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中國古代海外移民(宋元至明中期海外移民大增的原因？)

土夷,筑廬舍,操庸賈雜作為生活,或娶婦長子孫者有之,人口以數萬計。”

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中葉，隨著新航路的開辟以及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正式宣告了經濟“全球化”時代巨幕的開啟。歐洲人的航線將歐、亞、非以及新大陸連為一體，形成一個全球化視角下的商貿體系，而中國移民則成為此體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歐洲與中國兩大文明在東南亞地區不期而遇。與歐洲殖民者的合作也成為中國邁向近現代市場的重要一步。

明清時期，中國國內在經濟、社會層面“暗潮涌動”的變化對海上貿易以及移民的流動形成了巨大的壓力，雖然中國政府名義上實行“海禁”，對海商的容忍程度很低，但此等壓力促使王朝統治者對本國人口向外遷移不得不采取一種相對務實的態度。國內人口增長的壓力和對外貿易的利益，同時從被動因素與主動因素兩個方面說明了王朝統治者不可能禁絕沿海地區人民出海經商或傭工謀生的需求。

此一時期，西方殖民主義擴張的觸角延伸進東南亞地區，對中國海外移民形成了一股外部拉力。當時以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為代表的早期資本主義國家為擴大資本的原始積累，拓展商品交換市場，都熱衷于推行海外殖民政策。

正德六年既公元1511年，葡萄牙殖民者入侵馬六甲，隨后又占據摩鹿加群島和中國澳門，并以上述三個地方為據點幾乎壟斷了亞歐貿易；西班牙人在正德十六年進占菲律賓，以馬尼拉為據點連通亞洲與美洲之間的貿易線；而荷蘭則稍晚于17世紀前期逐步確立對爪哇的統治，以巴達維亞為中心經營遠東貿易。

東南亞

西方殖民者在東南亞建立侵略據點，必然與當地原住民發生利益沖突，殖民者利用武力侵占原住民的財富并壓迫他們的權益。屢次戰爭更是造成了殖民地本土各王國與部落之間的內部分裂。殘暴的殖民侵略導致當地原住民對殖民統治者的敵視。

雖然東南亞有豐富的熱帶資源，但卻缺乏勞動力，殖民者對使用當地勞工又心存顧忌。為解決殖民地開發勞動力不足的需求，吸引中國沿海地區的華人勞工就成了不錯的選擇；另一方面，為推動對華貿易亦需竭力鼓勵中國商人前往殖民據點提供絲綢、瓷器、茶葉等歐洲及遠東貿易市場所需的中國商品。

移居東南亞的華人在殖民者與殖民地原住民之間，起到一種不可替代的中間人角色。西方殖民者在掠奪東南亞資源時，因為遠離本土往往人手不足，并且缺乏對本地情況的了解。盡管這些歐洲官員和商人的背后有著強大的武力支撐，但他們其實很難與對其語言習俗了解甚少的原住民打交道。僑居當地的華人就成了殖民當局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華人積極參與了例如收購土特產、承包賦稅的征收等早期殖民機制的管理體系當中。

在近現代歷史進程中，中國向外移民肇始于帝國晚期的社會變革之際。隨著人口的增長，相應的人均土地面積減少，由此移民成為了中國農村家庭謀生的策略之一。通過對外貿易而從新大陸引進的各種薯類和玉米、花生等農作物又進一步推高了人口出生率。從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我國人口總量增加了3倍，而農田總量卻只翻了一倍。

可耕種土地面積的相應減少，迫使農戶家庭不得不采取各種措施應對農田不足的困境。一般在能夠保證家庭基本收入的同時，多余男勞動力就會外出謀生，或開山墾荒。另外婦女孩童也會到集市上出售自家農副產品，以補貼家用。還有的農戶為了使得有限的土地能獲得更高的回報率，就會種植煙葉、甘蔗等經濟作物。

中國的歷代統治者在制定無論是帝國內部的遷移或僑居海外的移民政策時，都會從意識形態、國家安全和實用主義三個方面予以考慮。

中華帝國統治者不像歐洲各國的君主密切關注自身的海洋利益，集權王國的權貴更在意穩定的農業與帝國安全的關系。因為本國土地稅收才是國家最主要的財政來源，所以統治者歷來重農輕商，因為商品貿易必然伴隨人口流動，而作為課稅對象商人明顯不如農耕者方便可靠。

移居海外經商常常被和威脅國家安全聯系起來，雍正就曾說：“朕思此等貿易外洋者，多不安分之人。”站在朝廷的角度，僑居海外無異于“棄絕王化”。

帝國的行政架構是相對僵化的，在面對一個幅員遼闊、千變萬化的社會時，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因此帝國統治往往只能停留在表層，很難真正滲透到社會各個角落。鄉間事務的日常管理很多方面只能交給那些地方名流，而在沿海省份，可以想見這些地方名流與海上貿易可謂利益攸關。因此中央王朝的禁海令基本上名存實亡，形同虛設。

面對土地資源不足，人口不斷增長的壓力，移民就成了一種生存策略。從新大陸傳入的玉米、花生、番薯又豐富了農作物的種類，相應的刺激了丘陵地帶的土地被充分開墾。

如果說西方殖民主義擴張對中國海外移民形成了一股外部拉力，那么中國自身面臨的社會動態則是另一股內部推力，在兩股力量的作用下形成了十六、十七世紀的華人面向南洋的移民潮。

中國古代移民和現代移民的特點

一、中國古代移民的特點

從人口稠密的中原地區遷往人口稀少的邊疆地區，從人口稠密的黃河流域遷往人口稀少的江南地區。且古代移民多數是因為天災人禍、戰亂導致當地不宜繼續居住而被迫進行遷徙，而且基本是在國內遷徙。

二、中國現代移民的特點

現代移民多數是自發進行遷徙，追求更好的生活，且多數是向海外遷徙。概括地說，我國的現代移民可分為三類：

1、50、60年代從沿海地區、特別是從沿海城市向西部地區的人口遷移，如企業內遷、支邊等等；

2、改革開放以來以農村勞動力流動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運動；

3、以及因工程建設項目而形成的工程移民。

擴展資料：

移民的原因分類：

1、按照移民原因分類

經濟、戰爭、自然災害、政治、宗教、生態、環境、工程移民；

2、按照移民自身意愿分類

（1）自愿性移民——有選擇權決定是否/如何遷移

（2）非自愿性移民——無選擇權決定是否/如何遷移

其中非自愿移民的安置較之于自愿移民的安置更為艱巨復雜，涉及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宗教、資源、環境、技術、心理等諸多方面。

3、按移民空間區域方向分類

（1）國內遷移：

農村——農村、農村——城市、城市——農村、城市——城市

（2）國際遷移

古時候有哪些中國人移民到了歐洲

甘英（生卒年不詳），字崇蘭，東漢人。曾于漢和帝永元九年（97年）奉西域都護班超之命出使大秦（羅馬帝國）。他率領使團一行從龜茲（今新疆庫車）出發，經條支（今伊拉克境內）、安息（即波斯帕提亞王國，今伊朗境內）諸國，到達了安息西界的西海（今波斯灣）沿岸。這次出使雖未到達大秦，但增進了中國人當時對中亞各國的了解。

張騫第一次出使西經過：公元前138年，他帶著百余名隨從從長安西行，在途中被匈奴人捉住，扣留了11年。他不忘使命，設法逃脫，輾轉到達大月氏。那時大月氏西遷已久，無意再與匈奴打仗。張騫返回長安，向漢武帝報告了西域的見聞，以及他們想和漢朝往來的愿望。

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 公元前119年，漢武帝派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張騫率領使團，帶著上萬頭牛羊和大量絲綢，訪問西域的許多國家。西域各國也派使節回訪長安。漢朝和西域的交往從此曰趨頻繁。

西域都護的設立： 西域各國紛紛歸附漢朝。公元前60年，西漢設立西域都護，總管西域事務。從此，今新疆地區開始隸屬中央的管轄，成為我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班超經營西域： 公元73年，東漢派班超出使西域，他幫助西域各國擺脫了匈奴的控制，被東漢任命為西域都護，他在西域經營30年，加強了西域與內地的聯系。班超曾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到達波斯灣。166年，大秦使臣來到洛陽，這是歐洲國家同我國的首次直接交往

公元399年，東晉的僧侶法顯，不顧年事已高，與四位同仁一道從長安出發了。橫穿塔克拉瑪干，翻越帕米爾高原，到達中印度，經過14年的旅程，最后從海上回到中國。法顯此行，抄寫了佛教《律藏》。

公元629年，唐代僧人玄奘再次從長安啟程，開始了真實的?#35199;游記?#12290;經涼州、過流沙河、哈密、穿越天山山脈，來到撒馬爾罕，再前行，與大雪山的冰雪搏斗，最后到達印度。

杜環 唐代旅行家。唐中葉京兆萬年(今陜西西安)人，《通典》作者杜佑的族子，生平不詳。唐玄宗天寶十載年(751)，隨安西四鎮節度使高仙芝出征西行至西域。與大食軍戰于但羅斯城(今哈薩克斯坦江布爾城附近)，唐軍大敗，被俘甚眾，杜環從軍在營，被俘往亞俱羅(今伊拉克巴格達南庫法)。他遠游中亞和西亞的許多地方，行蹤直至地中海，歷時11年之久。唐代宗寶應元年(762)，杜環乘商船從阿拉伯半島經海道由波斯灣、阿曼灣、印度洋，過馬六甲海峽、南中國海回歸祖國。這是一條海上絲綢之路，也是當時中國海外交通貿易的最遠航路。杜環回國后，將自己這段不平凡的經歷以及在西域、西亞等地的見聞，撰寫成《經行記》一書。杜環的西域之行，走過了當時東西方陸路和海道兩條絲綢之路，全程約計八萬里。他的行蹤范圍之廣，游歷時間之長，在中國和世界歷史上都是少有的。他是最早到達西亞和地中海的中國旅行家。它不僅向人們介紹了中亞、西亞和南亞地區的風土人情、地理概況，增進了人們對世界的認識，而且還促進了東西方各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及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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