機會窗口的呢？

美國巨大、豐富的市場使美國在國際比較中具有獨特的優勢。許多技術創新源于歐洲，但由于可以在美國市場中實現規模經濟，其發展卻是在美國進步最快。在第二次工業革命初期，由于本國市場狹小，歐洲技術創新在原有的技術軌道上難以開發新產品并大幅度提高生產率，而一旦被引入到美國，美國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就能夠很快開發出生產率高于歐洲的新產品和新工藝，申請新專利，開辟新的技術軌道，搖身一變成為新技術革命的領導者，并反過來占領甚至壟斷技術先發國的市場。

三、排斥外國直接投資，獨享巨大國內市場為美國提供的技術創新租金

美國在19世紀許多行業上技術落后于歐洲國家，但令人驚訝的是，這些行業中基本沒有外國直接投資，而直接投資卻是開發優勢技術的天然渠道。美國第28任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對此是不會感到驚訝的，因為他在1913年就指出，曾有人說拉丁美洲給外國資本以特許權，但從未聽人說美國給外國資本以特許權，這是因為我們不給他們這種權利，原因就在于投資于某個國家的資本會占有并且統治該國。美國的這種傳統一直延續至今，華為和三一重工最近在美國的遭遇就是明證。正是由于實行了高關稅保護和排斥外國直接投資的政策，一旦國外先進技術通過“反向工程”被引進，美國巨大的國內市場就會為這種技術的進一步創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西歐的技術領導地位也就不得不讓位于美國了。

四、高工資戰略

由于具有巨大的國內市場規模，美國的崛起并不是通過出口導向型經濟、而是通過內向型經濟實現的，國內市場規模除了人口規模外，美國民眾的工資增長是其最重要的決定性因素。美國崛起時期的政治家認為，工業化不能像英國那樣靠剝削工人來實現，而要靠開發大自然的技術創新租金為美國人民提供高工資來實現，所以，他們絕不允許像100多年后的跨國公司那樣“把利潤帶走，把GDP留給中國”，因為這樣的話，美國人民的高工資就成了無源之水和無本之木了。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與西方主流經濟學把低工資看做是競爭優勢相反，當時的美國工業保護主義者卻把低工資看做是“禍根”，稱作是“乞丐勞動力”。他們認為，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看，機器生產將使高工資國家在單位勞動力成本上比廉價勞動力國家更低，原因就在于機器生產率的增長超過了工資的增加，因此，“不管在何處，由高收入勞動者所組成的國家都必將戰勝‘乞丐勞動力’的國家”。

在美國經濟崛起過程中，美國工人的高工資刺激了用機械替代昂貴的勞動力，而機械發明導致了更高的生產率，從而使工資更高，這反過來又刺激了在更高程度上采用新的發明。因此，在技術創新與工資增長之間就形成了一種正反饋的良性循環，這是美國依靠美國人民收入的不斷增長實現經濟崛起的重要基礎，這也是美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頭四十年就脫穎而出的重要原因。

五、發明創造和企業家的創新精神深植于民族文化的血脈之中

這種文化的形成與美國政治家的大力提倡是密不可分的：自本杰明·富蘭克林以來，對科學技術的尊崇就成了美國文化的一個持久特征。美國卓越的政治家亨利·克萊在鴉片戰爭爆發前就指出，一個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的、培育實用技術和制造工藝優勢的國家在力量上必將勝過依靠勞動力數量的國家；而在鴉片戰爭150年之后的中國，政治家們一方面在津津樂道“人口紅利”，另一方面在帶頭購買外國品牌汽車，其命運的差別由此可略見一斑。法國著名政治學家托克維爾在訪問美國后，在他1836年的經典性著作《美國的民主》中由衷地贊嘆到：在美國，人們對科學中純粹實用部分的理解令人欽佩，同時又對那些在應用中直接需要的理論部分給予認真的關注，在這方面，美國總是展現出一種自由的、原創的和富于發明的心智力量。

因此，這種文化造就了對技術新動向的高度敏感，歐洲的任何技術動向，幾乎馬上在美國就有反映，其反映之快，超過歐洲大陸本身，這幾乎成為美國的一個傳統。例如，1803年，英國開始研發蒸汽動力機車，但在英國還沒試制成功的時候，1807年美國就成功地試航了蒸汽推動的輪船。歐洲人發明了電的理論，而對之理解最透徹的卻是美國的愛迪生和貝爾等人。

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后德國崛起的原因：

在普魯士帶動下,德國全境競相修筑鐵路,對煤炭、鐵軌、機車、車廂等產生了巨大需求,有力地推動了采煤、冶金、機器制造等一系列重工業部門的擴建,掀起了創辦企業的狂熱。幾十家銀行相繼開業,股份公司紛紛建立。在短短的二十年里,僅普魯士就出現了資本總額達24億馬克的295個股份公司。同時,比、英、法、荷等外國資本也源源不斷涌入萊茵區和其他地區,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來源。鐵路建造成為50、60年代工業革命的龍頭產業。到1870年,全德半數的鐵路收歸國有,私營鐵路也受各邦國政府控制。德國統一后再次出現興建鐵路高潮,開始進入第二個鐵路時代。1870年,鐵路長達18667千米,到1910年達59030千米,1914年增至61749千米[3](P241)。到80年代,密布的鐵路網已經形成,長度超過中、西歐等國,密度超過所有歐洲國家。從1879年起,俾斯麥開始實行鐵路國有化,到一次大戰爆發,所有鐵路都合并為“德國國有鐵路”。鐵路網的形成,把德國沿海與內陸、原料產地與工業中心、城市與鄉村都連接起來,一個巨大的國內統一市場逐漸形成,猛烈促進了煤炭、鋼鐵、機械制造、冶煉等新興工業、重化工業的發展,并刺激了德國新生產技術的采用與工業化的深入。由于鐵路國有化和運輸成本的低廉,鐵路運輸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大動脈。鐵路建設在德國工業革命中起了先鋒作用。此外,隨著造船工業的技術革新,海運和內河航運業也獲得了新的發展。自1834年德國第一艘汽輪“巴黎伯爵”號建成后,不來梅和漢堡形成了新的造船中心,德國造船業迅速發展。1845年,在杜伊斯堡制成第一艘德國輪船“希望”號。萊茵河從9米拓寬到30米,船只可以從鹿特丹航行到巴塞爾,多瑙河、伊薩爾河、魯爾河也得到了修繕。杜伊斯堡、路德維希港和曼海姆建成新的內陸港口,并成為航運中心。到1879年,杜伊斯堡—魯爾奧特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內河港口,是國內水路網的中心和最大的輪船制造業中心。運河也在發揮作用,最重要的運河是溝通美因河與多瑙河的德維希運河[4]。自80年代后,漢堡、不來梅兩個濱海港口經過不斷地擴建,已成為海外貿易的樞紐,涉外航線分別為12條和4條,德國輪船成為一支足以與英國海運匹敵的船隊。1871年至1914年,德國的輪船總噸位由8.2萬噸增加到510萬噸,德國已成航運大國。發達便捷的交通運輸成為推動德國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重要條件。

政府對經濟的強力干預

在工業化過程中,德國的國家權力發揮了巨大作用,遠超英、法、美等國。18世紀,德意志的一些大邦,特別是普魯士,建立了開明專制主義制度,主張通過政府的鼓勵和參與來發展民族工業。德意志各邦政府利用人民復興國家的民族意識,制定一系列政策,促進經濟、教育和科技的發展。在軍事工業方面,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尤為突出。法國大革命掃蕩了德國貴族社會的基礎,代之以資產階級自由和平等的觀念。普魯士進行了自上而下的資產階級改革,1807年廢除了農奴制,農民獲得解放,成了自由的公民。農民可以自由結婚,自由遷徙,并從事任何行業。19世紀上半葉,德國各邦都不同程度地進行了農業改革和社會改革。建立中央銀行為中心的銀行體系,改善交通運輸,設立鐵路基金,對鐵路實行嚴密監督,實行保護關稅制度。德意志各邦統治者被臣民期望在經濟發展中起積極作用。普魯士可作為一個代表,普魯士政府擁有鉛、鐵、銀、鋅礦。1850年普魯士國有化的鹽礦產量占總產量的80%[5](P72)。德國統一后,隨著中央集權政府的建立,德國經濟開始真正進入高速發展時期。德國通過強有力的政權推行經濟一體化。國家大力推動鐵路建設,將普魯士銀行改建為帝國銀行,開設新的銀行,為工業發展提供資金[6]。興建公用事業,扶植私人企業,并通過聯邦銀行直接參與工業投資。從70年代上半期開始,帝國政府相繼頒布了商業法、營業自由法、民法、遷徙自由法、度量衡法、保護國外商業法,以及對郵政、交通和金融機構事務的管理法等。1873年政府公布貨幣法,規定帝國馬克為惟一的支付貨幣,取消各邦貨幣發行權,統一了全國的貨幣[5](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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