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東莞市鼎立國際貿易有限公司(軍工概念股有哪些)

展的必要養料和生存空間。二是第三產業的發展相對于其工業化進程明顯滯后。“蘇州模式”的弊端無可回避，轉變勢在必行。 2003年，蘇州確定了“三足鼎立”的方針：外向型經濟、民營經濟和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規模經濟。近兩年，蘇州經濟發展出現了外資與民資雙輪驅動的新局面。據蘇州市統計局統計，今年上半年蘇州市個體私營投資達到354.12億元，首次超過外資，躍居各種投資類型之首。科技創新在蘇州也有了很大起色。蘇州工業園區近年來投入上百億元，建設了國際科技園、獨墅湖高等教育區、風險投資基金等科技創新載體，相信會有好的收效。從“東莞制造”走向“東莞創造” “不管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下訂單，都在東莞制造”，這一形象的說法曾令東莞人頗為自得。20多年間，東莞發展成為年總產值超2000億元的“全球加工制造業中心”，外貿總量名列全國大中城市第三，居全國地級市之首，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東莞的發跡是“天時、地利、人和”之說的最佳版本。東莞毗連港、澳、穗、深，又是著名的僑鄉，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近百萬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港臺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享有投資優惠政策的大陸沿海地區轉移的第一次浪潮，東莞成了外商們在珠三角的首選之地。東莞的成功源于“三來一補”：通過由東莞提供土地、廠房，中國內地四川、湖南等省提供廉價勞動力，外資提供資金、設備、技術和管理的要素組合模式，對國際產業轉移進行承接。這種模式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推動了東莞經濟的大發展，但如今這種發展模式所釋放的增長能量已接近極限。東莞的外源型經濟絕大多數是加工制造環節，處于國際垂直分工的下游和末端，產品附加值十分有限，只能分得微薄的利潤份額。比如，一個鼠標在美國市場的售價是24美元，渠道商能賺8美元，品牌商賺10美元，而貼牌加工廠商只能賺0.3美元。據測算，改革開放以來東莞市生產總值每增1個百分點，就要消耗1200畝左右土地。如果按此速度計算，十幾年內東莞的土地后備資源將消耗殆盡。東莞的困境是珠三角乃至全國先發地區面臨的普遍性問題，其轉型無疑也備受矚目。東莞市委常委江凌說，在過去20年里，是外來資本選擇了東莞，東莞抓住了機遇，如今東莞要自己選擇外資。從“引資”到“選資”一字之差，體現出東莞現在看重提高利用外資的水平和質量。東莞還提出要創新利用外資的方式。同時，科技也正加速取代資本和土地而成為支持經濟發展的首要資源。位于東莞常平鎮的高寶集團建立了全國首家鎮級博士后工作站，斥資近億元建成全國一流的實驗室。從今年起，東莞市財政每年將投入不少于10億元，連續5年共投入50億元以上，資助引導企業建立研發機構等，打造科技東莞。晉江告別簡單集群模式 1994年，在中國農村發展道路研討會上，當晉江與溫州、珠三角并列作為中國鄉鎮經濟發展典范時，很多人不以為然：一個縣級市發展經濟的“標本”意義究竟有多大？12年過去了，晉江交上了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一個集群中的關鍵性企業被喻為第一粒樹種，一旦入土，就可能長出一片森林。潯興拉鏈就是一顆這樣的“樹種”。20年前，潯興拉鏈從1.6萬元起步，1995年組建集團，2002年成立SBS潯興拉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為集模具開發、拉鏈生產、電鍍、染色為一體的拉鏈專業化公司，有200多家企業為之配套，形成了產業集群，如今產值已達10億元。以發展產業集群來實現工業化、帶動城市化的路子，就是今日立足于區域經濟發展的現代版“晉江模式”。在晉江，這些集群共聚集企業6000多家，年產值600多億元，占全市工業總產值90%以上。“晉江模式”的帶動效應，令產業集群風一度在中國東部地區盛行。 “晉江模式”無疑是成功的，但并非完美無缺。晉江經濟能有今天，主要依靠的是民營企業，而這里的多數民營企業仍面臨三大“軟肋”：家族式經營、科技競爭力較弱和缺乏品牌保護意識。而且，當產業發展到一定的規模，產品品質和市場規模就將進入平穩期，也就意味著停止增長。這就是如今晉江人面臨的難題。于是，精明的晉江人開始走另外一條道路。晉江企業家深諳品牌的力量。從仿樣加工到貼牌生產，再到打響自有品牌，晉江逐步塑造出“品牌之都”的雛形。晉江現擁有中國馳名商標37枚、中國名牌產品24項、國家級品牌63個。晉江企業擅長以明星代言、媒體廣告來打造品牌，近年來每年廣告投入高達7億多元，有人戲稱中央電視臺體育頻道成了“晉江臺”。同時，政府也在設法促進“晉江模式”新的變革。晉江市委書記楊益民說，目前已有相當一部分產業集群告別簡單的“扎堆”聚集階段，開始依托自身優勢品牌引入新的經營模式。政府還將大力促使企業從家族體制走向股份合作制，通過資本紐帶形成新的集群。

有關臺灣的歷史資料

基本資料

行政區劃

臺灣位于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大陸架上，地處東經119°18′03″至124°34′30″，北緯20°45′ 寶島臺灣

25″至25°56′30″之間。面積3.6萬平方公里，包括臺灣島(面積3.58萬平方公里)、澎湖列島、綠島、釣魚島、蘭嶼、彭佳嶼、赤尾嶼。 在行政區劃上，臺灣省全省原本共轄基隆、新竹、臺中、嘉義、臺南5個省轄市，臺北、宜蘭、桃園、新竹、苗栗、臺中、彰化、南投、云林、嘉義、臺南、高雄、屏東、臺東、花蓮、澎湖16個縣。后來臺灣當局于1967年將臺北市定為“行政院院轄市”。之后，在1979年又將高雄設為行政院院轄市。此外，還設有所謂“福建省政府”，轄金門、連江（馬祖）2個縣。

名稱由來

在有據可查的史料上，“臺灣”這一名稱的出現不過300多年。但是史書證明兩岸人民對臺灣寶島早有稱呼，歷史上對臺灣的稱呼有近十個，不同的稱呼卻反映了中華民族對臺灣寶島的關心和期待。 在古老的中國出現國家機器時，就把中國劃分為九州管理，記載這一史實的是中國最早的史書之一《尚書·禹貢篇》。九州中的揚州管轄范圍北至淮河，東面至海。書中的“島夷卉服”就是指臺灣。康熙33年（1642年）高拱乾主修的《臺灣府志》中表示，夏商時期的揚州包括臺灣。日本學者尾崎秀真也認為“島夷”就是臺灣最早的名稱。“島夷”，臺灣的第一個名稱。 人們對海的知識逐漸增加，從水中走出來的人類開始把大海為人所用。春秋戰國時，近海交通有所發展，因此出現許多關于海上的傳說，其中方士徐福為秦始皇求長生不老之藥的傳說流傳至今。《史紀·秦始皇本紀》中記載的徐福上書中所稱的海上有三神山：蓬萊、方丈、瀛洲。后人認為“瀛洲”即為臺灣。徐福沒有回來，但是兩岸的來往在以后的歲月中越來越多。 作為專門的歷史地理書籍記載臺灣的是在《前漢書》。進入漢代，關于臺灣的記載開始多起來。在《前漢書·地理志》中有這樣的記載，在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為20余國，“以歲時來獻見”。后來許多學者認為“東鯷”應該指的就是臺灣。在《后漢書·東夷列傳》中，更是把臺灣分為三部分，“東鯷”即為北臺灣，“夷州”為中臺灣，“澶州”為南臺灣。在三百年前的荷蘭人連少挺（Linschoten）所繪的臺灣地圖中，也把臺灣分為三個島。把臺灣分成三部分，說明對臺灣的認識在加深。 直接描述臺灣情況的是在三國時期。三國鼎立時期，東吳位于江南，管轄范圍包括會稽和東南沿海地區。東吳和海外的關系較為密切。《三國志》中談及在孫權黃龍2年（230年）派軍隊出海遠征夷洲。不少學者認為“夷洲”就是臺灣。三國東吳臨海郡太守沈瑩可以稱之為最早的臺灣學者，在他的《臨海水土志》對當時被稱為“夷洲”的臺灣情況有著專門記載，只是此書已經流失，主要內容記載在《太平御覽》之中。從所記內容來看，這是當時最完整的關于臺灣的文字資料。當然也有人說此時的“夷洲”就是廣東或海南某地，但是從方位、氣候、地形、古跡、物產、習俗等方面考證，應該是指臺灣。通過《臨海水土志》，使得遠離臺灣海峽的許多內地人，知道了盡管是有限的、但是極為難得的臺灣的具體情況。 頗有大志的隋煬帝，施政并無多少值得夸耀的紀錄，但對外對內征戰卻有特殊的喜好，當然也對早有前朝前代所關注的臺灣起兵。據《隋書·東夷傳》所載，隋煬帝曾于大業6年（610年）發動遠征琉求之戰。“琉求”是何處？歷來爭議較大。但絕大部分學者都認為“琉求”即為臺灣，而非日本琉球。不管如何，隋代對臺灣已經相當了解。在《宋史·外國列傳》中則明確記載，琉求國在泉州之東，有海島稱“澎湖”，煙火相望。趙汝適的《諸蕃志》中也有類似的記載，當然所記內容不詳細。 對于臺灣的名稱，有不少人進行過研究。臺灣政治名人連戰出生于當地世家，他的祖父即為著名歷史學家連橫。連橫在代表作《臺灣通史》中說，“臺灣原名‘埋冤’，為漳泉人所號。”因為明代時期的閩南人歷盡艱辛到達臺灣后，因水土不服和勞累困苦，病死者眾多，死后連尸骨都無法運回故鄉，“故以‘埋冤’名之。”因為“埋冤”不吉利，而閩南話“埋冤”又與“臺灣”同音，所以易名為“臺灣”。這種分析不無道理，因為移民確實有過令人難以忘懷的痛苦經歷。 但是，連橫先生的結論也有牽強附會之處，因為同音的字很多，為什么用“臺灣”代替“埋冤”？“埋冤”不吉利，“臺灣”吉利又表現在什么地方呢？“臺灣”名稱的由來并非如此。 臺南是臺灣最早開發的地區，因此對臺灣的稱呼最初起于對臺南地區的稱呼。最初在臺南一帶居住的拉雅族，在介紹臺灣時稱為“Tayan ”或“Tai－An”，荷蘭人拼為“Taioan”，從大陸來的移民則讀作“Tai-Oan”。因此，由于讀音不同，在臺南一帶稱為“臺員”、“大員”、“大圓”、“大灣”、“大冤”。以后由閩南話的“臺員”轉音為“臺灣”，所指地區也由臺南一地擴及整個臺灣地區。自明代起，“臺灣”之名正式流行。 在明代閩人周嬰所著《遠游篇·東蕃記》中，以“臺員”稱臺灣。在明代萬歷年間（1573至1619年），在朝廷公文中出現“臺灣”。清代張眉的《瀛濡百詠》一書指出：周嬰把臺灣稱為“臺員”，“這是閩南語所造成的錯誤，從此臺灣之名始進入中土。”“臺灣”名稱由此而來，應該是比較客觀的。 [1]

歷史概要

封建社會興盛起來后，中原的王朝與臺灣之間有著許多來往。中國人發明的造紙術，極大推動了人類文化的傳播，當然也記下了中華兒女共同開拓臺灣、建設臺灣、保衛臺灣的辛勤和犧牲，也記下兩岸來往的史實。 第一次遠征臺灣發生在公元230年。三國時期吳國君主孫權派遣將軍衛溫、諸葛直率水軍一萬到達被他們稱為“夷洲”的臺灣，這是歷史上有書為證的中國王朝第一次與臺灣的聯系。他們的臺灣之行歷時一年，最后因為疾病流行，水土不服，官兵死傷十之八九，最后則帶著數千名臺灣居民回到大陸。事實上，這類軍事遠征并非是殺人越貨，而是封建王朝確立和鞏固統治范圍的常用手段。 帶回來的臺灣人，介紹了許多臺灣的情況。幾十年后，吳國臨海郡太守沈瑩根據從臺灣返回的吳國官兵和帶來的臺灣居民介紹的情況，在公元264至280年間寫下《臨海水土志》（見《太平御覽》第780卷 ）一書。他稱這片海上的土地是“夷州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眾山夷所居。山頂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此夷各號為王，分劃土地人民，各自別異。”“土地饒沃，既生五谷，又多魚肉。”還介紹了當地的物產、人民、風情、工具、古跡等，其中的“山頂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則證明了在春秋戰國時期，臺灣為越國的版圖。 書中地描述讓人們對當時的臺灣有了形象的認識：夷州在臨海郡東南2000里，當地氣候炎熱，沒有霜雪，草木四季常青，四面是山，土地肥沃，種植五谷，多產魚肉，紡織細布，冶煉銅鐵。居民為在高炎熱氣候中保存食物，把魚肉鹵在在大陶罐中，不僅自己當作佳肴，還用來招待客人。男女婚嫁乃由父母決定，女孩子出嫁后都要打掉上面的門牙。居民分為不同部落，各有自己的土地和首領。首領召集民眾時，用木棍敲擊中間掏空的木頭，聲音可傳四、五里遠，居民聽見后紛紛趕來。打仗時將敵人的頭砍下來，掛在院中的大木杵上，幾年都不摘下來，以彰顯自己的戰功。 這是世界上第一次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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