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中儲(廣東)糧食貿易有限公司(中儲(廣東)糧食貿易有限公司是騙子公司嗎)

品。以上海為例：1949年1—5月批發物價上漲78307倍，而銀元則上漲了112971倍，黃金60682倍，美鈔80553倍。就全國看，銀元的價格是其本身價值的2至3倍，這在舊中國的歷史上是空前的。抗戰前一兩黃金可換110枚銀元，而1949年5月只換30至40枚銀元了。

1949年各大城市解放后，由于解放戰爭正在進行，人民政府的支出大于收入，人民幣也不得不實行逐漸膨脹的辦法，1949年4月底人民幣發行總量為607億元，7月底達到2800億元，11月達到20000億元，1950年2月底達到41000億元，3月份則達到49100億元，。雖然人民幣的流通范圍不斷擴大，但通貨膨脹仍然不可避免，從1949年1月到1950年2月（3月統一財經后物價即下降），全國13個大城市批發物價指數上漲91．11倍；天津1949年2月至1950年2月，面粉、小米、小麥、20支紗、白細布五種商品價格綜合上漲103．7倍。由于人民幣幣值不穩，加上舊中國造成的人民不信任紙幣的心理，人們仍然愿意使用和保存金銀等硬通貨。同時，國民黨政府的長期惡性通貨膨脹還造成了一個龐大的金融投機勢力，即當時所謂的“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據估計，1948年僅上海一地參與金融投機活動的人數就達50余萬（主要為買賣金銀，即俗稱“黃牛”和銀元販子），北平市的街頭，也到處都是銀元販子。各大城市解放之初，眾所周知，這些金融投機勢力仍很活躍。因此，人民幣的主要對手不是國民黨發行的貨幣，而是金銀美鈔，尤其是銀元。

2、禁止金銀計價流通，嚴厲打擊銀元投機活動。

為了有效制止金融投機，使人民幣盡快驅逐金銀，占領市場，同時又不至引起人民幣過量發行，人民政府采取了禁止金銀流通和低價兌換的凍結政策。

為了制止金融投機，穩定物價，各地人民政府在頒布禁止金銀計價流通私相買賣的法令后，即組織行政力量和人民群眾嚴厲查緝金銀投機活動。 1949年3月4日，北平市軍管會查輯銀元黑市，在3天內拘捕銀元販子380人。而人民幣與銀元的最大較量則發生在江南解放以后的華東地區。早在人民解放軍渡江以前，以南京、上海、杭州為重心的華東地區已經成為銀元的天下，金元券事實上成為銀元的輔幣。江南解放以后，金元券“不打自倒”，而盤踞市場已久的銀元則成為人民幣的主要敵人。

1949年6月初，江蘇、浙江城市以上海為為中心，金融投機分子掀起銀元漲風。上海的投機分子以證券大樓為大本營，利用電話網與全市各個據點進行聯絡，報喊行情，哄抬價格，從6月1日至10日的10天內將銀元價格抬高了兩倍，從而帶動了物價的上漲。在這種情況下，根據中共中央“關于打擊銀元使人民幣占領市場陣地的指示”，上海市人民政府經過周密調查和部署，于6月10日頒布《華東區金銀管理暫行辦法》，同時立即行動，在投機分子集中活動的高峰時刻，一舉查封了證券大樓，緝獲現行投機分子1000余人，拘捕其中情節嚴重的200余人，對其他的投機據點也一并取締。在此前后，人民政府還廣泛開展宣傳教育，發動人民群眾聲討銀元投機，堅決拒用銀元，取締了街頭巷尾的銀元黑市交易。終于使人民幣完全占領了市場。隨后，南京、武漢、杭州等其他大城市也開展了打擊銀元的斗爭，并取得勝利。同年12月5日，廣州市人民政府組織了2000余人，對地下錢莊和炒賣金銀、外幣攤檔（當地稱其為“剃刀門楣”）集中的地段進行了大清查，查獲地下錢莊170家、“剃刀門楣”498個，對1016個投機分子分別給予懲處或教育釋放。

在解決取締銀元買賣和嚴禁金銀計價流通的同時，各地人民政府還采取了由人民銀行掛牌收兌金銀的辦法。由于社會上金銀較多，為了不致因兌換而大量增加市場上的人民幣，加劇通貨膨脹，人民政府實行了低價凍結政策（西南地區解放以后，由于該區銀子較多而人民政府掌握的物資不夠多，為避免沖擊市場，索性暫時不予收兌金銀），即人民銀行的兌換牌價較大幅度低于黑市價格，從而使富人不愿將手中的金銀去兌換人民幣而愿意保存起來。但是這種低價也不是低到不合理的程度，同時也考慮到兌換者的利益，隨著物價上漲，幾次調高兌換牌價。到1949年底，上海收兌銀元108萬多枚，北京收兌22萬多枚。1950年3月物價趨于穩定以后，國家適當提高了金銀兌換比價，加上人民幣幣值穩定，國家收兌的金銀數量大增。以廣東省為例，1950年一年共收兌黃金745．5萬兩（其中下半年收兌的占71．1%），銀元101．2萬枚（其中下半年收兌的占73．7%），純銀5323．6萬兩（其中下半年收兌的占98．2%）。[6]

3、促使人民幣下鄉，占領農村市場。

由于國民黨政府實行劇烈通貨膨脹政策，紙幣迅速貶值，農村的抵制辦法就是拒用紙幣，在市場交換中使用銀元等硬通貨或者實行以物易物，糧食和布匹在許多地區成為交換的一般等價物。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渡江以前，解放戰爭是先解放鄉村并包圍城市，然后再解放城市。因此，在金融和貿易方面，人民幣就先在鄉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人民幣占領市場、恢復城鄉交流，都是比較容易的。渡江以后，情況則不同了，由于我們是先占城市，后占鄉村，而城鄉均是銀元市場，鄉村非但不能幫助城市推行人民幣，而且本身人民幣的推行也十分困難。即使在北方的老解放區，由于人民幣也在貶值，鄉村中的實物交換所占比重也較大。如果說在城市解放后，人民政府是用行政手段快速有效地禁止了金銀流通，使人民幣迅速占領了市場；那么對于幅員廣大的新區農村來說，以經濟手段為主使人民幣占領并擴大市場則是最佳選擇，因為行政命令為主不僅實施成本過高，而且會導致實物交換比重的增加。經濟手段的有效實施是以人民幣幣值基本穩定為前提條件的，因此，人民政府采取的促使人民幣下鄉措施和人民幣真正深入廣大農村、占領農村市場，則是在1950年3月統一財經之后。政府促使人民幣下鄉的經濟措施主要有以下三種：一是稅收，即政府在鄉村征收的各種稅費，除公糧外，一律征收人民幣，以促使人民幣的流通；二是通過農貸和押匯（埠際押匯和進出口押匯），使人民幣深入農村；三是通過大力開展城鄉物資交流，即鼓勵工業品下鄉和大量收購農副產品，使人民幣取代銀元和實物交換，占領農村市場。經過1950至1951年的上述財政、金融、貿易三大經濟手段的促進，銀元基本退出市場，以物易物的比重也大為縮 小，人民幣終于深入到農村。據個別調查，1950年3月統一財經以前，人民幣尚未占領新解放區農村，老解放區農村的流通量也很有限；而到1952年底據人民銀行總行估算，農民持有的人民幣已達11萬億元，占當時人民幣流通總量的40．4%。[7]

4、對少數民族地區實行耐心等待、穩步前進的政策。對于少數民族地區，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則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充分照顧到少數民族的利益和習慣。

1950年，西北、西南都曾決定在少數民族地區，應照顧少數民族群眾長期形成的心理和習慣，暫準行使銀元，待條件具備后再逐步用人民幣收兌。例如同年8月西北軍政委員會制定的“管理銀元辦法”（經中財委批準）即規定：（1）甘肅大部、寧夏、青海部分地區仍應繼續堅決貫徹禁絕銀元流通的既定政策，僅甘肅拉卜楞區、寧夏阿拉善區、青海西南部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暫準銀元與人民幣同時流通，然后再逐漸以經濟為主輔助人民幣市場的擴大，俟條件成熟時（可能需要數年）再行禁止銀元。（2）在暫準銀元流通的地區，為了加強政府對銀元的統一掌握與管理，可考慮有人民銀行領導成立（吸收當地有威望人士參加）“貨幣交易所”按照當地銀元與人民幣的市價進行集中的自由交易，以解決持有人民幣或銀元者相互需要之困難。如該地區銀元缺乏，只準人民銀行有計劃以匯兌方式向該區調劑，其他公私單位都不準自由攜往。（3）暫準銀元自由流通地區的國營貿易公司及其他國營企業（郵政、交通等）和稅務機關一律禁止收受銀元，以支持人民幣流通范圍的穩步擴大；但是國營貿易公司收購土產時，視具體情況，可用銀元。（4）為了推行人民幣下鄉、組織經濟力量、削弱銀元流通的市場基礎，國營貿易公司和人民銀行必須盡力擴大業務。（5）在銀元暫準流通區與禁止區的交界地帶，應加強銀元的緝私工作。[8]

1953年初，西南暫準銀元流通的少數民族地區（不包括西藏）銀元價格下跌、幣直不穩，人民幣流通范圍開始擴大，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政府可以選擇的辦法有以下兩種：一是沿用所采取的辦法，繼續壓迫銀元價格下降，然后一次收兌或只收進不放出，肅清銀也流通；二是在目前基礎上，通過穩定人民幣與銀元的比價來穩定貨幣市場，以開展物資交流，從而使少數民族逐漸轉變喜愛硬幣心理，建立人民幣威信，在將來條件完全成熟、少數民族完全同意的情況下，才水到渠成地統一貨幣。1953年2月25日，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建議中央采取后一種辦法，3月7日中央批復同意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報告，提出：對少數民族地區的金融、貿易政策應采取穩步前進而對少數民族（包括本地商人及上層分子）有利的方針。切忌躁進，尤不可將內地辦法搬進少數民族地區實行，并要求其他混合使用銀元和人民幣的少數民族地區，亦照此報告合理調整人民幣與銀元的比價。

五、嚴禁外幣在市場上流通，加強外匯管理

如前所述，舊中國貨幣混亂、外國貨幣廣泛流通，特別是解放戰爭后期，由于國民黨政府的貨幣信用崩潰，美鈔、港幣等外幣更是成為流通領域的主要計價手段之一。美鈔主要流通于北平、天津、上海、武漢等大中城市，尤以上海為最多；港幣則主要流通于華南地區，廣東、福建等地，幾乎是港幣的天下。

針對上述情況，各地解放后，人民政府立即加強了外匯管理，制定了外匯管理辦法，禁止一切外國貨幣在中國市場上流通。同時還規定：無論中國人還是外國僑民，凡持有外國貨幣者，必須在限期內，按規定牌價到中國人民銀行或其指定機構兌成人民幣，或者作為外幣存款換取外匯存單；因公務或旅行進入中國國境者所持有的外幣和票據，必須在中國人民銀行設在邊境的兌換機構兌成人民幣或作為外幣存款；一切外匯業務，包括國際貿易結算、國際匯兌、外匯買賣，都必須由中國銀行辦理或在其監督下由指定的銀行經營。

收兌外幣的工作，大致分為兩個階段。1949年初平、津解放到建國前為第一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工作是收兌華北、華東、中南等大中城市中的外幣，以美鈔為主；1949年10月廣州解放到1950年底為第二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工作是收兌廣泛流通于華南城鄉和西南邊疆地區的外幣。

在第一階段，人民政府一方面嚴厲取締外幣黑市買賣，另一方面則采取折實存款的辦法，吸收外幣存款，由于行政手段和經濟杠桿雙管齊下，效果較好。到1949年底，天津兌入103萬美元、97萬港元、其他外幣折合120萬美元；上海則兌入758萬美元、149萬港元，吸收各種外匯、外幣存款共計1242萬美元、572港元、65萬英鎊。[9]

在第二階段，以驅逐和收兌港幣為主的禁止外幣流通工作更為艱巨。在1949年10月廣州解放至1950年2月，為了把港幣迅速逐出市場，人民政府對港幣采取了堅決肅清、排擠為主、兌換為輔的方針（因港幣數量巨大，如大量收兌將會引起物價暴漲），將港幣打入黑市，以促使其回流香港和海外。 1949年11月18日，廣州市軍管會宣布：人民幣為合法貨幣，凡完糧納稅以及一切公私款項收付、物價計算、賬務票據契約，均須以人民幣為計算及清償本位，嚴禁外幣流通使用，但是由于港幣流通普遍、深入農村，兌換尚需時日，暫準按人民銀行的牌價使用。同時，人民政府還開展了拒用外幣的宣傳教育運動。為了打擊港幣黑市，穩定金融局面，人民政府于12月4日對地下錢莊、剃刀門楣進行了大掃蕩，查獲地下錢莊170家、剃刀門楣498檔沉重打擊了港幣黑市，把港幣與人民幣的黑市比價由12月4日的1：3333元壓低到12月10日的1：1540元（同期人民銀行牌價為1：1500元）。斗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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