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中國傳統文化海外傳播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在西方的傳播主要包括哪幾方面)

相比之下，中國傳統節日卻沒有得到有力保護。1949年以后，大多數節日都被視為封建殘余而廢除，幸存下來的也只有春節、端午和中秋，其中只有春節被列入了法定節假日。1949年以來我們的全民放假日只有7天，直至1999年國務院發布《全國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才增至10天。這樣的水平與中國宋代的69天、 日本的15天、 韓國的16天、澳門的22天和美國的23天相比，明顯過于低下。傳統節日的被貶與洋人節日的囂張構成了這個時代最戲劇化的景象。

出生在20多年之前的人還依稀記得每天翻頁的老皇歷上詳細標注著的時令和節日的日期。翻開當下的很多日歷，傳統節日只剩下了春節。中秋、元宵花燈、清明祭祖、端午悼念、七夕乞巧、重陽敬老、上巳(三月三日)、夏至、中元、冬至、臘八、祭灶等重要的節日都從日歷上消逝了。同時消逝的是農業祭祀、祖先崇拜、神靈崇拜、驅邪禳災等特殊儀式。那些有著上千年輝煌和浪漫的儀式，后人難道只能在古籍中體驗？

不能否認傳統節日如今確實存在水土不服的成分，但如若將之視為敝屣立刻投入洋節的懷抱無異于揮刀自宮。節日不僅僅是日常生活的調劑，更是維持民族認同感的紐帶。有趣但也讓人不爽的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教師節、美國的教師節、中國臺灣和香港的教師節，都是定在孔子誕辰日，即9月28日，我們自己卻有意回避這一天。

為什么洋節大行其道而傳統節日冷冷清清？學者們認為這是文化自輕和自我殖民。近代歷史留給國人的不止是無盡怨怒，還有根深蒂固的自卑。落后與挨打成了人們對近代歷史的習慣性總結，麻木自卑甚至憎恨因此成了大多數人對待自身文化的態度。

人類本身只是進化樹枝上一個偶然分杈，人類歷史背后的如鐵規律不過是人類中心論調支配下的一種癖好，現代化進程也不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無法避免的歸宿，更不可能成為解救人類的“上帝之城”，相反現代化進程所具有的侵略性對人類“文化生態”的打擊卻可能是毀滅性的。在這個看上去有點在劫難逃的境遇中，無論是中國傳統節日，還是外來的各種洋節，其實都被抽空了，成為徒有其表的擺設而變了味道。比如圣誕節到了我們這里也就是一個消費日，或者時尚標簽，不至于對中國傳統節日造成多大的威脅。真正的危險反而來自我們自身，像中秋節這樣溫情的節日，卻成為月餅商人炫技賣乖的秀場和無良政客們腐敗和投機鉆營的通道。

費孝通曾經提出作為一個世界大國和文明古國，中國應有這樣的文化胸懷和文化志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樣的理想同樣可以用來表達我們對待節日的態度，不卑不亢。在文化認同感嚴重缺乏的今天，不是變著法兒打著節的旗號來賺錢來消費，而是帶著虔敬之心認認真真過好我們自己的傳統節日，這或許才是我們的本分。

節日假面下的諸神狂歡

節日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極為重要的一部分，它規定著一個人的文化身份，并以儀式化的方法維系著人與傳統的關系。在全球化想象共同體下，人類的許多價值都在趨同，而節日可能是保持人們文化認同感的最后一道壁壘了。維護傳統節日，并不是要以一種簡單的排他的文化保守主義的姿態，來抵御圣誕節等洋節的“入侵”，并御洋節于國門之外，而是要防止全球化浪潮所造成的民族文化價值的空殼化、商業化傾向。

文/李國慶

即便我們早已豐衣足食，奔跑在小康的大道上，不再期待春節海吃胡喝一頓，甚至可以隨時去親吻歐洲的空氣，東京的潮流，紐約的時尚，香港的迪士尼，但我們對于節日的渴求仍然處于某種饑渴狀態——圣誕，元旦，情人節，元宵節，萬圣節，中秋節，春節，愚人節，重陽節......時下節日之多堪用洪水猛獸這個詞來形容，但人們對于節日的鐘情并沒有因為進入“娛樂至死”的諸神狂歡年代而有所消解。我們仍然有著絕對超全球化的姿態，對于傳統的、舶來的、自定義的節日都樂此不疲，兼收并蓄。

讓社會學家們不安的是，至少從表面上看，傳統節日已呈末路狂花之勢，而舶來的節日卻甚囂塵上，如此的此消彼長，自然會引發知道分子們振聾發聵的“保衛春節”宣言！

過中國節

“所謂節日，就是大家在這一天放下手中的工作，放下心中的煩惱，高高興興地歡聚一堂。唱唱歌，跳跳舞，更少不了吃點喝點。當然，對于我這種不愛湊熱鬧的人來說，過節更是一個讀書的好日子。”沈宏非寫過一篇《過節》，文章開宗明義地談論節日的精神意義。

這樣的解讀有些平淡如水，歌舞升平，有華麗的精神意義，惟獨缺失正面臨著欲望消費沖擊的物質意義，難以穿刺節日在中國的內核，對于喜新厭舊的中國人來說，節日的意義并非一成不變，也伴隨著全民超女或周杰倫口齒不清的歌聲在與時俱進。

改革開放前的節日意義與今日之意義絕對不可同日而語。隨便找一個六十歲以上的老人，他都會告訴你春節的意義是可以穿新衣，吃大魚大肉。問問六七十年代生人，他們會告訴你春節的意義是放鞭炮，春節聯歡晚會，回家過年。再問問80年代后，他們會告訴你春節的意義是relax，旅游，打機，收壓歲錢。

當全球都戴上一頂滑稽的圣誕老人帽子時，也隱喻著中國節正處于日益式微之勢。我在Google上搜索到的中國重要傳統節日有20個，包括中和節(二月二)、上巳節(三月三)、天貺節(六月六)、夏至節、七夕節、冬至節等，我相信很多人對這些節日的名字都鮮有所聞，更不用說參與其中，逢節必樂。

所以，專家們很焦慮，覺得現代人已經遺失了傳統。因為這些節日與我輩中華傳人、龍子龍孫們都有著傳承的淵源，例如與日月時令交會有關的春節、立春、元宵節、中和節、上巳節、清明節、天貺節、夏至節、七夕節、中秋節......而正月初七的“人勝節”、四月初八的“浴佛節(釋迦牟尼生日)”、七月十五的“中元節(鬼節)”和十月十五的“下元節(水官大帝誕辰)”則來源于中國的傳說、神話和宗教。

由此從根源上分析，中國傳統節日的產生乃至傳承發展，都植根于千年的農耕文明，亦符合專家們慷慨陳辭的三大特征：服務于農業生產的中國農歷歷法為其刻畫出具體的時令節點；中國人至為推崇的“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排除了這些時令節點之于古人的外在性和偶然性.

外國學者對中國歷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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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海通以還，新學漸興，域外學術書籍譯介遂成近代中國“輸入學理，再造文明”（胡適語）之重要途徑；而對外國學者中國史研究著述的譯介，不僅有益于學術的繁榮發展，更有助于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國外中國史研究林林總總，洋洋大觀，幾十年來（特別是近20年）對其譯介雖多，終也只能是“取一瓢飲”，因此這種譯介的態度和選擇標準本身小而言之實際又是學術變遷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說是時代、社會變化的一種折射，成為值得研究的對象。本文不擬對50年來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譯介的豐碩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論，更非具體的書評書介，僅想對這種譯介在不同時期的主要特點、對國內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響和意義等試作初步研究概述，難免掛一漏萬，誠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并不僅僅是一種政權的更迭，而是從經濟基礎、社會結構到上層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變，馬克思列寧主義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上層建筑反過來又會影響經濟基礎，因此一種全面的社會變動要求一種全新的意識形態與之相應。“學術”屬上層建筑．所以對舊有的學術進行“改造”就“勢所必至”了。由于對中國近代歷史的認識與中國革命關系重大，所以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在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革命戰爭年代就已相對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識分子中，這一時期占統治地位的一直是種種非馬克思主義學派。這樣，以前者改造后者，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進行批判，自然成為這一領域的中心任務，對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譯介，自然也不可能離開這一中心任務。

對此意圖，當時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譯介幾乎都有明確的說明。《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的“中譯本序言”談到之所以翻譯此書一是因為該書的資料“有不小的利用價值”，但更重要的一個理由”是因為它“一向被中外資產階級學者奉為圭臬之作”，現在“不要忘記這些謬論在很長的一個時期中，曾經嚴重地毒害了中國的思想界。應該說在殖民主義理論的作品中，這部書是占著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對殖民主義者所應該注意閱讀的東西”。①丹涅特著《美國人在東亞》、萊特著《中國關稅沿革史》、約瑟夫著《列強對華外交》、威羅貝著《外人在華特權和利益》、伯爾考維茨著《中國通與英國外交部》的譯者“前言”或“后記”，都毫無例外地鄭重聲明了這一點。

在當時百廢俱興的歷史條件下，就數量而言，翻譯出版的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并不算多。但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組織選譯的絕大多數著作的確代表了國外有關學術研究的一流水平，選書之精當與譯品質量之高至今仍令人欽佩，此皆說明選譯者眼光的不凡、學識的深厚與態度的嚴肅認真。例如，直到現在《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仍是被國內中外關系研究者引征最頻的著作之一；《外人在華特權和利益》一書在整體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義的是，當時代環境發生變化后，這些譯著的學術性便立即顯示出來，為一些相關學科在新時期的迅速發展打下一定基礎。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對蘇“一邊倒”，各學科都在自身建設方面競相翻譯出版“蘇聯老大哥”的有關著作作為“教科書”，并奉為“典范”時，有關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著作卻翻譯出版極少，更無被視為“典范”之作。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在中國近代史學科中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學派當時即已相對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框架和方法，無需像其他不少學科那樣匆忙照搬蘇聯的“教科書”。

隨著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和發展，“階級斗爭”愈演愈烈，對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分析、批判言辭也日趨激烈，這種“譯介”更明確被提到“了解敵情”、“興無滅資”、“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國資產階級是怎樣看待中國歷史的——資本主義國家反動學者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論著選譯》（第1、2卷）和《外國資產階級對于中國現代史的看法》近120萬字，選譯了從19世紀末葉以來，尤其是近幾十年來仍有影響的英、美、法、德、日等國數十位資產階級學者對中國近代社會性質、近代經濟及文化問題、中外關系、農民戰爭、邊疆危機、中國革命、國共斗爭……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論述。在長達萬言的“序言”中，選編者對近百年來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中國研究狀況進行了高度的概括，對各種觀點進行了嚴厲的政治批判，并進一步申明了編譯的目的：“我們選譯這些資料，即是為了了解敵情和提供反面教材進行興無滅資的斗爭。我們從這些資料里可以進一步認清學術思想領域內，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真面目，認識帝國主義通過文化侵略毒化中國人民的罪惡活動，借以激發我們民族自尊心和愛國主義思想，積極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現代修上主義的斗爭，并且從斗爭中清除資產階級歷史學在中國史學界的流毒和影響，壯大歷史科學隊伍，團結一切愛國的歷史科學工作者，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新文化。”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關系在1971年開始解凍，費正清的名著《美國與中國》也在“供有關部門研究中美關系時批判和參考之用”的名義下，由商務印書館組織翻譯出版。

（二）

“文革”結束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的開始，沉寂已久的學術開始復蘇，由于較長時期的自我封閉，學界對國外學術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這種形勢，為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譯介的繁榮發展提供了客觀條件，而開風氣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則為中的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國門初啟的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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