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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演愈烈的同時，歐洲正在形成兩大軍事集團，準備用武力來打破原有的均勢。在此背景下，美國逐漸出現了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公眾輿論。1896年布魯克斯·亞當斯發表《文明與衰落的規律》一書，論證了美國從孤立主義走向國際主義的合理性與必然性，要求美國放棄孤立主義，趕快走上國際舞臺，擊敗主要競爭者，建立由美國領導的國際新秩序。年輕的海軍軍官、歷史學家馬漢研究了世界海洋史特別是英國在全球的擴張之后，于1890年出版了《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一書，明確提出著名的“海權論”。馬漢還撰寫了一篇篇論文，用海權論解釋新的國際秩序的藍圖。他認為，一個國家若想在世界事務中起重要作用，就一定要掌握海權；控制海洋是海權的軍事因素，利用海洋是海權的經濟因素；美國要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建立強大的海軍，以實現自己的戰略目的。亞當斯與馬漢從不同的角度對未來的國際新秩序與美國的地位加以論證，代表了美國的國家利益，成為公眾輿論的主旋律，對眾多美國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尤其是先擔任助理海軍部長、后出任總統的西奧多·羅斯福產生了較大影響。因此，“海權論”適應了美國渴望重新瓜分世界的政治需要，是美國對外戰略發生轉折的重要征兆。

第三，美國的軍事戰略已初露端倪。美西戰爭是美國獨立戰爭以后準備最充分的一次戰爭，“予有準備”被認為是這次戰爭中采用的軍事戰略的最大特點。早在19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就著手制定對西班牙的作戰計劃。1896年海軍軍官威廉·金布爾在《與西班牙的戰爭》的戰略報告中指出：美國對西班牙的戰爭目標應是使古巴獲得獨立，奪取菲律賓和波多黎各，主攻方向應是古巴和菲律賓；戰爭的關鍵是奪取制海權，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主要戰爭樣式是海戰，海軍的行動將決定戰爭的進程。戰爭開始后，美國政府基本是按照這一戰略設想來指導戰爭的。美國不以攻擊西班牙本土為目標，而是以攻擊西班牙幾處海外殖民地為目標，作戰方向和地區處于西班牙帝國勢力范圍的邊緣。因此，美國在美西戰爭中的戰略被稱為“外圍戰略”，即直接攻擊西班牙帝國脆弱外圍的戰略

第四，美國開始突破門羅主義的限制，將注意力從美洲轉向其他大陸，走上海外擴張的道路。1823年美國提出了指導在西半球進行擴張的“門羅主義”。1898年4月，美國發動美西戰爭，奪取古巴、波多黎各、菲律賓和關島等地，將觸角伸進了太平洋地區。1899年，美國務卿海約翰又兩次提出“門戶開放”政策，要求與其他西方列強共享侵略中國的權利。以美西戰爭和“門戶開放”政策為標志，美國的對外政策進入了海外擴張的地區主義階段。

二、美國全球戰略的正式形成和發展

一戰前夕，著名英國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將目光投向遼闊的歐亞大陸，第一個區分了陸權與海權的觀念。他問道：從地理關系的某種一貫性看，世界政治的中樞地區難道不是歐亞之間那塊廣闊地區嗎?于是，歷史上就有了著名的麥氏三段論式的政治咒語：“誰統治了東歐，誰就能控制大陸心臟地帶；誰控制大陸心臟地帶，誰就能控制世界島(歐亞大陸)；誰控制了世界島，誰就能控制整個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整個國際關系史和美國戰略史上的一個轉折點。近300年來，特別是19世紀以來，歐洲曾長期位于世界政治的中心，維持以歐洲均勢為中心的傳統國際關系格局。二戰打破了這個格局，英國和法國淪為二等強國，西德和意大利處于戰敗國地位，歐洲在國際事務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時代已成為歷史。美國不僅走上了世界戰略的大舞臺，而且在戰爭中大大增強了自己的經濟、軍事和政治實力。美國憑借遠遠超過其他任何國家的實力，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霸主，崛起為國際關系的力量中心。于是，它徹底拋棄孤立主義政策，從國際關系的邊緣走向中心，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擴張，已成為形勢發展的必然。早在大戰期間，羅斯福等人就設計了一套建立戰后世界秩序、實現“美國世紀”的辦法，通過主導成立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簽定“關稅和貿易總協定”等，為戰后整個世界格局的確立奠定了基石。美國和蘇聯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的對立以及1945年4月杜魯門接任總統，又加速了美國奉行全球主義、與蘇聯對抗的過程。蘇聯作為世界上第一個也是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為取得二戰的勝利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國際地位。在蘇聯的影響下，社會主義陣營越出一國的范圍，影響不斷擴大。蘇聯也不再囿于地理的限制，將影響擴展至歐洲。在此情勢下，美蘇爭奪迅速在全球范圍內展開，使美國“對國家安全、戰爭以及和平的傳統看法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不得不尋求新的途徑來保障國家的安全”。

為全面實施“遏制戰略”，美國在歐洲推出“馬歇爾計劃”，建立北約，并重新武裝西德。在亞洲，美國先后與菲律賓、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韓國等國簽署了雙邊和多邊條約，并在這些條約的基礎上于1954年9月與相關國家簽署了《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在東亞和東南亞形成了針對中國的戰略包圍圈；在中東，則推動英國主持建立了中央條約組織，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又推出了“艾森豪威爾主義”。斯皮克曼認為，美國這種對蘇聯(以及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遏制戰略”，實質是在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保持美國的軍事優勢，以壓制蘇聯向邊緣地帶突破，進而向西方海上力量挑戰。

“遏制戰略”的提出，標志著美國戰略質的轉變和飛躍。這種轉變主要體現在：(1)從戰時與蘇聯結盟共同抗擊德日意等法西斯國家，過渡到以蘇聯為主要對手和作戰對象，遏制蘇聯和“共產主義的擴張”成為戰后40多年美國貫徹始終的戰略目標。(2)從以美國本土為中心的美洲堡壘戰略向真正的全球戰略過渡，突破了長期以來一直以關注美國本土安全為主，對歐洲事務較少介入的“孤立主義”戰略思潮，轉而強調美國利益和美國安全的全球性，首次制定了積極干預世界事務、爭奪世界主導權的較完整的全球戰略。從這一戰略開始，美國戰后至今各個時期的軍事戰略均具有明顯的全球性和進攻性。(3)從傳統的常規戰略開始向核條件下的現代戰略體系轉變。雖然提出和實施“遏制戰略”的初期，美國還沒有形成系統的核戰略，但是隨著1945年8月原子彈在廣島和長崎的實戰運用，美國已經開始研究運用核武器的理論，核戰略的雛形正在形成。(4)從步西歐后塵到走在世界前列。二戰以前，美國的軍事戰略思想基本上是對英、法等西歐國家傳統軍事理論的摹仿，國家政策中政治和軍事兩個方面一直存在脫節現象，從未出現過將政治目標和軍事目標結合在一起的戰略理論。從“遏制戰略”開始，美國一掃以往由于戰略傳統缺乏而呈現的戰略思維貧乏，迅速掀起“戰略熱”，開創了美國現代戰略研究的新局面，創立了具有美國特點的獨立的戰略體系，對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各大國戰略思想的發展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遏制戰略”既是杜魯門政府的軍事戰略，同時也是其國家戰略——“杜魯門主義”的核心，奠定了戰后美全球戰略的基礎。這種軍事戰略和國家戰略合二為一的情況，表明戰后初期美國尚未形成完整的、多層次的戰略體系。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之一是，當時美國尚未建立統一的國際機構去規劃和運籌統一的軍事戰略，國家戰略和軍事戰略均由總統提出和制定。在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美國的軍事戰略和國家戰略開始區別開來。“新面貌”政策和“新新面貌”政策是美國的國家戰略，“大規模報復”是軍事戰略。但由于這一時期美軍事戰略的制定基本上是由國防部以外的官員提出和制定的，從戰略決策程序來看，軍事戰略和國家戰略的“分家”尚未完成。到肯尼迪—約翰遜政府時期，美國進一步理順了軍事戰略和國家戰略的關系，不但將“和平戰略”作為國家戰略，而且還一改過去由國務院官員提出和制定軍事戰略的先例，由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泰勒提出了名為“靈活反應”的軍事戰略。美軍事戰略的內容也愈加充實，層次日漸明晰，軍事戰略之下開始明確區分出核戰略和常規戰略。從1969年到1982年的12年間，美國經歷了尼克松、福特、卡特三屆政府的變遷，發生了由共和黨政府向民主黨政府的更迭。這個時期，由于美國深受“越戰綜合癥”困擾，蘇聯乘機步步緊逼，美蘇日歐中五大力量中心正在形成，美國不得不推行重視伙伴關系、實力和談判三原則的“尼克松主義”，謹慎地走一條介乎世界警察和孤立主義兩種極端政策之間的中間路線。與國家戰略相一致，美提出了“現實威懾”軍事戰略。“尼克松主義”和“現實威懾戰略”的內涵基本一致，核心都是推行“當地人打當地人”的方針，力避美軍再次卷入越戰式的局部戰爭。1981年里根政府上臺后，在國家戰略上提出了“里根主義”，表示美國要在任何出現蘇聯侵略或蘇聯支持的侵略行動的地方進行抵制，力圖將蘇聯的影響推回到蘇聯的國土范圍之內。作為“里根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里根政府在軍事上提出了“新靈活反應戰略”。“里根主義”和“新靈活反應戰略”的提出和發展，標志著美全球戰略跨越了戰后對蘇聯單純遏制的范疇，進入了一個主動進攻、靈活反擊的新階段。

三、冷戰后美國全球戰略的調整與趨向

(一)布什政府時期

80年代后期，國際形勢開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執意倡導和推行“新思維”，全面自我否定，走全盤西化之路，結果非但未能扭轉蘇美爭奪中的不利態勢，反而導致政局動蕩，經濟形勢惡化，民族矛盾尖銳。蘇聯的“徹底改革之風”波及中、東歐國家，中、東歐國家開始脫離蘇聯的軌道，探索新的發展模式和對外政策。受自身政治、經濟和民族危機的影響，蘇聯被迫大幅度削減軍費開支，實行收縮性的軍事政策，在軍備競賽和地區爭奪上已明顯不是美國的對手。蘇聯綜合國力急劇衰落，國際影響日漸跌落。

面對迅猛變化的國際形勢，美不能不對戰后持續40多年的全球戰略進行全面的根本性的調整，以尋找新的范式替代反共產主義的“遏制戰略”。 1990年3月，布什向國會提交了他上臺后的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該報告提出，美國對蘇聯不能只是簡單地進行遏制，而是要大膽地“超越”戰后長期奉行的“遏制戰略”。他試圖以比所有前任更大的抱負和雄心，通過綜合運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多種手段，“將蘇聯作為一個有益的伙伴納入國際體系中”，從而“開創一個超越遏制的新時代”。

世界局勢的巨大變化，還使美國感到在戰略上需要確立一種由它領導和支配下的世界秩序，以最大限度地維護和擴展其在全球的利益。1990年9月，在海灣危機爆發不久，布什即正式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戰略構想。之后，布什又多次對他的“世界新秩序”構想進行補充和進一步闡釋。“世界新秩序”的主要內容有：(1)強調在美國的領導下，實現一個“和平和安全、自由和法治”的世界；(2)在國際事務中更加強調“多邊”合作，而不是“單邊”行動，注重發揮盟國和聯合國的作用；(3)按照美國的價值觀和理想，建立新的國際體系，在世界上鞏固和推進所謂“自由”與“民主”事業；(4)實施地區防務戰略，重點防止和應對威脅美國利益的地區沖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構想，是冷戰結束之初美國在對外關系方面的一個綱領，其基本目標是維護冷戰后世界的安全與穩定，應付美國面臨的各種新的挑戰，在世界上推進“民主”事業，從而維護美國的全球利益。

布什政府時期美國全球戰略雖仍帶有過渡色彩，未完全拋棄冷戰期間的戰略觀念，但它第一次確定了冷戰后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全球戰略總目標，勾畫出美國新全球戰略的一個粗略的輪廓，成為布什政府對美全球戰略實施調整的總方針。

1993年1月13日，國務卿克里斯托弗在參議院對外關系委員會提名聽證會上提出，冷戰后美國“需要設計一項新的戰略”來保護美國利益：第一必須促進美國的經濟安全，第二必須保持強大的防務力量，第三鼓勵正在發生的全球民主化革命，并強調對國外民主和人權的支持能夠而且應該是改善美國安全的一項中心戰略原則。1月18日，克林頓發表演講時再次強調，世界已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美國外交政策必須適應這種變化來達到自己的目標，再次強調美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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