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中國海外安全研究所所長(中國的核武器研究成功都經歷了哪些波折？)

開放之后我們怎樣去應付那些有問題的外資金融機構？這些比較基本的金融監管方面的問題，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金融開放的長遠目標和戰略

記者：中國的金融開放政策應該堅持一個什么樣的長遠目標和戰略呢？

胡祖六：在我看來，中國應該兩條腿走路，對內來說是市場化，減少國家或者政府的控制，很多機構要更加民營化，吸引私人資本參加；對外則是開放，讓外國的投資者能夠到中國來經營金融業，經營一般的業務。這兩方面是相輔相成的。

巴曙松：短期目標就是年底如期全面開放，這里頭我們還面臨著一個全面的法律法規清理和規范的問題。我們現在的很多管理辦法與世貿協定有沖突的地方，要做一些適應性調整，比如說國民待遇，另外，一些超國民待遇要收回，現在一些外資銀行實際上是享受超國民待遇。

從長期來看，至少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要建立開放、市場導向型的金融體系，而不是管制下的金融體系、保護落后的金融體系。一個市場化、有競爭力的金融體系的基本功能是，跨時間、跨地域地進行風險資金的配置，誰的配置效率高誰就有競爭力。

只要每一個金融機構都發揮了各自的作用，使得消費者得到了更好的服務，整個金融市場的效率就能整體得到提高，這樣的路徑就是正確的。

中資銀行如何應對開放挑戰

記者：剛才談的都是一些較為宏觀的問題，從微觀來說，中資金融機構該如何應對全面開放的挑戰？

國內商業銀行應對后過渡期加速開放帶來的機遇與挑戰的關鍵，是要解決好兩個問題。第一是金融業的綜合經營要能夠盡快地有所突破。國際商業銀行已經紛紛走上綜合經營的道路，隨著外資銀行的進入，這種綜合經營模式也正在進入中國市場，中國顯然無法置身其外。因此必須在這一方面給中國的銀行業松綁，減少制度障礙，創造一種可以促進金融創新的監管機制和法律政策環境。第二是要解決好人才短缺的問題。

胡祖六：外資銀行的優勢在于它的品牌、服務和產品。中資銀行應該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品牌形象；在服務上，應該面向市場、針對客戶進行細分；并逐步調整業務機構，目前中資銀行零售業務的比例還很低，業務還非常單一。

總體上說，中國銀行對自己要有信心，不能瞧不起自己，說自己什么都不行。在競爭上，可以考慮多種策略，這就好比體育競技，中國商業銀行既可以考慮增強體質，在一些力量型項目上獲勝，也可以向小巧方面發展，比如開展跳水、體操等項目，這樣才能建立自己的比較優勢。建行已經走出國門，購買了美洲銀行的亞洲分行，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趨勢，很好的證明。

(本報實習生李千亦有貢獻)(P1180311)

■背景

入世承諾摘要

自加入時起，允許外國金融機構向所有客戶從事外匯業務，無地域限制。

人民幣業務先放開上海、深圳、天津和大連；入世一年內，開放廣州、珠海、青島、南京和武漢；兩年內，開放濟南、福州、成都和重慶；三年內，開放昆明、北京和廈門；四年內，開放汕頭、寧波、沈陽和西安；五年內取消地域限制。

入世兩年內，允許外國金融機構向中國企業提供人民幣業務。

五年內允許外資銀行具有完全的市場準入，允許開辦人民幣零售業務，在指定的地區可享受國民待遇。

實際開放進程

2001年已全面放開外匯業務2003年12月，將外資銀行人民幣業務的客戶對象擴至中資企業。已有13個城市允許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

超出承諾的開放包括：將單個外資參股中資銀行比例從15％提至20％。減少外資銀行分行營運資金的檔次和數量要求。允許外資銀行從事衍生品業務和保險公司外匯資金境外托管業務。

截止到2005年12月，人民幣業務的開放地域已擴大到25個城市，其中西安、沈陽、哈爾濱、長春、蘭州、銀川、南寧比承諾的時間表提前開放，人民幣業務對象也由外企、外國人和港澳臺同胞擴大到內資企業，已有25家外資銀行向20家中資銀行投資入股。

中國的核武器研究成功都經歷了哪些波折？

20世紀50年代初，剛剛從戰爭的廢墟中站起來的中國人民渴望和平地建設自己的家園，但極其嚴峻的形勢也擺到了年輕的共和國面前：一方面，人民政府接收的是一個舊中國遺留下來的爛攤子，科技與經濟十分落后，百廢待興；另一方面，帝國主義不甘心其侵略政策在中國的徹底失敗，除了在經濟技術上對新中國進行全面封鎖外，還在軍事上嚴重地威脅著我國的安全。1950年6月，美國發動了侵略朝鮮的戰爭，并且不顧中國政府的嚴重警告，把戰火燒到鴨綠江邊。6月27日，美國又悍然宣布派第七艦隊侵入臺灣海峽，武裝侵略中國領土臺灣。美國依仗手中的核武器，橫行霸道。有的好戰分子甚至叫囂要對中國發動核戰爭，進行核恐嚇。

在手持核武器的帝國主義面前，中國人民深深懂得，要反對核戰爭，粉碎核訛詐，保衛祖國安全，維護世界和平，中國就一定要有強大的國防，一定要有自己的核武器。但是，舊中國在原子能方面只有為數不多的科學家在專門研究機構中從事研究工作。中國的核武器研制工作的起步異常艱難。

1946年，由于物理學家嚴濟慈、錢三強的推薦，在法國國立科學研究中心的資助下，在上海中法大學鐳學研究所工作的放射化學家楊承宗，進入了著名的法國巴黎大學鐳學研究所，師從約里奧·居里夫人深造放射化學。解放初期，周恩來號召國外留學生回國參加祖國建設。楊承宗正好完成學業，兩次拍電報給先期回國的物理學家錢三強，要求回國，報效生他養他的祖國，實現自己崇高的理想。臨行前，約里奧·居里先生對他說：“你回去告訴毛澤東，你們要反對原子彈，就必須有自己的原子彈。原子彈也并不是那么可怕，原子彈的基本原理也不是美國人發明的。”約里奧·居里的話語不多，但充滿了鼓舞的力量。他相信自己的學生，也相信中國可以而且一定會制造出原子彈。約里奧·居里夫人還將親手制作的10克含微量鐳鹽的標準源送給楊承宗，在核研究方面給予中國具體的幫助。

1955年初，中國發展原子能事業的決策工作開始了。周恩來約見錢三強、李四光和劉杰等人，詳細詢問了中國核科學的研究人員和設備、資源等情況，還向他們了解發展核能技術所需要的條件等。

政治局經過討論，通過了原子能發展計劃，代號為“02”。

1949年11月1日，南京中央研究院與北平研究院合并，成立了中國科學院，中國政府邀請海內外華人科學家幫助創建現代化的科研機構。科學院以外的一些學術團體，如中國物理學會，也積極參加研究工作。該學會約有570名成員，其中包括10名積極從事核科技研究的科學家，他們是錢三強、王淦昌、彭桓武、何澤慧、趙忠堯、鄧稼先、朱洪元、楊澄中、楊承宗、戴傳曾。在以后的幾年里，一些在國外學習、工作的科學家，如張文裕、汪德昭、王承書、李整武、謝家麟等也陸續回到祖國；還有原來分散在各高校工作的朱光亞、胡濟民、虞福春、盧鶴紱、吳征鎧、周光召等都被組織起來了。

1950年上半年，中國科學院重新組建其下屬的各研究所，新成立了一些，研究機構，近代物理研究所就是其中之一，吳有訓、錢三強分別擔任該研究所的所長和副所長。6月，這些學術帶頭人決定重點開展原子核研究。中國政府也要求外交部有選擇地邀請一些外國專家訪問中國，幫助中國進行建設，其中包括科學技術現代化建設。在以后的幾年里，核物理研究繼續被列為國家的研究重點，并支持近代物理研究所從事這一領域的研究工作。同時，加速培養這方面的專門人才，逐步形成一支比較強大的骨干隊伍。

同年，經周恩來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多次談判，蘇聯政府正式通知中國政府，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提供一座7000千瓦的重水型實驗反應堆和直徑為12米的回旋買粉絲，并接受科學技術人員去蘇聯實習。

1956年4月，周恩來對當時擔任軍委總干部部第一副部長的宋任窮說，要從軍隊里調一個中央委員出來加強地質戰線。宋任窮思考了兩天，毛遂自薦，對周恩來說：“就把我調出來吧。”周恩來在1956年7月向中央作的《關于原子能建設問題》的報告中，提出成立“原子能事業部”的建議。毛澤東同意周恩來的意見。1956年11月，國務院正式提交一屆人大常委會議通過，決定成立第三機械工業部(1958年2月改為第二機械工業部)，任命宋任窮為部長，副部長是劉杰、劉偉、雷榮天、錢三強，后來又增加了袁成隆。

從此之后，中國的原子能發展事業正式踏上了征途。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由于中蘇關系破裂，中國“大躍進”政策失誤和國內自然災害的影響，國民經濟進入嚴重困難時期，尖端武器的研制該“下馬”還是“上馬”的議論越來越多，越來越公開化。有人認為，國家處于特別困難的時期，肚子都填不飽，就不要花那么多錢去搞一時看不見摸不著的尖端武器了，原子彈、導彈的研制工作應該停止。有人認為，原子彈、導彈應該搞，但是國家現在太困準，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應該放慢速度。

陳毅說：“即使當了褲子，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

中央專委在周恩來主持下，3年內召開9次會議，卓有成效地組織了原子彈、導彈研制工作中的協作攻關等問題。

為了給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起一個代號，物理學家朱光亞提議并經核武器研究所所長李覺同意，把蘇聯來信拒絕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的日期——1959年6月，作為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代號，即“596”。

中國研制核武器勝利在望，少數大國為了保持核壟斷的地位，不愿看到中國擁有核武器，想方設法進行阻撓和破壞。

在美、英、蘇三國聯合遏制中國進行核試驗的大背景下，中國的科技專家們努力工作，發憤圖強，在核武器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到1964年夏天，我國終于全面突破了原子彈技術難關，取得了原子彈研制方面的巨大成就。

可疑的設施是一個能夠在兩個月內投入使用的核試驗基地。”根據這一情報，美國國務卿臘斯克發表了一個特別聲明：“中國將在最近進行一次核爆炸試驗。”美國的情報雖然準確，但它是無法阻擋住中國進行核試驗的步伐的。

1964年8月初，中國第一顆原子彈開始總裝。

9月1日，核試驗預演結束。當時傳來消息，國外可能有人正在策劃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破壞，以阻止中國掌握核武器。這樣，何時爆炸中國第一顆原子彈，便更加緊迫地提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專委會的議事日程上來。為此，周恩來于16、17日兩天主持召開中央專委會第九次會議，聽取張愛萍、劉西堯關于原子彈預演情況的匯報，綜合分析國際形勢，慎重研究正式試驗的時機。周恩來綜合大家意見，提出兩個方案：一是早試，將在本月下旬下決心；一是晚試，先抓三線研制基地的建設，選擇機會再試。他說：“我們要設想一下原子彈炸響后的情況，再決定爆炸試驗的時間，國慶前下決心。”周恩來本人傾向于早試。無論早試還是晚試，準備工作不能有絲毫松懈。至于核試驗的具體時間，待報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澤東做最后決定。

9月21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請示爆炸的時間。當晚，毛澤東在信上批示：“已閱，擬即辦。”

9月22日，周恩來在毛澤東、劉少奇等參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匯報了首次核試驗的準備工作和中央專委會的試驗方案。會議做出了早試的明確決定。

9月23日，周恩來召集賀龍、陳毅、張愛萍、劉杰、劉西堯等開會，傳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決定。他興奮地向大家說：我向毛主席和少奇等同志作了匯報，他們同意第一方案。原子彈的確是嚇人的，主席更大的戰略想法是，既然是嚇人的，就早響。這樣，任務更重了，不是更輕了。試驗的時間看來需在20天以后了。10月有4次好天氣，中旬可能趕上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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