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中印貿易是順差還是逆差(請問16世紀西歐同殖民地國家之間的“三角貿易”指什么？)

der”在香港地區稱為“運輸行”，性質相同于國內的貨代公司）簽發的運輸單據的規定如下：除非信用證另有授權，銀行僅接受運輸行簽發的在表面上具有下列注明的運輸單據：

I.注明作為承運人或多式聯運經營人的運輸行名稱，并由運輸行的簽字或以其他方式證實，其作為承運人或多式聯運經營人。或II.注明承運人或多式聯運經營人的名稱并由運輸行簽字或以其他方式證實。其作為承運人或多式聯運人的據名代理人貨代表。與I所描述的情況相反，簽發第II種情況的運輸單據的運輸行（貨代）不是作為承運人而應是貨主的代理人而出現的。

法律責任

如前所述，貨代有可能因為提單中對于簽發人的規定的不明確而被認定為承運人，對貨物的滅失、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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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遲延承擔責任。 但若貨代已在提單中毫無異議地表明了自己的代理身份，那么是否可以免除其對所運輸的貨物的滅失、損害和遲延的責任呢？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是否存在承運人對貨代的這種簽單代理權事前授權或者事后追認。

貨代的這種雙重代理的地位在海運中還是相對新生的事務，而這種做法已被國際航空貨物運輸業所普遍接受。

航空貨代，作為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的代理，可以以其所選任的承運客戶的貨物的該協會所屬的航空公司的名義，向客戶簽發航空貨運單。其所簽發的航空貨運單將毫無疑義約束該航空公司。由于整個航空貨物運輸業已建立起這樣一種制度，因此單個航空公司必然承認這種雙重代理的做法的法律效力。

而在海運界，缺乏統一的國際組織來支持貨代使用類似的單證。因而單個海運承運人往往不愿意預先給與貨代簽發這種雙重代理單證的授權。然而，當受到貨方起訴的情況下，海運承運人很可能承認以其名義所簽發的這種單證。盡管這種事后承認意味著承運人對于貨方的直接的合同責任，但同時它也意味著承運人可利用運輸單證中的條款免責。

地位影響

傳統上，貨代業是原外經貿部（商務部）的管轄，從事貨代業務應得到外經貿部的

貨代

批準，向外經貿部登記。但是新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海運條例》第七條規定：經營無船承運業務，應當向國務院交通主管部門（即交通部）辦理提單登記，并交納保證金。而以自己的名義向客戶簽發提單是經營無船承運業務基本要素，由此可見，向國務院交通主管部門（即交通部）辦理提單登記就成為經營無船承運業務的先決條件。

然而，如前文所述，從國際航運實務的角度而言，無船承運業務早已包含在貨代服務以及多式聯運服務之中，將無船承運人以及無船承運業務的概念引入到中國法律體系之中，只能在該行業的行政管理中引起重疊和混亂。從國際航運實踐上看，無船承運人這一法律概念是為美國法所獨有而與國際通行的航運實踐是格格不入的。

此外，無船承運人的業務范圍已經為有著幾百年歷史的貨代業所覆蓋，因此并不存在創設這一狹義概念的法律上的必要性。而且這一概念也與中國政府所作出的承諾（關于貨代業開放的時間表）不符。外國的貨代企業將對其進入中國市場所應適用的標準（是作為貨代還是作為無船承運人；是像商務部還是向交通部提出相應的申請）感到無所適從。與此同時，這一概念的出現將使增加中國的無船承運人進入國際市場的難度，因為再其所要進入的國家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

總之，貨代（freight forwarding）不是作為一個單純的法律概念所出現的。經過幾百年的發展，貨代已經成為一個正當的完整的行業，其獨特的法律性質和法律特征已為國際運輸行業以及相關行業所承認。我們應當逐漸縮小而不是擴大行業實踐與法律之間的鴻溝：是否有必要將一部分業務（無船承運業務）從貨代業中獨立出去從而增加法律體系的復雜性是值得懷疑的。事實上，正確的做法是建立關于貨代業的統一的行政法律和規章體系，而不是人為的創設新的法律概念以分割貨代業，從而造成行政管理的重疊的分割。

請問16世紀西歐同殖民地國家之間的“三角貿易”指什么？

16世紀西歐同殖民地國家之間的“三角貿易”指黑奴貿易。

16世紀開始的“黑三角貿易”即奴隸貿易，歐洲奴隸販子從本國出發裝載鹽、布匹、朗姆酒等，在非洲換成奴隸沿著所謂的"中央航路"通過大西洋，在美洲換成糖、煙草和稻米等返航。在歐洲西部、非洲的幾內亞灣附近、美洲西印度群島之間，航線大致構成三角形狀，由于被販運的是黑色人種，故又稱“黑三角貿易”。歷時400年之久。

比較第四次中外文化交流與前三次的異同

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特點

作者：tina

人類文化交流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因為世界上每個民族、社會都不是彼此孤立存在的，自古以來，他們便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在文化上自然也是如此，自從人類產生了文化，就有了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每個民族、社會的文化都有互相交流、互相吸收的現象。并且隨著歷史的演進，交流的地域愈來愈寬廣，交往愈來愈密切，相互影響也愈來愈大。所以說，文化交流是推動文化發展、進步的主要動力之一。中西文化交流也不例外。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十分悠久。它最早可追溯到中國漢代張騫通西域、甘英與大秦（古羅馬帝國）的接觸，唐代貞觀年間基督教的別支—景教傳入中國，宋元時期我國四大發明通過阿拉伯人傳入歐洲，為西方進入資本主義時代提供了物質和技術基礎；元代意大利人馬可·波羅撰寫的《馬可·波羅游記》第一次向歐洲人介紹了中國，引起了西方對中國文明的關注；新航路的發現，不僅促進了東西方的政治、經濟關系，而且導致了近代中西文化的直接交流。近幾百年里，曾經發生過兩次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其中第一次發生在16世紀末至18世紀中期，即明代中葉到清朝初年，天主教傳教士東來，為古老中國帶來了強勁的“西風”；同時，中國儒學傳入歐洲，對于啟蒙運動的產生和發展帶來了深遠的影響；第二次文化交流的高潮，發生在19世紀中葉，近代西方列強以血與火的方式強行進入中國，西方的思想文化再次東漸，主要是通過中國知識分子進行傳播；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面對山河破碎，痛定思痛，尋找濟世良方，他們大批出洋留學，自覺地學習西方文化，同時也大力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兩大陣營的對峙和西方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封鎖，中西文化交流一度陷于中斷；隨著冷戰的結束和新科技革命帶來的交通、通訊的無比便利，人類進入了相互依存進一步深化的“地球村”時代，經濟全球化浪潮席卷了全世界幾乎每一個曾經不為人知的角落，使封閉自守變得不再可能；同時中國實施了改革開放政策，以便承接全球化的挑戰。主動開放的內部因素、全球化的外部壓力和科技革命的助推，促成了當代中西文化交流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呈現出新的特點。

關于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特點，天津理工學院人文學院王克嬰在《近代與當代中西文化交流與沖突比較研究》一文中指出，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相比較，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不同之處有5點，分別是方式不同、心態差異、范圍和程度不同、內容不同、結果不同。[1]（P28~32）作者對他的總結基本同意。在本文中，作者試從時代背景、交流主體、傳播媒介、內容、深度和廣度等七方面分析一下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特點。

一、當代中西文化交流是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展開的。

當代中西文化交流進入了全球化的新時代。從國際范圍看，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隨著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經濟全球化進入了新階段。在我國，經過15年“黑頭發談成白頭發”的艱苦談判，2001年，隨著多哈會議一聲落棰，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開始了與世界經濟同步的進程。從中外文化交流史看，中國文化對外來文化的大規模整合從古至今有四次：第一次是漢唐時期佛教文化的傳入，第二次是明清時期西方耶酥會傳教士帶來的西方文化，第三次是“五四”時期對馬克思主義及以民主、科學為主要內容的西方文化的引進，第四次是改革開放以來進行的西方科學和文化規模不斷擴大的輸出，進入了中西文化整合的新階段。[2]（P178）有的學者從意識形態沖突的角度認為，這個時代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冷戰“歷史的終結”（福山），是西方制度和意識形態一統天下的時代；有的學者從人類文明發展演進的角度認為，這個時代是“文明的沖突”時代（亨廷頓）；也有學者認為，關于全球化所帶來的新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以及它們所創造出來的國際性文化新格局，可以概括為兩個對立的矛盾過程：一方面是文化的多樣性和差異性被同化，并趨于削弱和消失；另一方面，是文化的交流、互補、綜合，以及新的多樣化的出現。[3]（P75）所以，與我國經濟力求順應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同時，我國的文化卻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保持面向全球各國的開放、交往和互相借鑒態勢，另一方面又努力保持和伸張自身的獨特個性。也就是說，當全球經濟尋求一體化的時候，而全球文化卻力圖保持、開發或走向多元化。[3]（P322）所以說，當代中西文化交流進入了經濟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極化和文化多元發展的新時代，是在這個新時代的背景下展開的。

二、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由新的主體來擔當

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國主體是中國人，是“此人”而非“彼人”。從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看，中國主體也經歷了幾度變遷，盛唐的開闊胸襟和海納百川，明末清初對“西學”的積極引進和狂妄自大相伴隨，近代的閉關自守、積貧積弱和主體性的喪失，改革開放之前對西方對整個世界的無知無畏和對涉及“社--資”爭論的噤若寒蟬。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進入了生產力高度發展、對外全方位開放、文化百家爭鳴的時期，造就了當代中西文化交流嶄新的中國主體。所謂“新主體”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是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主體是獨立自主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綜合國力大大增強，國際聲威不斷提高。一洗近代百年恥辱，一洗先前封閉的蒙昧狀態。中國人民作為獨立自主的文化交流主體，正在世界文化舞臺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二是當代中西文化交流主體的文化教育水平不斷提高，主體文化融合意識增強。改革開放以來，“英語熱”、“出國留學熱”持續升溫，方興未艾，就是中國人學習外來文化的愿望和文化交流主動性大大增強的有力證明。可見，國人文化交流實力日趨提高，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大有希望。三是當代中西文化交流主體的心態越來越平和與理性。當代中西文化交流是在和平的、逐步的、我們主動開放的方式下進行的，西方文化的進入也是漸進的、經過篩選的和比較溫和的。[1]（P5）所以，國人能夠保持一種健康、平和的良好心態，能夠理性地認識中西方文化各自的優點和不足。

三、當代中西文化交流運用新的媒介

文化交流媒介是文化交流重要工具和手段。在當代中西文化交流中，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文化交流媒介的質量大大提高。從中西文化交流史來看，文化交流媒介的變遷經歷了從族群遷徙、戰爭到傳教士，從商貿、書信往來、圖書電影譯介到衛星電視、互聯網。總的來講，速度是由慢到快，范圍是由小到大，程度是由淺入深。從目前的現狀來看，全球傳播的主要媒介依然是廣播、電視、報刊等大眾傳媒，但與此同時，具有跨國傳播功能的媒介，如國際電話、傳真、電腦以及互聯網上電子郵件、數據庫等各種信息收集、處理和傳播的手段和工具，也正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4]（P113）有學者認為，單從媒體傳播手段來看，已經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報刊、廣播、電視，現在“第四媒體”—互聯網在我們的生活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5]有學者認為，互聯網使人類歷史正在進入全球傳播時代和大眾傳媒社會，當下大眾傳媒正以驚人的速度廣泛介入社會各個領域并與其發生強烈互動。[6]（P268）在全球化進程中，互聯網大有躋身傳統傳播媒介之上的勢頭，成為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嶄新途徑和媒介。據統計，截止2005年6月，我國上網人數超過1億人。互聯網上文化交流的發展，一方面摧毀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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