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中國和德國之間的貿易緊密程度一直都不高正確嗎(給孩子到底買保險好不好？)

濟發展帶來機遇和挑戰

經濟全球化為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機遇：

①國際貿易的加快發展，有利于我國擴大出口，發展對外貿易。

③經濟全球化加速了全球經濟結構調整的進程，中國可以利用發達國家的產業向全球轉移的機會，加速自己工業化、信息化的進程，使我國的經濟結構不斷改善和升級。

④可以利用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機會改善我國的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等。

當然，經濟全球化對中國來說還意味著挑戰和風險，我們應采取積極的態度，審時度勢，趨利避害。

（二）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

①著眼于增強綜合國力，充分發揮我國經濟的比較優勢和后發優勢，從廣度和深度上擴大對外開放，完善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

②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走向世界，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國際競爭，既開放國內市場，允許外商進來，又勇敢地走向世界經濟舞臺，開拓國際市場，發展開放型經濟。

③以提高效益為中心，優化進出口結構，堅持以質取勝和市場多元化戰略，積極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資和引進技術，加強其宏觀調控，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和國民經濟素質的提高。

④進一步辦好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

⑤正確處理對外開放同自力更生的關系，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三）積極參與國際市場合作與競爭，提高國際競爭力

從外向型經濟走向開放型經濟，在更廣闊領域和更深層次積極參與國際競爭。不僅要堅持“引進來”的政策，還要采取“走出去”的戰略，充分利用國外的資源、技術、管理經驗和市場。

要發展我國在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中的比較優勢產業。由于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勞力資源豐富的國家，就業壓力大，這就需要重點發揮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業的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

（四）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兩種社會制度的并存與發展

社會主義國家將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與資本主義國家共存和共同發展。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之間，既競爭又合作，既有矛盾斗爭，又要和平共處。社會主義國家要大力發展生產力，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社會主義國家既要警惕國際反動勢力“和平演變”的陰謀，又要同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科學技術和科技文化交流，吸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切科學的有益的東西為我所用，以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外國學者對中國歷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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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海通以還，新學漸興，域外學術書籍譯介遂成近代中國“輸入學理，再造文明”（胡適語）之重要途徑；而對外國學者中國史研究著述的譯介，不僅有益于學術的繁榮發展，更有助于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國外中國史研究林林總總，洋洋大觀，幾十年來（特別是近20年）對其譯介雖多，終也只能是“取一瓢飲”，因此這種譯介的態度和選擇標準本身小而言之實際又是學術變遷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說是時代、社會變化的一種折射，成為值得研究的對象。本文不擬對50年來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譯介的豐碩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論，更非具體的書評書介，僅想對這種譯介在不同時期的主要特點、對國內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響和意義等試作初步研究概述，難免掛一漏萬，誠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并不僅僅是一種政權的更迭，而是從經濟基礎、社會結構到上層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變，馬克思列寧主義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上層建筑反過來又會影響經濟基礎，因此一種全面的社會變動要求一種全新的意識形態與之相應。“學術”屬上層建筑．所以對舊有的學術進行“改造”就“勢所必至”了。由于對中國近代歷史的認識與中國革命關系重大，所以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在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革命戰爭年代就已相對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識分子中，這一時期占統治地位的一直是種種非馬克思主義學派。這樣，以前者改造后者，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進行批判，自然成為這一領域的中心任務，對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譯介，自然也不可能離開這一中心任務。

對此意圖，當時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譯介幾乎都有明確的說明。《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的“中譯本序言”談到之所以翻譯此書一是因為該書的資料“有不小的利用價值”，但更重要的一個理由”是因為它“一向被中外資產階級學者奉為圭臬之作”，現在“不要忘記這些謬論在很長的一個時期中，曾經嚴重地毒害了中國的思想界。應該說在殖民主義理論的作品中，這部書是占著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對殖民主義者所應該注意閱讀的東西”。①丹涅特著《美國人在東亞》、萊特著《中國關稅沿革史》、約瑟夫著《列強對華外交》、威羅貝著《外人在華特權和利益》、伯爾考維茨著《中國通與英國外交部》的譯者“前言”或“后記”，都毫無例外地鄭重聲明了這一點。

在當時百廢俱興的歷史條件下，就數量而言，翻譯出版的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并不算多。但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組織選譯的絕大多數著作的確代表了國外有關學術研究的一流水平，選書之精當與譯品質量之高至今仍令人欽佩，此皆說明選譯者眼光的不凡、學識的深厚與態度的嚴肅認真。例如，直到現在《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仍是被國內中外關系研究者引征最頻的著作之一；《外人在華特權和利益》一書在整體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義的是，當時代環境發生變化后，這些譯著的學術性便立即顯示出來，為一些相關學科在新時期的迅速發展打下一定基礎。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對蘇“一邊倒”，各學科都在自身建設方面競相翻譯出版“蘇聯老大哥”的有關著作作為“教科書”，并奉為“典范”時，有關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著作卻翻譯出版極少，更無被視為“典范”之作。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在中國近代史學科中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學派當時即已相對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框架和方法，無需像其他不少學科那樣匆忙照搬蘇聯的“教科書”。

隨著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和發展，“階級斗爭”愈演愈烈，對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分析、批判言辭也日趨激烈，這種“譯介”更明確被提到“了解敵情”、“興無滅資”、“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國資產階級是怎樣看待中國歷史的——資本主義國家反動學者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論著選譯》（第1、2卷）和《外國資產階級對于中國現代史的看法》近120萬字，選譯了從19世紀末葉以來，尤其是近幾十年來仍有影響的英、美、法、德、日等國數十位資產階級學者對中國近代社會性質、近代經濟及文化問題、中外關系、農民戰爭、邊疆危機、中國革命、國共斗爭……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論述。在長達萬言的“序言”中，選編者對近百年來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中國研究狀況進行了高度的概括，對各種觀點進行了嚴厲的政治批判，并進一步申明了編譯的目的：“我們選譯這些資料，即是為了了解敵情和提供反面教材進行興無滅資的斗爭。我們從這些資料里可以進一步認清學術思想領域內，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真面目，認識帝國主義通過文化侵略毒化中國人民的罪惡活動，借以激發我們民族自尊心和愛國主義思想，積極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現代修上主義的斗爭，并且從斗爭中清除資產階級歷史學在中國史學界的流毒和影響，壯大歷史科學隊伍，團結一切愛國的歷史科學工作者，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新文化。”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關系在1971年開始解凍，費正清的名著《美國與中國》也在“供有關部門研究中美關系時批判和參考之用”的名義下，由商務印書館組織翻譯出版。

（二）

“文革”結束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的開始，沉寂已久的學術開始復蘇，由于較長時期的自我封閉，學界對國外學術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這種形勢，為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譯介的繁榮發展提供了客觀條件，而開風氣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則為中的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國門初啟的1980年創辦的不定期刊物《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

該刊編者在創刊號中明確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時介紹外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情況，了解外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動態，溝通中外學術交流”。承認“近年來，在中國近代史這個學術領域內，國外的研究工作發展較快”，“一些我們還未涉及的問題，國外也有了較深入的研究；國外還不時對我國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觀點提出不同意見，進行商榷或爭論。凡此種種，都需要我們及時了解，以改變閉目塞聽的狀況，活躍學術空氣，促進研究工作的發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觀點、新資料，或新進展，至于內容與觀點正確與否，則不一定要求”。④從“了解敵情”、“反面教材”……到“溝通中外學術交流”、彼此平等地“進行商榷或爭論”，承認自己多有不足、曾經“閉目塞聽”……這種轉變是巨大的、根本性的。這篇“編者的話”雖只短短400多字，但卻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新時代的新精神，亦說明所謂新時期確非虛言泛論，而是實實在在地發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變化。后人或許很難想象，這種平實如常的語言所說的本是最“平常下過”的道理、然而實際卻是那樣地“不平常”，因為它是那樣地來之不易。這種態度，可說是新時期譯介的代表。從1980年創刊到1995年終刊，《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15年來共出版27輯，發表了40O余篇近80O萬字的譯作。其中有國外學術期刊的論文翻譯，也有著作摘譯，文種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諸多語種，以較快的速度、較為全面地向國內學術界介紹了外部世界的有關信息，對學術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對學術發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卻因種種原因不得個于幾年前停刊，學界至今仍咸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辦的《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從1990年創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國外有關學術發展的一個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關譯介越來越多，越來越快，其中影響較大的譯叢有：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從1987年起出版“中國近代史研究譯叢”，陸續出版的有美國學者魏斐德著《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孔飛力著《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從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費維愷著《中國早期工業化——盛宣懷（1844―1916）和官督商辦企業》、陳錦江著《清末現代企業與官商關系》、施堅雅著《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英國學者楊國倫著《英國對華政策（1895―1902）》、日本學者濱下武志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

江蘇人民出版社從1988年起陸續出版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中與近代中國有關的譯著有美國學者費正清、賴肖爾著《中國：傳統與變革》、羅茲曼主編《中國的現代化》、格里德著《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中國革命中的自由主義（1917―1950》、郭穎頤著《中國現代思潮中的唯科學主義（1900―1950）》、史華茲著《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柯文著《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擺脫困境——新儒學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進》、周錫瑞著《義和團運動的起源》、杜贊專著《文化、權力與國家——190O―1942年的華北農村》、艾愷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張灝著《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一1907）》、任達著《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周策縱著《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蕭公權著《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與現代中國”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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