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南自由貿易港法心得體會(黨員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學習心得體會五篇)

16年的81立方米、52.8立方米降至60.8立方米、38.4立方米，農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數由0.542提高到0.559。然而，當前資源節約、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三大領域的協同作用尚未得到很好發揮。事實上，環境綜合治理是生態保護修復的必然要求，只有將三大領域的戰略規劃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統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建議》圍繞“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從加快推動綠色低碳發展、持續改善環境質量、提升生態系統質量和穩定性、全面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等四個方面提出具體要求。各地應注重提高資源節約、環境治理和生態建設在政策設計中的地位和占比，更加注重系統觀念，統籌資源環境生態源頭化治理，加快形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控制環境污染、保護生態系統三者相互促進的生態文明建設格局。

深化生態資源產權制度改革，強化生態產品市場化基礎。盡管當前我國生態產品市場規范已初步形成，但仍存在一定約束。其一，生態產權邊界不明晰：一是空氣、水等自然資源的自身屬性決定其產權無法準確界定，二是國有自然資源的收益群體存在爭議，導致產權邊界難以界定，由此阻礙了生態資源轉化為生態資產，進而影響生態資源轉化為經濟效益。其二，缺乏成熟統一市場體系：一是生態產品認證標準制度不完善，生態產品的供需雙方信息不對稱現象明顯，二是由于難以統一制定生態產品價格標準，當前林權、水權、碳排放權等生態虛擬產權始終相互分離、自成體系，規范生態產品市場難度很大，市場體系化進程緩慢。為此，需完善生態資源的產權制度，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農房所有權、林權、水權等自然資源產權進行確權和賦權，力求“山有界、樹有權、地有證”，為生態資源向生態資產轉化奠定基礎。另一方面，需建立完善的生態產品認證標準體系，加強生態產品標志管理，指導和監管生態產品生產過程，助推生態產品品質提升;規范生態產品市場標準，維護生態產品標準化市場秩序，引導生態產品市場消費。

擴大生態補償覆蓋面，完善生態補償標準。當前，我國生態補償覆蓋面有序增加，逐步由單一的天然林擴展到水域、山區、農田等區域。但生態補償標準亟待統一，在補償主體界定、補償方式、補償資金來源與數量等方面均缺乏科學界定與統一標準。因此，一要統一生態補償受益主體標準，改變當前生態補償受益方多停留在政府層面的現狀，將居民納入生態補償受益群體。二要統一生態補償方式標準，當前我國生態補償方式以單一財政支付為主，如果生態補償方式標準無法統一，將進一步增大社會資金進入生態補償體系的風險，從而阻礙生態補償方式有序創新，導致生態補償資金來源單一的困境無法突破。三要統一生態補償資金標準，加快構建生態系統生態價值核算體系，在全國范圍內統一生態系統生態價值核算標準，減少補償資金的隨意性，增強生態補償制度的公平性建設。通過制定統一的生態補償受益主體標準、生態補償方式標準、生態補償資金核算標準，在保障生態補償資金的補貼性質基礎上，進一步增強其對生態保護與建設的激勵作用。

篇3

“一老一小”牽動著億萬家庭，對全周期美好生活具有深刻影響。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可以為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等提供切實保障。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老有所養、幼有所育工作。近年來，《國家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中長期規劃》制定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適時修訂，事關“一老一小”的法規政策日趨完善，服務體系不斷建立健全，有力促進了老年人、兒童及其家庭的民生福祉。也應看到，在即將邁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之際，我國養老托育服務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愈加凸顯。

一是地方政府職責不清晰，越位和缺位現象并存。有的地方熱衷高端項目，招商引資引來的養老地產項目有養老之名、無服務之實，個別早教項目違背規律、揠苗助長。有的地方“一老一小”工作還停留在保障傳統福利對象的層面，城鄉特困老年人、孤兒、事實無人撫養兒童以外的大量社會老人和兒童難以享受養老托育服務。

二是普惠性服務不足，供求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一方面，隨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勝利在即，城鄉居民家庭和老年人收入增長，卻仍難以購買到安全有保障、價格可負擔的服務。另一方面，養老托育市場潛在需求巨大，消費快速增長，但行業投資回報率依然偏低，大部分機構處于虧損狀態。面向中等收入群體提供的服務短缺，“夾心層”問題突出。

三是傳統政策效應式微，養老托育機構融資難。“一老一小”以地方事權為主，重視民生工作、財力雄厚的地方通常是養老托育服務發展較好的地方;片面追求GDP數字、公共財政底子弱的地區養老托育服務則普遍滯后。過去主要靠投資帶動、靠貸款支持的政策方式效應在減弱，迫切需要探尋新的政策路徑。

四是家庭能力弱化，主體責任履行面臨困境。家庭本應是贍養老人、照料兒童的第一責任主體，但責任履行需要能力支撐，“上有老、下有小”的雙職工家庭通常難以負荷。家庭規模小型化和能力弱化的趨勢，客觀上會增加家庭履職盡責不到位的風險。

五是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大，服務方式不適應新要求。在嚴格防控下，養老機構的家屬探視、志愿服務等活動一度按下暫停鍵，托育機構不得不暫停營業。下一步，亟待探索符合常態化疫情防控要求的新型服務方式。

篇4

近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促進養老托育服務健康發展的意見》，制定了回應社會熱點、打通政策堵點的一系列新舉措，為上述問題的妥善解決提供了新方案。當前，應以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為引領，以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為路徑，為美好生活和新發展格局提供助力。

以場地設施為重點，降低服務成本。充分挖掘土地、房屋、設施的供給潛能，利用大數據手段，集中梳理可用于養老托育服務的各類空間資源，特別是利用效率較低的地塊、商業設施、社區用房、政策性住房等，并且向社會公布相關信息，最大限度降低養老托育服務的硬件成本。

以中央投資為示范，強化融資支持。繼續實施城企聯動普惠養老、支持社會力量發展普惠托育等專項行動，增強中央預算內投資的支持力度，更加有效帶動地方投入和社會資本進入。綜合運用失業保險基金、穩崗和培訓補貼等手段，對受疫情影響嚴重的養老托育機構進行政策性救助。探索利用基金、貸款、債券等金融工具，拓寬養老托育機構常態化融資渠道。

以能力建設為支撐，幫助家庭盡責。把提高家庭發展能力作為鞏固家庭養老育幼基礎地位的重要抓手和實現途徑，以專業照護能力為重點，依托城鄉基層和互聯網平臺開展家庭指導服務。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為長期照護失能失智老年人和殘疾兒童的家庭成員提供支持。

以業態創新為導向，發展新型服務。探索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在養老托育產品中的深度應用，提供智慧化、智能化服務。推廣養老機構互聯網平臺化發展等有益經驗，在常態化疫情防控條件下促進“一老一小”相關服務持續健康發展。

篇5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將“改革開放邁出新步伐”、推動“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基本形成”作為“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彰顯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堅持開放發展理念、將開放之門“越開越大”的決心和定力。面對復雜多變的發展環境，加快從數量型、規模型開放轉向質量型、制度型開放成為新一輪擴大開放的必然選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締造了后起大國工業化的增長奇跡，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普遍認可。回溯40多年來走過的發展歷程，中國對外開放的基本經驗在于順應歷史前進的大方向、大邏輯，充分發揮比較優勢，逐步釋放“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的制度紅利，從而為經濟增長和結構轉型注入了持久的動力和活力，帶動中國產業競爭力和國際分工地位的全面提升。如今，中國經濟已然牢牢嵌入于世界經濟體系之中，而作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強動力之一，中國推出的改革開放重大舉措都將產生深遠影響和多樣化的外溢效應，這就要求我們以更加寬闊的視野，積極探索對外開放新模式，促進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為推動人類文明發展作出符合時代要求的貢獻。

進入新時代，我國擴大對外開放面臨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發生了重大變化。從國際形勢看，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全球化演進的動力機制由資本和成本驅動加快向知識和創新驅動切換，為我國到2035年“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提供了戰略機遇。然而，現階段新工業革命對全球經濟增長的影響及其“創造效應”尚未充分顯現，新冠肺炎疫情疊加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對世界經濟造成了嚴重沖擊。長期來看，貿易投資自由化是全球化的主基調，但全球化的歷史演進是螺旋式上升的過程。疫情下，全球供應鏈出現局部斷裂，國際分工體系和一體化生產網絡暴露出其固有的脆弱性。

從國內發展條件來看，一方面，隨著科技實力提升和資本快速積累，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和貨物貿易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方式不再局限于承接國際產業轉移，而是憑借不斷增強的國內配套能力、更加完善的產業體系和日益活躍的創新活動向全球價值鏈更高端環節攀升。在5G、人工智能等前沿領域和新興產業，我國開始具備與發達國家同步競爭的能力，線上經濟更是處于全球領先地位。另一方面，近年來，國內勞動力、能源、土地等要素價格攀升，我國傳統比較優勢有所弱化，在國際市場上受到來自發達國家高附加值產品服務與發展中國家低成本生產的雙向競爭和“兩端擠壓”，出口對GDP的貢獻明顯下降，迫切需要加快培育國際競爭新優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成本低、沖擊小、相對比較容易凝聚共識的領域逐步開放到位，還有一些部門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遭遇“玻璃門”“天花板”。“改革開放邁出新步伐”就是要對這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發起攻堅，對體制機制中的“痛點堵點”標本兼治，這不僅要有開放的新思路新模式，更需要改革與開放相互促動、協同推進。

中國經濟韌性強勁，產業體系富有彈性，國內市場規模巨大，新興業態充滿活力，這些突出優勢是我國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維護國內改革發展穩定局面、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嚴重沖擊的突出優勢。過去40多年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是在開放條件下取得的，未來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同樣要在更加開放的制度環境下推進。

開放是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邁向大國復興的必由之路，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途徑。著眼于實現到2035年“形成對外開放新格局，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明顯增強”的戰略目標，“十四五”時期要堅持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進一步完善負面清單管理機制，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條件，瞄準市場需求熱點，加大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電子商務、網絡服務、智慧物流等數字經濟和智能制造等領域引資引智力度，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數字化、綠色化轉型和國內消費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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