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絲綢之路貿易的演變趨勢是什么(古代對外貿易有什么特點)

器時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馬古道是人類歷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難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積最大的高原，被稱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極”。所以，說茶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沒有問題的。正因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幾乎橫穿了整個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難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當是首屈一指。說茶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難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現在：其一，茶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東緣橫斷山脈地區是世界上地形最復雜和最獨特的高山峽谷地區，故其崎嶇險峻和通行之艱難亦為世所罕見。茶馬古道沿途皆高峰聳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嶺、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強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綱》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亞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圍懸絕。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東北之黃河流域傾斜較緩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狀。尤以與四川盆地及云貴高原相結之部，峻坂之外，復以邃流絕峽竄亂其間，隨處皆成斷崖促壁，鳥道湍流。各項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難展施。”據有人統計，經川藏茶道至拉薩，“全長約四千七百華里，所過驛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繩橋十五，渡鐵橋十，越山七十八處，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個月的時間不能到達。”清人對茶馬古道之險峻崎嶇有生動的描述，焦應旂的《藏程紀略》記：“堅冰滑雪，萬仞崇崗，如銀光一片。俯首下視，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誠有生未歷之境，未嘗之苦也。”張其勤的《爐藏道里最新考》記，由打箭爐去拉薩，凡閱五月，“行路之艱苦，實為生平所未經。”杜昌丁等的《藏行紀程》記滇藏茶路說，“十二闌干為中甸要道，路止尺許，連折十二層而上，兩騎相遇，則于山腰脊先避，俟過方行。高插天，俯視山，深溝萬丈……絕險為生平未歷。”茶道通行之艱難，可見一斑。其二，茶馬古道沿線高寒地凍，氧氣稀薄，氣候變幻莫測。清人所記沿途“有瘴氣”、“令人欲死”之現象，實乃嚴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應，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誤為“瘴氣”。茶馬古道沿途氣候更是所謂“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時經歷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風等，氣溫變化幅度極大。一年中氣候變化則更為劇烈，民諺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臘，學狗爬。”其行路之艱難可想而知。千百年來，茶葉正是在這樣人背畜馱歷盡千辛萬苦而運往藏區各地。藏區民眾中有一種說法，稱茶葉翻過的山越多就越珍貴，此說生動地反映藏區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貨志》載：“自碉門、黎、雅抵朵甘、烏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長艱險的高原之路，使茶馬古道堪稱世界上通行難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馬古道是漢、藏民族關系和民族團結的象征和紐帶。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因此，中國的歷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漸聚合在一起的歷史。茶馬古道所見證的，正是漢、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樣逐漸聚合的歷史過程。我們知道，漢族文明的特點是農業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點則是高原地域和藏傳佛教，兩者都有深厚的底蘊，但也有一些差異。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兩者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個在中國歷史舞臺上發揮過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為中國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雖然由多種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這條連接漢、藏之間的茶馬古道在其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說，漢、藏之間在經濟上的互補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為今天中華民族大家庭成員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茶馬古道的意義顯然并不僅止于歷史上的茶、馬交換，事實上它既是歷史上漢、藏兩大文明發生交流融合的一個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漢、藏兩個民族進行溝通聯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親近和靠攏的主要紐帶。恰如藏族英雄史詩《格薩爾》中所言：“漢地的貨物運到博（藏區），是我們這里不產這些東西嗎？不是的，不過是要把藏漢兩地人民的心連在一起罷了。”這是藏族民眾對茶馬古道和茶馬貿易之本質的最透徹、最直白的理解。所以，無論從歷史與現實看，茶馬古道都是漢、藏民族關系和民族團結的象征與紐帶。

第四，茶馬古道是迄今我國西部文化原生形態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條民族文化走廊。

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東地區是我國典型的橫斷山脈地區，也是南亞板塊與東亞板塊擠壓所形成的極典型的地球皺褶地區。岷江、大渡河、雅礱江、金沙江、瀾滄江、怒江六條大江分別自北向南、自西向東地從這里穿過，形成了世界上最獨特的高山峽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對外交往的不便，使該地區的民族文化呈現了兩個突出特點：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點異常突出。沿著茶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個現象，即隨著汽車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樣式、衣著服飾、民情風俗、所說語言乃至房前屋后宗教信仰標志始終像走馬燈一樣變化著，讓你應接不暇。對這種現象，當地諺語有一個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這種多元文化特點，使茶馬古道成為一條極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積淀和保留著豐富的原生形態的民族文化。茶馬古道所途經的河谷地區大多是古代民族遷移流動的通道，許多古代先民在這里留下了他們的蹤跡，許多原生形態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積淀和保留在當地的文化、語言、宗教和習俗中，同時也有許多歷史之謎和解開這些歷史之謎的線索蘊藏其中。千百年來，不僅是漢、藏之間，藏族與西南其他少數民族乃至藏族內部各族群之間的文化交流與傳播均在這里默默地、不間斷地進行著，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沖突與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間積極的互動、融合與同化。事實上，正是這條東西橫跨數千里，穿越青藏高原眾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語言和不同文化地區的茶馬古道，猶如一條彩帶將他們有機地串連起來，使他們既保持自己的特點，又彼此溝通和聯系并協同發展。所以，茶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薈萃的走廊，又是各種民族文化進行交流、互動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點的一個極具魅力的地區。誠如費孝通先生所言，該地區“沉積著許多現在還活著的歷史遺留，應當是歷史與語言科學的一個寶貝園地”。

絲綢之路與茶馬古道的歷史意義和當前發展趨勢以及帶來的影響

茶馬古道的社會經濟價值

☆茶馬古道——昌都地區最特殊的地域名稱

☆茶馬古道——昌都地區的陸上交通大動脈

☆茶馬古道——昌都地區對外開放的金鑰匙

☆茶馬古道——昌都地區大開發的重要基石

☆茶馬古道——昌都地區經濟大繁榮的命脈

☆茶馬古道——昌都地區旅游發展的著力點

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是歷史上橫貫歐亞大陸的貿易交通線。中國是絲綢的故鄉，在經由這條路線進行的貿易中，中國輸出的商品以絲綢最具代表性。19世紀下半期，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就將這條陸上交通路線稱為“絲綢之路”，此后中外史學家都贊成此說，沿用至今。

衣料從遠古到現代的演變過程

1.中國古代服飾

西周時，等級制度逐步確立，周王朝設“司服”、“內司服”官職，掌管王室服飾。根據文獻記載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國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時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戰國之交被納入禮治。王室公卿為表示尊貴威嚴，在不同禮儀場合，頂冠既要冕弁有序，穿衣著裳也須采用不同形式、顏色和圖案。最著名的為《尚書·益稷》所載十二章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繡，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十二章紋遂成為歷代帝王上衣下裳的服章制度，一直延用到清帝遜位、袁世凱復辟稱帝。從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飾裝飾雖繁簡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國服裝的基本形制。

春秋戰國服飾(公元前770～前221)春秋戰國時期織繡工藝的巨大進步，使服飾材料日益精細，品種名目日見繁多。河南襄邑的花錦，山東齊魯的冰紈、綺、縞、文繡，風行全國。工藝的傳播，使多樣、精美的衣著服飾脫穎而出。春秋戰國時期，不僅王侯本人一身華服，從臣客卿也是足飾珠璣，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貴重。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賦以人格象征。影響所及，上層人士不論男女，都須佩帶幾件或成組列的美麗雕玉。劍，是當時的新兵器，貴族為示勇武兼用自衛，又必佩帶一把鑲金嵌玉的寶劍。腰間革帶還流行各種帶鉤，彼此爭巧。男女的帽，更引人注目，精致的用薄如蟬翼的輕紗，貴重的用黃金珠玉;形狀有的如覆杯上聳。鞋，多用小鹿皮制作，或用絲縷、細草編成;冬天皮衣極重白狐裘，價值千金。女子愛用毛皮鑲在袖口衣緣作出鋒，還有半截式露指的薄質錦繡手套，無不異常美觀。春秋戰國時期的衣著，上層人物的寬博、下層社會的窄小，已趨迥然。深衣有將身體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階層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禮服，男女通用，可能形成于春秋戰國之交。深衣把以前各自獨立的上衣、下裳合二為一，卻又保持一分為二的界線，上下不通縫、不通幅。最智巧的設計，是在兩腋下腰縫與袖縫交界處各嵌入一片矩形面料，其作用能使平面剪裁立體化，可以完美地表現人的體形，兩袖也獲得更大的展轉運肘功能。據記載，深衣有4種不同名稱:深衣、長衣、麻衣、中衣。從出土廣物看，春秋戰國時衣裳連屬的服裝較多，用處也廣，有些可以看作深衣的變式。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頒胡服令，推行胡服騎射。胡服指當時“胡人”的服飾，與中原地區寬衣博帶的服裝有較大差異，特征是衣長齊膝，腰束郭洛帶，用帶鉤，穿靴，便于騎射活動。春秋戰國時期的衣服款式空前豐富多樣，不僅表現于深衣和胡服。樂人有戴風兜帽的，舞人有長及數尺的袖子，有人還常戴鴟角或鵲尾冠，穿小袖長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這些都與多采的社會生活相關。

秦漢服飾(公元前221～公元220)這一時期的衣料較春秋戰國時期豐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發展。特別在漢代，隨著輿服制度的建立，服飾的官階等級區別也更加嚴格。秦漢服裝面料仍重錦繡。繡紋多有山云鳥獸或藤蔓植物花樣，織錦有各種復雜的幾何菱紋，以及織有文字的通幅花紋。西漢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張騫奉命兩次出使西域，開辟了中國與西方各國的陸路通道，成千上萬匹絲綢源源外運，歷魏晉隋唐，迄未中斷，史稱“絲綢之路”。于是，中華服飾文化傳往世界。自秦而漢，深衣有了一些發展和變化。從東漢社會上層來看，通裁的袍服轉入制度化。秦代服制與戰國時無大差別，保中國服飾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漢男女服裝，仍沿襲深衣形式。不論單、綿，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縫連為一體，上下依舊不通縫、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內衣，其領袖緣一并顯露在外，成為定型化套裝。下著緊口大褲，保持“褒衣大裙”風格。足下為歧頭履。腰間束帶。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漢代有了輿服制度。史書列有皇帝與群臣的禮服、朝服、常服等20余種。服飾上的等級差別已十分明顯。主要表現在:①冠服在因襲舊制的基礎上，發展成為區分等級的基本標識;②佩綬制度確立為區分官階的標識。

魏晉南北朝服飾(220～589）魏晉和南北朝時期，等級服飾有所變革，民族服飾大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有折角巾、菱角巾、紫綸巾、白綸巾等。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緋綠三色為九品之別”。這一制度此后歷代相沿雜而用之，直到元明。晉代的首服除幅巾為社會沿用之外，有官職的男子還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紗帽的稱漆紗籠冠，本是兩漢武士之制，傳之又傳，不僅用于男官員，并流傳民間且男女通用。南北朝時，北方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錯居雜處，政治、經濟、文化風習相互滲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飾也因而改易發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漸成主流，不分貴賤、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著“上儉下豐”。東晉末至齊、梁間，衣著為襦裙套裝，原始于漢代，晉代時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寬大的特色。足穿笏頭履、高齒履(一種漆畫木屐)，流行一時。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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